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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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
烟雨蒙蒙的梦幻
（18岁…20岁）


成年意味着放弃童年最可爱的夸大妄想的梦，意味着懂得了这些梦不会实现。成年意味着掌握智慧和技巧，从而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我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个现实，包括减少了的权利、有限制的自由、与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完美的联系。

J。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


A·阿德勒恐怕是搞错了什么，这位世纪初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家，在他那部思想熟透了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中，谦逊地说，他无法给青春期订下严谨的起始界限。他认为，青春期大致是起于十四岁，也有可能是从十二岁开始，最终在二十岁结束。
但今天，我们认为，青春期（也称〃青春发育中期〃，即〃少年时代〃）是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完成的。此前一段时间叫作〃青春发育初期〃，包纳在人的童年之中，它仅仅反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此后直到二十四岁，是〃青年期〃，也就是肌肉、骨骼、心血管系统的发育完成阶段。看来，认为青春期的性发育一直要拖到二十岁才结束，可能是时代差距所致，也可能是阿德勒博士真的错了。
不过，认为青年期可以在二十四岁之前完结，也够戗能站得住脚。特别是在中国，尽管二十四岁的人已经完成了身体成熟，但心理的完善尚在缓慢进程中。他们对生活和爱情、处境和事业、人际关系和自身的认识，还都停滞在书本知识上，没有深刻的实际体验。可以说，中国人的心智完善，一直要推迟到二十八岁才能初步完成。
不过，阿德勒说，青春期是一个无法使人格发生整体改变的〃危险期〃，这个观点与众不同，但却完全能够站得住脚。按照他对青春期的划法，十八岁到二十岁仍在青春期内，因此仍然符合这个结论。而按本书的分法，十八岁至二十岁已是十年青春的第一个阶段，但对这段时间，我十分愿意挪用阿德勒关于〃青春期里有惊无险〃的观点来描述它。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在这段岁月中有着真正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它不过是十六岁的延伸。十六岁有什么，十八岁就有什么样的影子。这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生长还是智力发展，都远远没能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留一下的地点。而变化只是斜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中原有的困惑不安、冲动的激情、愤怒、被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都不因哪一天的到来而突然改变方向，骤然倍增或是锐减。
因此，十八岁只是文化心理上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走上社会，我们就可以在生日那天和父亲一起喝酒。这一天，我们第一次被容忍在家里公开吸烟。而乡村的十八岁，意义更加重大。从这天起，我们已被绝对地认可，可以寻求占有一位女人。我们下田劳动，并在每一次婚丧仪式中，享有成年人的一席之地。中学生的十八岁，在喜悦的节日气氛中度过，随后便被迫在眉睫的高考情绪淹没了。大学生的十八岁生日，不是吹蜡烛，切蛋糕，而是靠着远方父母汇来的紧巴巴的一点钱，喝得大伙酩酊大醉，胡说八道，最后纷纷栽倒。醒来时，除了头脑发涨，胃里火烧火潦，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变，太阳照常升起。
从法制角度看，一九八零年的《婚姻法》把男女婚龄统统推迟到二十岁以后，所以和十六岁比起来，十八岁便并无新事可言。从心理状态上看，十六岁曾有过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只是在十八岁时有所加深，变得显而易见，至于行为上的矛盾化和极端化也只是因为生活领地的变宽而显得格外刺眼。我们通过逐步拓展自己的责任范围，长大成人，但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成长，一点一点地对周围的事务负起责任。此时，我们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矛盾化、极端化相互渗透，或者成为阻碍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或者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内在推动力

