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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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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房宁一篇在中国左翼思想界具有强烈冲击的论文《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在“中国与世界”网站上首次全文发表，也使他成为中国新一代社会主义学人中的领军人物。
房宁在这篇文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沉痛教训中，论述了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崭新思想，也提出一条被海内外不少左翼思想家认为是值得探索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这是房宁第一次十分集中地专门阐述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其中处处透露着他的痛苦反思。他的和谐社会主义观念对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注解。
房宁指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按照当时的理解，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房宁看来，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因此他提出不应把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某些优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他的这种挑战成见的眼光和勇气受到了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赞赏。
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是房宁重点论述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他显然借助了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人的需要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看出，房宁认可的社会主义更本质的意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这“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他认为，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房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和“左”字号的思想特征，在学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房宁的这个“方子”的本质与各种宗教相似，不含多少科学的成分，救不了社会主义。
对房宁的理论争议最多的是他在“和谐社会主义”中流露的消极的经济观。持异见者质问道：既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超过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便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改变人的需要！每人每月发30斤粮票足矣，穿灰布衣裳也尽可满足蔽体保暖的“自然需要”。
面对各种争议，房宁在一次与网友的交谈中表露了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支配下的某种社会运动，还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广泛兴起，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思考恰恰是在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样式。”
争论是正常的，房宁似乎很喜欢各种善意的批评、讨论。这是他做人和治学的一贯立场和风度。回首20多年来，房宁哪一篇重头文章没有引起过争议？但有谁像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批评和误解？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使他的许多论敌后来成了他的朋友。
由于“和谐论”在网上引起反响，许多媒体找到房宁要求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1998年此文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为题摘录了部分章节在《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旋即被《新华文摘》《东方》等多家杂志转载。“和谐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部门都把该文作为重点研究的资料，此文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家中几乎无人不晓。
还有论者这样说：房宁提出的“和谐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剔除了西方霸权语系的影响，再次展示了人类另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把握，尽管“和谐论”不提“赶超”，但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促进解放作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的。
一厢情愿的“和平与发展”， “新帝国主义”允许吗？
2003年，房宁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出版，再次引起关注。
这是伊拉克战争后，房宁对世界的又一次深刻反思。他断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房宁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概念可追溯到1995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和1999年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再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他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成三段式：殖民主义时代，表现为直接统治，超经济的掠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旧殖民主义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殖民主义产生，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但随着“发展的陷阱”使全球化出现障碍，西方国家不得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越发直接的控制和干涉，其手段日益向殖民主义时代复归，房宁把它称为“后殖民主义”或“再殖民化”。
在房宁看来，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将不再满足于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第三世界经济，进行价值转移。西方将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部分或全面接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直接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房宁所称的这种“后殖民主义”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新帝国主义”。
房宁分析了老帝国和新帝国的异同。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如扩张领土及势力范围、强大军队、尚武精神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如军力的量和质的方面，侵略野心的膨胀程度，战争借口的不同等等。因此他把“新帝国”归纳为5大特质：超强的军力，强权政治，文化帝国主义，恐怖加民主的帝国意识，先发制人的战术手段等。
著名战略家张文木对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房宁的“最重要判断”“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若干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就像房宁所描述的：“20世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又给人类一种历史进步的印象。人们以为世界、历史彻底改变了，全球化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结为一体。”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让人们警醒：“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要结束了。”
中国如何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是房宁着重解答的问题。他认为，鉴于时代的变化，鉴于美国的战略，鉴于美国的行动态势，我们应该对时代、对战略、对经济与国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
房宁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鉴于这样的情况，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国政策中经济优先的思路使房宁感到担扰。按照那样的思路，似乎“经济建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他承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发展经济再搞国防，但中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实力，但假如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房宁注意到，美国的战略与此正好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军事实力。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向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的眼中只有实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更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军事实力。房宁还看到，美国如果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的话，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平等对话。他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民族振兴的力量，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的和平主义。这些似乎证明了“有容乃大”是可以胜过武力的。房宁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对中国十分危险。当中庸文明与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关键的是西方政客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时，你仍然死抱着有容乃大的思想，那不是智慧，而是迂腐。“拿枪指着敌人的额头，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
房宁对时有露头的“绥靖主义”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尽管绥靖主义从历史上看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绥靖主义表面的历史现象所牵动。关键要搞清楚绥靖主义背后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绥靖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当对手对你的企图无限时，无论怎么妥协都不行。
房宁认为，不应鼓吹和宣扬武力，但却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花钱在国防就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损失。”
我们可以把《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看作房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次集中阐述，又一次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样把鲜活的民族主义思想具象化了。战略专家张文木称，读《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使人有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感觉，进而感到，看到危险逼进却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人心碎！他认为，该书对那些沉浸在新的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的人敲响了警钟。
曾经有人给身处体制之内的具有官方学者身份的房宁出了一个难题：“您是怎么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房宁当时笑答：“我觉得‘左’和‘右’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说给圈外人听的，戴上这样的标签，别人容易了解，否则不好定位。而我作为圈内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不会先给自己定位，然后再让自己的言行、理论都与之相符。我是从实际出发，面对具体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的，并不在乎‘左’‘右’。”
这样的回答可以把房宁理解为一个执著于思考和探索的人。事实上房宁从没有把民族主义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在努力探寻其具体的内容。他曾说，一旦民族主义变成了一堆教条，被编成“四言八句”，写到教科书里，民族主义大概也就到了晚期，快变成化石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再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对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中华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揭示了出来，那就是全球化自身运动的规律。
房宁或许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第一辑房 宁 （8）
附录
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房 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要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夫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旦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像，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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