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设计在童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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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法庭上，律师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说服人，所以，说话的语气、语调，在法庭上的表情、表演，都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庭上的“演讲”与写文章不同，要凭感觉，要懂人，要了解人。因此，律师不但要懂法律，还要懂得很多技巧、策略，要知道没有法律知识的平头百姓组成的陪审团是怎么想事情的，要知道怎样引导陪审团按自己的思路走。所以，有人说，在美国，好的律师除了懂法律，还要懂艺术，要像艺术家、演员一样会表演。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阅读案卷以外，高倩还要研究《美国律师协会期刊》里的那些指导性文章。　
一个周末两天，在气氛紧张的法院大楼，我混在几百名西装革履的“律师”中，跟着女儿的赛程，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换了一个又一个法庭，坐在旁听席上，稀里糊涂地听了一场又一场庭审比赛。　
比赛结果出来了，很遗憾，与去年一样，还是只得第九名。女儿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得第一、进入全国比赛的呀。回家的路上，大家都不言语，安慰是没有用的，虽然才17岁，但她已经不是孩子了。想到她在法庭上，幼稚的脸上努力装出大律师的庄严，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只能在心里努力地安慰她和我自己：全队十几人，没有一个队友的父母是律师，既无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无法得到足够多的技术上的强化指导；在平静的小城居住，无法到大城市的大法院观摩复杂的案子；全得州每年4　500人，200多个队参赛，得了第九名，这样的战绩，不算登峰造极，也可以阿Q式的自我安慰一番了。追求完美很好，不过，作为一个立志学法律、当律师的人，挫折也是绝对必须经历的。　
在法庭比赛中，除了法律知识、法庭技巧外，女儿还学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这个案例的编写者们，利用名著和大奖影片中感情深厚却关系复杂的母女角色，使母亲成为物欲社会中可能的灭绝人性者。这可以让对法律有兴趣的高中生了解到，在一个看似简单的、顺理成章的事情背后，也许还会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和隐情；除了培养他们律师式的复杂思考外，还希望唤醒年轻人对社会家庭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个比赛之外的收获，不是名次可以衡量的。　　　
走进法律（3）　　　
可以看出来，高倩对模拟法庭比赛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在高中时期参加这些比赛，使她对律师工作的性质、状况以及种种细节有较深入的了解。在那期间，由于对法律的兴趣，她还阅读了一些有关的书，让她有机会进一步思考，自己的兴趣是否真在这里，是否适合做这个工作，是否能够将它作为今后若干年甚至长期的事业。这一点，对于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温饱而求职就业的新时代的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　
16岁走进法庭，参加少年法庭的工作，参加模拟法庭辩论比赛，整整两年的时间，让她在进入大学以前就有了对法庭审判的亲身感受。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高倩在庭外下的工夫确实不少。对法律，她如痴如醉。她，已经走进了法律。　
根据这些体验，她可以用充足的时间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深刻的思考。这两年从感受法律、体验法律，及至走进法律，对法律的了解和亲身体验，我感觉，学法律当律师这个志向已经深深地烙进了她的心。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工作节奏，这样巨大的压力，这样紧张的生活，不就是自己的理想么？这正是她真正的人生追求和渴望！　　　
