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设计在童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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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巨大的主会场，会议厅中央有4张大长桌摆成长方形。桌子的一头坐着秘书长、主席和大会报告起草人，他们都是在上届比赛之后的选举中赢得这些席位的学生。　
30分钟以后，大约3点钟，核心会议开始了。这时每个代表要各自去要求其他代表联署你的提案。一旦一个代表在你的提案上签了名，你的提案进入辩论时他就有责任提出支持意见，在投票时也必须投赞成票。每个提案规定要有至少5个国家代表联署，方能进入辩论程序。在这个阶段里，大家能互相了解其他人的提案内容。当有人来找我支持他们的提案时，我总是很认真地读一下提案，看看是不是应该赞成。然而，我看不少提案不是写得不好就是没多大意思，我不得不拒绝了不少人的要求。很不幸，这让我变得不太受欢迎，也引起了别人的怨恨，这也是不得已的。所以，当我要求他们支持我的提案时，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不”，时间快到了，我才勉强凑够了5个签名。　
4点钟，代表们都坐了下来，全体大会开始。秘书长致开幕词，接下来的议程包括投票决定议题顺序、增补或删减会议日程，并听取“各国”首席代表的发言。　　　
模拟美洲国家组织比赛（2）　　　
6点整，我们开始了第一个议程。每个提案都人手一份地发到代表手里。我看了看，大约有３０多份提案。我的提案被排定在第十二个，这个位置很好。我们确定了议程顺序，每个提案发言之后，允许有３个赞同发言和３个反对发言。每个发言限时两分钟，讲两个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都是严格按照真正的ＯＡＳ的程序进行的。在会议进行时，要求发言只能举牌，会议主席点到后才可以发言。　
在桌子的一头，多米尼加代表已经站起来发言，我快速地记录他发言的要点，并且一边快速思考，尽力挖掘可以提出质疑的问题。他谈的是设立一个美洲国家战胜贫穷与歧视的项目。很快，我就看到该提案的弱点。首先，他没有提到这些国家的生活标准，所以不应该接着讨论它们的贫困水平。他似乎把多米尼加假定成像美国一样，他说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丰衣足食，所以他们该做的是订立一个生活标准，人民就按这个标准去追求目标。我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贫困线上的人通常不奢望过上高标准的日子，如果仅仅只是政府颁布法令，让人们生活在这种条件下，而没有政府在财政上的帮助是办不到的。　
当问到有没有人提问题时，两个代表举牌要求发言。大多问题是要澄清提案中他们没有搞清楚的部分，也可以问一些对提案表示有疑问的问题，或者是故意让那个代表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些发言是即席的，代表要在其他代表问完问题后立即回答解释。这也让裁判有机会看到代表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清楚、机智地演讲。我举牌要求发表“反对发言”。很幸运没等多久，就轮到我发言了。会场上，我发现多数代表都闪烁着犹疑不定的眼神。我意识到，绝大部分代表在第一天不太敢发言，因为被大场面震住了。因此，我决定第一天尽量多发言，给裁判留下好印象。　
下一个是牙买加代表的有关美洲国家之间文化交流项目的提案。这个提案是要设立一个文化交流项目，让各国大学的代表参加学者交流以了解各国文化。我是少数举牌作“反对发言”的。我想出一个巧妙的计划：通常，大部分人想作赞同发言，因为赞同发言只不过是重复第一个发言人的观点，然而反对发言就比较难，因为无论怎样，你总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一个新观点，去驳倒别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言中的漏洞。我当即决定，要做一个精明的魔王杀手。　
轮到我时，我站起来用有点发抖的声音开始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发言，确实有点害怕。但当我渐渐自信时，语气很快就坚定起来。　