恐慌感仍在延续

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对青春期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记忆犹存。当初潮和第一次梦精出现时，由于没有预先的知识，我们都曾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我们在失去一个十二年来为自己所熟知的身体，开始陌生的转变。
一九九三年，我在协助《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台进行生活咨询时，获得了大量的相关经验。一位小伙子说，他在十二岁时进入了变声期，但在最初的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十分讨厌听到自己发出这种陌生的声音。他变得沉默寡言，或用小嗓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时常遭到其他尚未变声的同学们的取笑。到了十三岁，一见到自己日渐其长的小腿，他便感到莫名的惆怅。他依然愿意过从前那种熟悉的生活，作母亲的小儿子，因此这么早便与父亲变得一样，简直令他害怕。另一位女孩子接受不了让别人看到自己有阴毛，每次去公共浴室之前，她都要花很长时间把它剪光。初潮第二天，母亲才告诉她，女人都是如此。至今，她仍为几十年里不得不忍受经期的不断骚扰而感到不公平，认为作女人简直太麻烦了。
青春期的少年身高猛增，手脚加大。由于心理依旧孱弱而身躯快速发育，这种极度的失调反映在行动中便会笨手笨脚。那时，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身体的平衡协调和灵敏度。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讥笑和呵斥，我们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差，变得更加手忙脚乱。我们在白天作着未来的好梦，却夜夜在惊雷中发抖，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一事无成。我们读不进去书，终日作着粗鄙的性尝试的幻想。对异性，我们总是渴望见到，但见到后又忸怩不安，不知所措。如果必须回答问话，还会感到舌头发硬，面红耳赤。为此，我们感到无比绝望，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也许是渐渐习惯了，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这些恐慌仿佛消失了。与其为变化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听其自便。此时，我们已凭着猜测，完全弄懂了童年时代萦绕在我们脑际的疑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让我们对生育的高尚性，产生了怀疑。我们开始用观察的眼睛，环顾四周，变得愤愤不平。
到了十八岁，当我们走向车间和麦田，当我们在高校图书馆里浏览报纸，恐慌感再次涌上心头。我们还不强大，社会又不公正。我们为〃明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时，我们必须充当主角，对人生道路作出第一次重大抉择。
但我们只有四条大道可选
第一：上大学，为更远的未来铺平道路。如果不谈目前正在酝酿的人事制度改革，我们可以在毕业后终生享有〃国家干部〃的资格。只要不辞职，人事关系永远在人事局。即使辞职，关系可以转到人才交流中心，由此保留干部资格，延续工龄。从人生的创造性、仕途中的评职称和晋升、调动工作的便利程度和谋求更高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上大学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且社会地位最高。
第二：不再深造，立即就业。由于国有机构面临巨变，铁饭碗被事实砸烂，因此非把人事关系弄到劳动局的人，日渐其少。许多人把档案存放在劳动交流中心或职业介绍所，然后去各种新兴企业应聘，成为打工者。尽管打工的日子朝不保夕，但好在这个领域流动性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找到一席之地。此时，如果我们的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了家宅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那我们的头衔将是〃无业人员〃，即失业者的代名词，而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几乎和农民一样倒霉。不过，几乎所有没有大学文凭的私营企业家、合同制工人、临时工、跑到海外去扒分的人，都是〃无业人员〃。换句话说是，这个年月，当无业人员并不可怕。
第三：考不上大学，选择自费攻读。目前，中国尚有一些机构提供一部分公费医疗，更多的新企业为员工们投下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险，因此可先行就业，解决衣食之忧，而后再在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自修大学的文凭，作到糊口和学习两不误。
第四：自己掏钱，或签劳务合同，去海外谋生。
总之，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一致认为，在整个一生中，此次的大方向抉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规定一个人的一生浮沉。一方面，中国社会并不浪漫，因此道路的选择，就像是单行线，一经踏上，难以调头他往，甚至一朝出生就已无可选择，数千万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作着最辛苦的工作，但即使挣到了钱，依旧改变不了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的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般的推测，如此确定下来的方向选择，不可不说是草率。或许，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了选择失误，但却无从改变它。我们因此初尝了事业黯然无光的苦痛，并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人来说，这种惊恐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走上了较为理想的道路，我们也会马上发现，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了人民住宅、长官楼、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有一天，我们邂逅一位昔日同窗。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但她的老爸颇具活动能力，竟在一个挣了钱便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为她谋下一职。现在，她花枝招展，眼光里流露的不光是自信，简直是对我们的同情。望着她扭搭扭搭地走远，除了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剩下的便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竟还是过了时的细跟儿皮鞋。
假如我们是司机，十九岁，却已跑下八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劳动，一年时间中，把固定薪水、公里数奖金、帮忙礼金、黑车收入加起来，已超过五万元。但有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的外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早听人说起，两年前他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现在，他领着我们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看他躺在卧推长椅上，一下一下地推举着210斤的重量。他的胸臂肌肉线条分明，优美地隆起，而我们却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说他一星期后就要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未来的他，将用一个半月时间，挣够我们两年里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我们一心赚钱，却忽略了其他。
假使我们边学边作，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但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暖的家，我们却骑着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我们清楚地知道，与一心挣钱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八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我们都是些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开始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看不起工人的无知，又指摘学生们缺乏生活经验。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了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仅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已越来越难以提升自己。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但这时的恐慌，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十六岁时那样容易被忽略掉。它隐约可见，而且持久地延续着，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向往美好生活。此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们的忧愁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开的性格，几乎把我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冷与热、光明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阴阳男女，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殊不知，在科学领域里，它们根本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变异。不是吗？在若隐若现的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督促着我们，要我们朝更高的目标奔跑。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