法学院的宝塔尖（1）　　　
有一本非常有名的畅销书《法学院第一年》（　One　L　），作者斯科特·特罗是一位曾获《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作者。特罗先生从斯坦福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担任了3年英文教师。书中讲述的是他70年代、26岁时放弃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的聘任，报考法学院，在哈佛法学院第一年的不堪经历。　
这位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文学创作，又受到法学院严格训练的执业律师，遣词用字想必十分准确。在书中，他对那一年的描述充斥了“抽搐、失败、黑暗、剧痛、恐慌、沮丧、困境、沉重、震撼、头晕目眩、心惊胆跳”等词语，其后，才勉强“劫后余生”地感受到“骄傲”。　
法学院与其他所有专业都不同，第一年的竞争最惨烈，因为第一年的成绩几乎决定一切，以后再努力也于事无补。争夺法学刊物编辑职位，是法学院里最激烈的竞争，它与第一年的成绩密切相关。　
美国各个法学院都有好几种法学杂志，如国际法、人权法、环境法、商业法、技术法等。这些杂志都由优秀学生担任编辑，他们决定文章是否录用，从对文章进行审阅、筛选、编辑、修改、校对，直至出版发行，自始至终完全由学生编辑们独立完成。不过，有的杂志是完全独立于法学院的，哥伦比亚《法学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公司组织形式的实体。出版社有自己的财产，在房价高昂的纽约曼哈顿有一座属于自己的10层大楼。　
美国法学杂志中最顶尖的是各名校的《法学评论》（　Law　Review　），也可以称为院刊，《法学评论》刊登的文章都是为较大的法律难题提供解答和看法，或者是为某个法律领域开创新方向。《法学评论》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较长的“文章”（　Article　）和“短文”（　Notes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法学教授、学者和著名职业律师投的稿子都是“文章”，本校法学院学生发表的都是“短文”。不过，法学论文的篇幅都很长，哥伦比亚大学《法学评论》发表的“文章”，每篇长70到100页，“短文”20到40页。《法学评论》的权威性很高，无论长、短文章，除了法律学者学习引用以外，包括最高法院、联邦法院的法官和律师都常常将它们引为法庭裁量或辩护的根据，并写到法庭裁决书中，成为案例文本，在美国的法律实践中，其影响是很深远的。　
《法学评论》的编辑都是由二三年级的学生担任，有的法学院根据学生第一年的成绩选拔编辑，有的通过长篇文章的写作比赛，挑选出少数优胜者，有的结合这两种方法来选拔。学生们对此趋之若鹜，无不希望能被选上。不过，在斯坦福教了3年英文的特罗先生，在第一年的努力奋斗之后，最终也没被选上，对此，他在书中坦诚，“不愿意面对现实的妒忌心态”，使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由此可见，竞争何其惨烈，学生何其向往。　
有人以为，这些学生当编辑的法学刊物，只是学生时代的学术活动，并不能表明有多高的学术水平。其实，美国法学杂志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学术杂志都不同，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外，著名法学院的名教授几乎都不当任何法学刊物的编辑、编委，这一点与其他学科的名校名教授都要争当各种专业刊物的编辑、编委正相反。美国排名前100的法学杂志只有寥寥6种不是学生当编辑，排名前18位的法学杂志个个都是学生当编辑的各校的《法学评论》。最著名的法学教授、律师的论文无不争相投到学生当编辑的刊物来发表。　
法学刊物的水平和排名主要由3个标准来衡量：被其他杂志引用的总次数、影响力、法院裁决案件引用的次数。根据美国华盛顿·李法学院多年持续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1　002种法学杂志做的调查统计，完全由学生担任编辑的耶鲁、哈佛和哥伦比亚的《法学评论》被其他杂志引用次数稳居前3名，堪称世界最著名的3种法学刊物。此外，哈佛《法学评论》和哥伦比亚《法学评论》被其他杂志引用的次数、影响力、法庭案例引用次数3项指标都稳居1　002种法学杂志的前3名。　