我说：“智利代表高兴地听到牙买加代表起草得很好的提案，然而，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这是我所学到的常用的外交辞令。接着我提到，第一点，提案中所提的自愿基金条款没有讲清楚，定义不明确。我自然有疑问，如何获得足够的自愿基金来做这个项目。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提案没有解释这个项目的目的、功能以及用什么方法建立这个文化。一个好的提案应该解释清楚方方面面的what；　how；　why　（　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为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个提案所关注的是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只代表着国家里的少数人，这些人并不能代表这些国家的整体文化。相反的，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也只能表达同样的思想，那就是教育的文化。如果OAS真正想建立一种交流文化项目，那就应该让各种类型的人参与，白领和蓝领阶层的都参与。因此，我提议与会者对这个提案投反对票。几分钟后表决时，这个提案就被否决了。　
到主席宣布休会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才感到非常饿，头晕眼花。合上了我的笔记本离席，放松一下，又该准备第二天的比赛了。　
第二天，我的第一个发言是反对巴拉圭代表的发言。他们的提案是要建造更多的学校以提高孩子的教育质量，还要通过密集的背景调查挑选合格又愿意教学的成人教育孩子，同时也通过自愿基金和美洲国家银行提供资金。我虽然同意提高教育质量这个观点，但不同意他们的方法。我不相信通过普查和密集调查可以确保教师的质量。优秀教师需要很多从文件材料上无法表达的品质特性。而最重要的是，教育质量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多建学校就可以提高的，质量和数量不是一定并存的。　
这天上午我作了一次又一次发言，虽然每次演讲时还是有点紧张，但经验积累起来以后，发言越来越流畅了，记起笔记也越来越顺手。我在别人4分钟的发言里就可以草草记下整整1页笔记。有了笔记，我可以好好地斟酌，权衡要不要举牌发言。有时如果觉得我的观点并不十分重要或者作为一个演讲太长了的话，我就不发言。如果发言太多，今后发言的机会就会减少，所以在决定是否发言之前是需要好好衡量的。　　　
模拟美洲国家组织比赛（3）　　　
午饭以后，我被安排第一个作提案发言。因为这个讲稿是在到这里之前就写好了的，所以我一点也不紧张，不慌不忙地就开始了我的演讲。　
“露莎，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又并不完全是。因为每天晚上，她总是被恐惧所折磨。她丈夫每天晚上按时回家，但是，这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好丈夫，而是一个凶恶的猛兽。　
“今天在这里，智利代表提出的这个提案是为了倡议召开‘美洲国家防止、惩罚及根除对妇女施行暴力大会’，会议定名为Convention　of　Belém　do　Pará（　西班牙文　）。美洲国家组织由许多小的专门的委员会组成，其中的一个组织叫美洲国际妇女委员会（　CIM　）。CIM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促进男女平等的地位。1986年CIM发起一个对妇女施行暴力的专门研究并且通过了一个成为‘特别关注地区’的法案。CIM是为了保护这些被暴力打击的妇女。今天，本代表在这里是为了提出更多的方案以促进这个项目，以阻止、处罚与根除对妇女施行暴力。要重视对妇女施行暴力的严重性，并强调如何解决。所有美洲国家必须颁布有效的法令以根除这些暴力行为，建设有效的公众法律服务机构，帮助妇女保护自己的权益，加强医疗设施和资源为受害的妇女服务，支持媒体造势，以提升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们提案计划通过世界银行和美洲国际妇女委员会为这个项目拨款。　
“综上所述，请诸位代表投票赞成这个提案。有了你们的投票，像露莎那样的妇女就不会处于恐惧中了。”　
我在演讲开始时用了一个小故事吸引听众。根据我以往的比赛经验，知道像在OAS这样的场合，一个枯燥的发言会让人感到厌烦。因此，加上一点小小的开篇使得它更能打动听众的心。我的提案明快清晰，主席问有没有人反对时，只有1位代表美国的人举起手。终于，提案轻轻松松地通过。我却觉得大大失落。因为我希望我的提案能够引起长长的辩论，而我也准备好了迎接很难的提问，好在裁判面前表现表现。不幸，我甚至连个机会都没有。　
