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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处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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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颢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为何受到人们的推崇？我觉得，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容易事，它非经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一起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反对搞“一言堂”。
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文化、知识方面，有惊人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冲突对立，许多人遭到惨死。其实任何人都祈望能和睦相处，互相协助，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争斗都是不对的，却仍不惜互相残杀、互相仇视。
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没有养成明确的人类观。人类实际应有的状态都被遗忘，才会发生互相屠杀的惨剧。中庸之道之所以被先哲们提倡，因为人性有容易偏离正轨、过犹不及的倾向。儒家灌输给大家的观念，都是以家、社会、国家的大义为重，自己的事才是次要的。有些人刚好相反，都是要先考虑自己的事。儒家之所以教人无视个人，可能是为了要有效活用个人的价值，才会更爱国家、爱社会、爱家庭。由此演变到牺牲个人，才是美德。这种看法或许有点极端，但若是只爱自己，别的事我就不管，也是一种偏差。
既然自己那么尊贵，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保持美好的环境，不然，就等于没有爱自己。以此为出发点，才会产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公司、爱大家的社会精神来。所以，自爱的精神，是与爱公司、爱国家的精神相通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偏颇。保持这种精神方面的平衡，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不是要伤害，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我们对此要多加深思，要好好地把握人的本性，不为拘泥不为偏执，寻求适度、适当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中庸之道的真谛。所以，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两者相加除以二的办法，而是以人性为主体，一面正确追求事物的本质，一面寻求前进的方法。
今日社会上许多事情，都有偏向一方的倾向，所以，一提中庸之道，便有模棱两可之感，其实，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平衡智慧、中正之道，我们应给予更高的评价才是。这样，社会国家就会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智者都会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体两面，偏废其一，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
不要随便轻视别人的价值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
“异”就是特别的，“端”就是另外一头。“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有种人为人处世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经常冒出伤害他人的怪异的思想。
异端邪说不容于正，它蛊惑人心，只有对它进行批判，使它不能滋生蔓延，自然就不会成为祸害。
然而，得分清什么是异端邪说，整齐划一的观念也是有害的，失之中庸的。在古代社会中，从事与统治者思想格格不入的学术研究，往往遭殃。但是历史证明，从事于异端研究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能独立思考、最有独立见解的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多当时认为是“异端邪说”的，后来经过检验，恰恰原是合乎科学的精粹之说。伽利略、哥白尼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终于被昭雪。
儒家的教育主要是礼教，不赞成在尧舜之道以外去寻找学问，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他提出“异端”的概念，用以与仁礼之道相区别，认为钻研异端邪说，必有祸害。由此可知，孔子虽然主张文化包容，但不等于无所不包，他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把礼教作为惟一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其他的学说，便有可能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反中庸的，也不利于为人处世。不轻视别人存在的价值，或者“我反对他的观点，但我不反对他本人”，才是一种积极的处世。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３日夜，美国大选揭晓。当选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部前他的支持者们的聚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先是言辞恳切地感谢昨天还在互相唇枪舌剑、猛烈攻击的主要政敌现任总统布什，感谢布什从一名战士到一位总统期间为美国做出的出色服务，并呼吁布什和另一位对手佩罗及其支持者与他团结合作，在他未来４年，在全面振兴美国的大变革中继续忠诚地服务于祖国。
而远在异地的布什则打电话祝贺克林顿成功地完成了一“强有力的竞选”，他还调侃地告诫克林顿：“白宫是个累人的地方。”并保证他本人和白宫各级人士将全力以赴地与克林顿的班子合作，顺利完成交接工作。
人们在一起共事时，方法不同，观点不同，但只要采取合作态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是最容易产生感情认同的。特别是在困难环境中，彼此相依为命、共度难关、情谊深厚，可能终生难忘，交情将更为牢固。
表现出很有志向的样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
士人立志于仁义之道，却对粗糙的衣食引以为耻，就无价值和他谈论了。也就是说既然“志于道”，而仍然在乎吃穿，就难免成为假道学了。但是，做到了超越富贵的诱惑，甘守清贫，对于“志于道”的人来说是应该做到的，不值得自以为了不起。
春秋时代，研究儒家学说致力于品质修养的人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有些读书人就会不安起来。所以，孔子认为，鄙视穷困生活的人，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志向，这种人只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生活的吃穿等琐事。因此，根本就不必与他们去谈什么道的问题。
富贵功名是人们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社会有一定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竞争必须有一定的游戏规则。按照正确的规则得到了富贵功名，那就心安理得地承当；如果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利用歪门邪道得之，那就不应该接受。
同样，贫穷卑贱是人们不想得到的东西，但摆脱贫贱也有一定的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摆脱的就是正道，否则就是歪门邪道，就不符合全社会的公平原则，真正的君子就不会加以摆脱。
表现于“志于道”的样子，是有利于个人处世的。一个外国作家曾在书中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个同事。这位同事读书时就很有抱负，常对人说：“我今后一定要成为国会的议员。”然而这位同事一直没有实现当议员的梦想。可是在当时，他“志于道”的样子，使许多同事都说“这家伙是个有远见，很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公司方面也对他产生了“能有这种志气的人在我们公司服务，真是难得”的评价。因此，他很快就升为部门主管，并在不久后被提升为公司经理。
让别人钦佩自己的方法很多，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感到你比其他人更有发展前途。为了表现你的发展潜力，就有必要对将来编织一幅美丽、宏伟的蓝图，纵使这幅蓝图完全不可能实现，却能给人很好的印象。比如，你可对你的同事、朋友说，“我将来要独立创业，而且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将这样的话重复数次。这样，连那些原本不太相信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切不可小瞧了他，这家伙很有可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有一个将来的总裁做朋友，他也会有沾光的心理，同时也能给自己贴金，可谓一举两得。
又如谈恋爱，当你想要说服女友时，你不妨表现是个有品味的人，尽量不谈钱，而谈论对未来的设想。前途实际上就是“钱途”，女友感到你将来会有出息，内心不由得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交到了理想的男朋友，甚至想助一臂之力。
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是受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就无法和他谈学问、谈前途。
既然“志于道”，又谈享受，是矛盾的，所以“志于道”要有一种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孔子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确实如此，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
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处世上，不浮躁的人，不见异思迁的人，可能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７天，但仍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６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６个底孔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１００多天。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有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９６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１０１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他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马寅初在快到８０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菜根谭》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审视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与人交往做到不过分大方张扬与小气吝啬。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马皇后一听，连忙说：“皇上圣明。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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