编辑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哥伦比亚《法学评论》有7位“文章”编辑，他们是从几十位编辑中挑选出来的，组成了“文章”编委，他们负责每年从教授、学者超过1　500篇的来稿中挑选出大约25篇长文章，分为8期出版，每个编辑各负责近300篇文章的初审。编辑绝大多数时候扮演的是冷面杀手的角色，筛选稿子采用的是“点头不算摇头算”的“一审否决制”。因为稿件太多，每篇文章都只有一个编辑负责初审，这个编辑通不过，这篇文章就被拒绝了。一篇文章初审通过了，这个编辑才建议其他6位编辑审读，然后由全体编辑投票决定，所以，一个编辑一年要审读四五百篇，达三五万页的文章。编辑工作必须非常谨慎，向同事推荐太多不够水平的文章，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会让同僚不满。审阅法律论文不像审文学作品，不能以个人偏好，而应该以学术水平来取舍。高水平的论文如果不小心从自己手上溜走，跑到其他杂志发表，除了伤害杂志的声誉，也会让同僚侧目。每个编辑都有保持自己杂志学术水平以及提高杂志排名的责任。　　　
法学院的宝塔尖（2）　　　
《法学评论》刊登的都是篇幅较长的文章，法学这一行尤其讲究精确性，高水平的法学杂志不允许有丝毫差错，这就要求编辑精读细审，仔细消化理解，找出拒绝发表的合理理由。对于接受发表的文章，编辑们通常也要给这些教授作者写出可供推敲的长达十几页的书面修改意见。　
《法学评论》每篇文章引用的案例索引和注释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编辑要对每篇文章的数百篇引用案例索引、注释一再进行不厌其烦的校对、订正，要查对可能涉及1　000多篇原著的引文，还要对文章进行文字加工。这些工作对编辑水平的要求很高，工作量巨大。编辑们每周要花四五十小时的时间在刊物上，甚至比花在法学院学习的时间还要多。毕竟，刊物是要定时、定期出版的，而学习和成绩是学生自己的事。落下的课，那得自己想办法赶上，谁让他们“愿者上钩”呢？　
编辑的工作繁重、压力巨大，难怪教授们都不当编辑。教授们是有“能”无“力”，难以承担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和压力。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优秀学生都削尖脑袋想钻进去？进不去的，反而“魂不守舍”，十分沮丧呢？原来，成为《法学评论》的编辑除了享有极高的荣誉，被认为是精英中的精英之外，还对前途有着长远的影响。通过这些编辑工作，这部分学生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讨论法学问题，对法律问题的看法、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了其他学生所没有的极大锻炼。　
参加编辑工作为走向社会的进一步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申请名校法学院的教职，申请最高法院、联邦法院法官助理的职位，名校《法学评论》编辑的身份都是必不可少，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条件。获得法官助理的职位对前途影响很大，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其工作是帮助法官做研究，整理资料，撰写裁决书。此外，编辑们有机会认识名教授、名律师、法官和其他法学、法律界名人，有机会与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名校《法学评论》编辑的身份使学生毕业后进入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也变得格外顺利。　
因为美国最好的法学刊物都是由学生当编辑，所以，顶尖法学院《法学评论》编辑的身份和他们在学生期间发表的文章一样，是伴随一生的荣耀。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花名册上总是标明哪位律师曾是哪个法学院刊物的编辑，在哪个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美国五大法学院院长无不在他们的简历中列出学生时代当《法学评论》编辑的经历，在他们的简历中，无一例外地都“只有”一个《法学评论》编辑的身份。耶鲁法学院院长在网上公布的简历中，将他在学生时代担任哈佛《法学评论》的编辑，列在“专业职位”一栏中的第一项。　
当上《法学评论》的编辑就是登上了法学院的宝塔尖，“文章”编辑成了宝塔尖的尖顶。　　　　　
尾声　　　
圆梦哈佛　　　
高倩信心满怀地准备大学申请。我看她表现得太自信，有意刺激她，可知道有多少人报哈佛？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走向21世纪的“美国”学生，伶牙俐齿的女儿早就不吃这一套了。　