老爸感言：　
女儿外出两天比赛，又是半夜才悄悄潜回，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神情告诉我，第一次参加得州比赛，居然得了全州比赛总分第一，获得得州首席代表的称号。两个月后，她将与其他9名优胜者一起，组成得州代表团，到首都华盛顿参加全国比赛。　
第一次参加得州比赛，就得第一，简直把我惊呆了，这也来得太容易了吧。　
女儿看出来，我对她“成就”的含金量有怀疑，从书包里抽出一本笔记本告诉我，这几十页笔记，是她在两天的比赛里记下的。每个代表每次4分钟的发言她都要记下满满一页，她根据记录，经全面平衡、斟酌后，专挑别人毛病，做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缺德”事，为自己大肆“加分”。　
在没有教练、没人指导的情况下，从选择议题到写出专业标准的提案，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靠自己找材料，自己琢磨，临场发挥，居然一举成功。她靠的是什么？是从小培养的自学能力，对学校功课以外的社会现象、政治状况的观察和思考，努力吸取课外知识。此外，也许还在于她学了多年西班牙语，阅读了一定的西班牙文学原著，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情、政治、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拉丁文化比较了解，以至她对各种议题能够有的放矢，提出的见解比较贴近当时的社会实际，让裁判觉得感情亲切，论点有力，对她取胜有很大的帮助。　
一种语言代表一种文化、一种思维。多学一门语言就多掌握一种思维方式。有一分播种，必有一分收获。外语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据说，有几位裁判就是真正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官员，他们是OAS派来帮助大会的组织者当裁判的，是为了使这个比赛能够以OAS的正式议程和标准来进行。尤其让女儿高兴的是，比赛结束后，有位OAS的官员特地找了她，向她要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并对她说，今后如果其他赛区比赛需要的话，她想邀请女儿去当裁判。虽然我告诉她，这种事可千万别当真，她还是为此特别兴奋，受到很大的鼓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表扬鼓励鼓舞鞭策的呀！我很感激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获得成绩以后给她予鼓励、表扬的各种各样的人。这么多年来，她就是在我以及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的表扬声里哄着长大的。正是这些鼓励，激励着她不断努力，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可不，两个月以后，女儿从华盛顿回来，再传捷报：她与队友们一起夺得了全美比赛第二名。　
确实，收获的季节到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播下种子，努力耕耘，一定会有好收成的！　　　
东方巡演之梦（1）　　　
高中交响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的纽约国际音乐节上获得了金奖，随后接到各国的演出邀请。刚刚竞选成功的高倩当上了管弦乐交响乐团主席，在她的建议下，有138名成员的乐团决定赴华访问演出。为了保证每一位团员和教师家长以及特邀音乐家共180人都能参加并且成行，乐团开始了学校历史上最大的筹款活动，筹款目标18万美元。这个轰动社区的筹备活动历经1年，成功地达到了筹款目标。　
女儿高中的管弦乐交响乐团1997年应邀参加纽约国际青年音乐节，他们在林肯中心举行的演出中获得音乐节颁发的唯一金奖，并且获得了与朱利叶音乐学院的教师联袂演出的殊荣。乐团从此名声大振，陆续接到在悉尼歌剧院举行的国际音乐节在内的到各国演出的邀请。　
跨洋过海国际演出旅行是件兴师动众的大事。交响乐团共有成员138人，因为人数众多，平时要分成3个团分别排练演出。如果要出国访问演出，教师、家长及各种随行人员合在一起，将是庞大的团体。　
乐团指挥怀特先生把去悉尼演出的事在课堂上提出，大家反映热烈，为能出国远游而高兴。不过，女儿提出不同意见。她认为，花那么多钱、时间、精力，这么巨大的投入，为什么要去悉尼？为什么不去中国呢？去中国，对很多从未去过东方国家的美国学生来讲，将是震撼性的！　
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人文景观，不同的饮食，一切的一切，都很不一样，这将是极为可贵、终身难忘的经历。她说，多数美国学生今后很难有机会到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去中国！　
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很多同学找高倩了解中国的情况。北京有什么样的旅馆？有没有出租车？长城在哪儿？甚至，在中国，对喜欢的女孩子该怎么表示？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她俨然成了中心。　
↓　交响乐团在排练　
美国虽然有高度的自由，但是，很多美国同学就连得克萨斯州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对他们来说更是既遥远又神秘。高倩1992年回中国，写了《西方到东方》一书，后来又成了中央电视台3集电视纪录片《长大》的主角，是新闻人物，同学们把她当成中国通，她也成了宣传中国的推销员。而且，她还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　
一边已经有国际音乐节的邀请，另一边去中国，还毫无眉目，不知从何做起。　
高倩说：中国方面联系的事？没问题，我爸爸可以全部负责。我们可以到北京音乐厅　，到北京、上海的高中、大学演出　。到了中国，保证大家玩得好，吃得好。长城是著名的古代建筑，美国总统登过长城，我也登上过，我可以带你们登长城；北京烤鸭，皮脆得一放到嘴里就化了，我带你们吃烤鸭　；北京宾馆的大堂　，漂亮得让你觉得像在拉斯维加斯。　有的男孩甚至说，我想找个女孩，让她和我呆在房间里一会儿，不想别的　，只是想向别人表示一下　，我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以吗？哈哈，可以，可以，肯定没问题。　
“筹备的事情，还有一年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努力，最重要的是，拜托大家，一定要选我当下届主席。”高倩说。高中交响乐团在每学年期末，都要选举新一届的干部，有主席、财务、秘书和年级的代表。　
女儿轻易竞选成功，当选为管弦乐交响乐团主席。经过她的宣传鼓动，交响乐团的138位学生很快形成了压倒性的意见，到中国去！　
不过，这绝不是一件学生能够做主的事。乐团决定召集一次全体学生和家长的大会，会议的议程是情况通报，征求家长意见。哪想到，家长表态十分一致，去中国！原来，早在开会前，女儿就反复交代同学们，一定要做好父母的“思想工作”，来开会之前，在家里要先“统一思想”，会上先不要提负面的问题，有问题会后再说，等等。　
一回到家，“主席”马上向我发出“最高指示”，立即设法和中国联系。1个月后，收到了北京人大附中校长的邀请信。我们很快作出了正式决定，到中国去！　
不过，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是经费问题，学校不能提供任何费用，学生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很多学生家庭也难以负担。怀特先生认为，东方之旅不能成为富家子弟的休假旅行。无论经济情况如何，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行。　
可是钱在哪里？靠筹款。　
美国学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学生办活动，经费靠自己去筹措。很多看来是个人行为的活动，也是靠学生们到处去募捐，甚至有的学生要出国留学一两个学期，也会挨家挨户地敲门，“我想出国学习，请您赞助我的费用”。这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化行为。　　　
东方巡演之梦（2）　　　
女儿把138名乐团同学组织起来，在全城范围内进行募捐筹款活动。她把全体团员分成几十个小组，把本城地图划分成几十片，　
↓　到加油站洗车筹款　
每个小组负责一片，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每个商家和住户，挨家挨户地毯式地“讨钱”。　
乐团成员加上教师、家长、特邀专业艺术家，一共180多人，全团约需经费18万美元。这笔经费计划由团员、社区企业及民间资助，联盟州政府及私人文化基金组织各分摊1/3。　
11月底，乐团在大学城布拉扎斯会议中心举行筹款音乐晚宴，席开106桌，售出了860张餐券。由家长和当地初中生合力制作的祥龙，高挂在宴会舞台正上方，并缀以巨型中英文“东方之旅”（　Oriental　Express　）的条幅，每张桌上摆放着象征东方情调的竹制花篮。　