她激烈地驳斥：我上了最多的AP，参加的社会活动最多，工作经历丰富，什么比赛都参加，什么奖都拿过，四种语言，出过书，义工、社区活动、领导才能都不缺，还要我怎么样？哈佛不要我还要谁？　
拍着厨房的酒吧台，她涨红被激怒的脸，“哈佛不要我还要谁？哈佛不要我，还要什么样的人？嗯？你说啊！”　
好个狂人。这话在外面她当然绝口不说，要狂也只在家里狂。　
我被问得无言。按她的话说，她是Well？鄄rounded（　全面的　）。她把自己的条件归成8个类，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发表著作、课外活动、获奖项目、社区活动、志愿者活动和语言能力。　
学业上，高中4年总成绩GPA4。2，全校440名毕业班学生中排名第十。　
课外活动的内容可以列出来的有七八项：交响乐团主席、西班牙语学会主席、数学科学比赛副主席、演讲表演队队长、校长顾问委员会委员，当过州长荣誉项目辅导员和少年法庭律师，还参与大学生活动。　
获奖项目有地区、州和全美比赛的奖励，分为8大类20多项：包括演讲、法语、模拟法庭、数学、写作、小提琴、钢琴、选美。　
她的不断更新的简历，用英文10号小字，勉强挤在整整两页的篇幅里，总结了高中4年的辛苦和成就，把简历放在一旁，填写申请就不费力了。写作大学申请论文对很多人来说是件叫苦连天的事，对她好像并不难。有个周末下午，我正在房子后面建一座储物房，她每隔半个小时，就从房子里跳出来一次，来到我身边，念一篇申请论文给我听，半天时间完成了三四篇论文的写作。看到我在建房子，启发了她的灵感，顺手写一篇风水和人生观的论文，其中还拿老爸我开了涮。这篇在我看来不怎么样的文章，得到很多人的青睐，有位大学校长来信还提到这篇论文非常有意思。　
在大学申请表的升学顾问鉴定表上，有一个问题是，有哪几个词最能概括这个申请者，学校教育顾问给她填了7个词：　
Gifted（　有天分的　），hard？鄄working（　勤勉的　），curious（　求知的　），　mature（　成熟的　），　focused（　专注的　），responsible（　负责的　），sophisticated（　久经世故的　）。　
在表中的学业成就、课外活动、个人素质和特质、创造性4个选项里，教育顾问都在“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顶尖的极少数的几个之一”那一栏打了钩，对她毫无保留地给予最高评价。　　　
大学不是目的地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1999年4月初的第一个周六，我在达拉斯与老朋友聚会，中午接到女儿电话，说她收到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她随即开车3个小时，将录取通知书“特快专递”到离家300公里外的达拉斯，让我和从小看着她长大的朋友们分享。朋友们都说要举行一个派对，有位在加州硅谷的朋友甚至保证届时专程飞来参加。　
我说，派对的主题我都想好了，就叫“哈佛！哈佛！”大客厅正中，应该挂个“哈佛！哈佛！”的大横幅！　
女儿眉头一皱，对我说，“crazy（　疯啦　），谁说我就上哈佛啦？”　
哈佛是爸爸从小灌输给她的，我的朋友都知道，高倩从小就准备上哈佛。但是，到了长大快成人的这一刻，最忌讳的就是什么事都听爸爸的。她常在我面前表示，更倾向于普林斯顿，这也许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她，想向我表示她的独立性，表明她不是我的牵线木偶，不能爸爸说上哈佛就上哈佛。　
陆续接到6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每个都得考虑一下。　
文理学院全美排名第一的阿默斯特学院早就给她发“暗号”，发录取通知前几个月就早早给她提供机票，让她去参观学校。位于休斯敦，享有“南方小哈佛”之称的莱斯大学许诺给她一份全校最大的赫伯特艾伦荣誉奖学金。不是和哈佛并列，就是独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德莱尼法官的强力推荐。杜克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最令人感动，校长亲自来信，抛橄榄枝。杜克和耶鲁当年并列第三。杜克大学校长来了两次亲笔签名信，邀请女儿去杜克访问，到他家里做客，还要为她提供在杜克举行的全美大学生篮球冠军决赛的门票。交响乐团指挥怀特先生催她快去，他愿意给她出机票！那场全美瞩目的冠军赛，门票市场价好几百美元。普大校长在来信中称，他在招生院长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今年最好的十几个申请人的材料，她的材料是其中之一，还赞扬她的申请论文写得非常有意思。　