晚宴请电视台主播担任司仪，会中宣读市政府文告，把当天定为“高中乐团日”。　
高倩作为乐团主席致欢迎词：这是我团第二次筹款聚餐会，上一次是两年前筹款赴纽约林肯中心参加国际青年音乐节比赛，这次是要跨越太平洋与同龄青年交流音乐和文化。　
中国驻休斯敦吴总领事也到场致词，盛赞此行可以增加对中国人民、历史、文化的了解，中美两国年轻人的交流将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友谊，尤其是对进入21世纪的双边关系将起到积极作用。　
晚宴除了每张25美元的餐券收入之外，还有各界人士募捐的礼品。礼品进行“无声拍卖”，大小80多件礼品，既有中国领事馆赠送的国画，也有在纽约百老汇歌剧院已成名的校友寄来的价值上千美元的百老汇歌剧入场券和纽约来回机票。所有礼品很快卖光。　
这次音乐晚宴盛况空前，由于电视、报纸持续几个月的大篇幅报道，乐团中国之行成为大学城家喻户晓的盛事。　
我和怀特先生利用圣诞假期先行到中国考察。在北京，联系了人大附中，考察了海淀剧场、北京音乐厅，敲定乐队将住在五洲大酒店。我们去看了京剧，尝了烤鸭，参观了人民大会堂，还和全国青年基金会商议到北京郊区、河北农村“下乡”演出。我们都认为，一定要让这个活动成为一个大范围的文化交流，让美国学生尽可能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他们的演出。　
在上海，我们决定住在和平饭店南楼，这座楼有近百年历史，英国著名剧作家考沃德曾在那里寓居并写了著名的剧作《私人生活》。怀特先生直说，住这里真是奢侈。他不明白，我怎能把价钱谈到每天50美元，这样的价钱在美国东西部，连汽车旅馆都住不上，别说是在繁华地带这么有情调的老饭店。　
我对怀特说，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所联系的单位，无论是旅馆、剧场、饭店、大中学校、中央电视台、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听说美国学生来华活动，都表现得极其友好和热情。国航对乐团的几十个大小木箱承诺免费托运，机票价格也降到最优惠。　
回到美国后，我们又开了大会，把中国考察的结果和我们的规划向全体学生、家长作了报告，最终总结为：乐团除了演出、和中国学生广泛接触之外，还要游长城、看京剧、吃烤鸭，将吃喝玩乐融会于文化交流中。全场笑声一片，情绪激昂。　
学生们投入了更多的激情去筹款、排练。计划中的演出曲目有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一个自己创作的音乐朗诵剧。怀特还邀请了3位著名小提琴家、大提琴家和钢琴家演奏贝多芬的三重奏。此外，还要和北京人大附中、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同演奏中外交响乐曲各1部。　
女儿为筹款活动，进行同学老师之间的协调，推敲节目单中的文字细节以及中英翻译，解答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的问题，等等，花了大量时间。　
在交响乐团筹备访华演出的那近一年时间里，高倩正值“高考”期，要参加几门课程的全国统一考试、申请大学、参加各种比赛，各项活动全都拥在一起。但是，她想办法挤时间，组织同学们四处筹款成了她最大的一件事。18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她想了很多办法，除了地毯式的筹款外，还让同学们去找与父母有某种关系的人，比如，父母的保险代理、牙医、家庭医生、律师、会计师、财务顾问或者与父母有生意关系的公司，等等。周末组织同学们到学校，给各种对象写信，恳求赞助。　
A&M大学是个美式足球实力很强的学校，大学城的居民和大学生一样狂热。到了球赛的日子，很多商家、住家门前都竖起大学的校旗助威。竖校旗是一种生意，有专门的公司做这个生意。哪户人家愿意在门前挂上哪个学校的校旗，挂个电话让公司来，付一笔费用，公司就会在每场球赛的凌晨，派人挨家插上旗帜，球赛结束，再派人去收旗。乐团想到了这个插旗公司，和他们谈妥了对半分成的协议，让学生们负责征订客户，每次球赛的凌晨早起挨家挨户地去插旗、晚上去收旗。　　　
东方巡演之梦（3）　　　
征求赞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派一个小乐队为商会的年会晚宴演奏一场，赚几百美元；在购物中心内的各商店门前演奏，也可以赚一笔钱；甚至哪家婚礼，也可以考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