得州大学“第二计划”许给她最高的德特蒙荣誉奖学金，项目主任、名教授对她说，哈佛学生没有什么机会和教授接触，但是，你今后不用预约，就可以随时到我办公室来，我把你当我女儿，我会给你写最好的推荐信，你一定前途无量。他还寄来卡片，亲笔手写“你的宿舍，我都给你预订好了！”　
读莱斯大学4年不用出学费；杜克和普大校长的亲笔签名信让她有点飘飘然；上得州大学的“第二计划”会受到特别器重；普林斯顿每个教授都必须讲课，而且是小班的课，教授与学生接触密切。　
无论上哪所学校，都会有很好的前途。　
派对终于没有开成，因为女儿不愿意。她反而成天在我面前为哈佛以外的学校评功摆好。　
不能爸爸说哈佛好，就去上哈佛。　
心情真的很好，她打开久违的电视机，在沙发上，轻松地接听各个大学的学生，甚至“第二计划”名教授亲自挂来的3次电话，催促尽快决定去他们的学校。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　
不过，她一心就想上法学院，学法律，当律师的——这已不是爸爸的想法，而是她自己十几年来唯一的坚定理想。　
↑　这个驿站只能住到2003　年（在哈佛的宿舍里）　
哪个学校可以为下一次出发提供最好的条件？　
两三个星期后，4月底，到普林斯顿和哈佛走访以后，女儿从哈佛校园里挂来电话，隆重通知我，决定上哈佛！这是她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决定——不过，也确实是我十几年前满怀希望精心策划的结果。　　　
准备再出发　　　
考上了几所顶尖的大学，又决定了上哈佛，成功了——我心中成功的标准很低，小时候，只要她组合好一个拼图，搭好一组积木，我就说，你成功了！何况上哈佛。不过，人生的目标不是上大学，也不是上哈佛，这一点她很清楚，人生奋斗的目标是要走到职业场上去打拼。大学毕业5年以后在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上大学、上哈佛既不是最高目标也不是最终目标，甚至不是近期的最终目标。就像她在那篇《哈佛梦》里写的那样：“这所学校将是我今后人生中许多个驿站中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她现在也不知道。然而，很清楚，下一个近期阶段性目标是上法学院，当律师。　
下一个驿站是法学院。　
大学4年的时间会过得很快，不能到临近毕业才开始设计，她一直都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她总是在为了实现各种各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她也不习惯于躺倒休息，彻底放松。但是，她还真准备大放松一下，竟然跑去买了一套全球联网的游戏光碟，在网上激战了几天。　
这样的日子过得不习惯。毕业典礼过后，她就在大学的地质学院办公室里开始了每周40小时的全职工作，当会计助理。她还嫌不够，每星期还有4个晚上，外加周末一整天在饭馆里端盘子，说波士顿是个高消费的地方，得多攒点钱去消费啊。　
还嫌不够，她又拉着我到书店——帮她去付账。几本法学院入学申请的指导书：《如何进入顶尖法学院》、《进入法学院——专家谈录取程序》等等，还有3本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习题集。　
就是高中毕业的这个夏天，她开始研究4年以后上法学院前必须参加的入学考试。三四年的提前量，是不是早了点，不过，当年我不是让她提早六七年参加“高考”SAT吗？想搭“直通车”，就得早作准备。　
她是准备大学毕业前一年就考LSAT，这样大学一毕业，就可以立即进入法学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直升法学院肯定要难一点，大学第四年要忙着写毕业论文（　她的论文后来写了130页　），没有时间准备考试，法学院又喜欢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他们有较大的优势。她这样算计，这么做，我并不意外，而是很宽慰。如果没有提前几年计划，如果目标不是十分明确，大学毕业以后，多数都要经历工作、读研究生等两三年以上曲折的过渡准备期才能进入法学院。　
研究了LSAT的题型，做了近10套模拟考题。她告诉我，模拟考试成绩可以稳定到173分，满分180。据统计，只有大约0。7％的人可以达到这个成绩。难怪大三那年夏天，她做完两个半月的暑期全职工作后，一溜烟跑到欧洲去转了一大圈，完全没把备考法学院、准备LSAT考试当回事儿。　
考试内容有写作、阅读理解、逻辑推理、分析推理等，越到高分部分越难。能达到这个成绩，是依靠从小就开始的大量的高难度阅读、长期养成的逻辑思维的习惯？还是模拟法庭潜移默化的某些分析思维方式的影响？或是长期养成的快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