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相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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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发，异常“生猛”。不过，一旦被龙虾咬到，其实只要把被咬到的部分和龙虾一起浸入水中就能化险为夷。不过像勒杜萝小姐这样的个案，欲尽快脱身，还是就近找一个游泳池跳进去才行。
寻羊
　　尽管《三字经》已明确告诉我们：“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尽管汉语文化中如“美”“鲜”“吉祥”等重要概念皆有关羊事，但我还是发现，汉族人虽然也牧羊，却不怎么喜欢吃羊，或者说，对于吃羊肉这件事始终提不起劲头。
　　各地的汉族名馔中，以羊肉为主打的实属凤毛麟角。西北、东北及华北一带汉族居民的羊肉虽然较中原和东南沿海一带丰富，却主要是受少数民族饮食的影响。资料显示，中国现有羊只约二亿，是世界上的产羊大国，但供食用的肉羊品种开发却十分落后，目前国内人均占有羊肉不足二点五公斤，较之其它肉类有天壤之别（人均占有肉食总量为四十五公斤，包括鸡、鸭、鹅、猪、牛、羊在内）。
　　与此同时，中国的养羊业与世界先进水平间也有极大差距，山羊平均体重只有十一公斤，世界倒数第二，尽管我们地球上所有吃羊肉的民族早八辈子就已悟出了“羊大为美”的硬道理。
　　与此同时，我们对羊的综合开发如羊毛、皮甚至羊胎素之类，同样乏善可陈，以至于心中常想，既如此，“牧”来干鸟，除了历史上那一个著名牧羊人孤单的身影尚能作为忠贞的道德楷模一用之外，就连羊毫笔也不大有人用了。
　　在羊的问题上中国也并非亚细亚的孤儿，日本尤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该国有一种叫做“羊羹”的点心，不过跟羊一点关系没有。据村上春树说，日本直到幕府末期想必都不存在一只羊。他在《寻羊冒险记》中写道：“即使今天，日本人对于羊的认识也是极其肤浅的。总之，从历史上看，羊这一动物一次也没有在生活层面上同日本人有过关系。羊被国家从美国引进，饲养，并被弃之不理。这便是羊。战后由于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可以自由进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养羊几乎无利可图。不觉得羊够可怜的，说起来，这也就是日本现代本身。”
　　玩过“帝国时代”的都知道，不管你是维京人，蒙古人，还是中国人，日本人或者不列颠人，在最初的黑暗时期，一定要动员你的男女部落居民勤奋地捕养宰羊，惟有这样干，才不至于落后，不至于挨打，不至于被开除“球籍”，一切才会按部就班地兴旺发达起来。
　　当然这只是游戏，如果你是一个执着的、百分百忠于历史原著的代表“中国”的玩家，会不会放温顺的绵羊不逮而专门组织人手去围捕那些凶猛的野猪呢？事实上，汉民族最起码在人口上的兴旺发达、在建制上的升级换代，猪肉之外，当然也离不开羊肉，只是我们对于羊的工作重心，千百年来一支严重倾斜在研发“如何在肉食不足的情况下既不浪费羊肉又能避免进食羊肉所引起的种种危害”的解决方案之上。
　　从社会进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民族特定的食物选择、也就是吃什么和不吃什么，跟该民族人类在狩猎采集时期的营养状况与生态环境有关。不过就汉族的情况来看，吃什么和不吃什么的问题还有额外的哲学考虑。对应阴阳五行的原则，羊肉在五行中属火，五脏中主心，五色为赤，五味属苦，五嗅属焦。总而言之，羊儿貌似温顺，它们的肉却是一种极为火爆的危险食品。
　　因此，中国历史上致力于羊肉开发的通常都不是厨师，而是医生。孙思邈对羊肉最有研究，相信此物若使用得当，可大补气血，温中去函，养正祛邪。来看看孙医生开出的一剂“羊肉汤”的配方：羊肉、云苓、北芪、干姜、甘草、独活、桂心、人参、麦冬、生地黄、大枣。主治妇人产后及病后上气腹痛，气血大虚，微有风邪而不能表散。
　　我敢保证，妇女若饮下这一碗苦涩之极的古方老火羊肉汤之后，对于羊肉的痛恨一定会超过对自己的病痛，当然成年男性就不一定会做此想。中医指出，男性里面的那些“虚人”若在冬季进食羊肉，往往能收到强大的壮阳作用，立竿见影。
　　汉族饮食文化对待羊肉的慎重态度，主要是因羊肉的“性甘、大热”（《本草纲目》）。特别是对于岭南地区的广大食肉者来说，羊肉这东西，一吃就容易上火，人一上火，不但口臭难抵、满目疮痍，搞不好，还会导致百病丛生。
　　不仅中国人，酷爱羊肉的英国人最迟在维多利亚时代也懂得了羊肉燥热的道理。《驯悍记》里的波特鲁乔对妻子说：“我对你说，凯德，它已经烧焦了；再说，医生也曾经特别告诉我不要碰羊肉；因为吃了下去有伤脾胃，会使人脾气暴躁的。我们两人的脾气本来就暴躁，所以还是挨些饿，不要吃这种烧焦的肉吧。”
　　认识是一回事，吃不吃则另当别论。虽然未经科学证明，但我还是相信，羊肉在令人“燥热”的同时，也带给进食者以血性。中国西北、东北一带的食羊族，不仅在体格和体力上远胜以谷物为主食的中原及东南沿海人，而且性格上也剽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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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因“肉食禁令”持续了一千二百年之久，明治五年之前，日本人也是不吃羊肉的，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陡然生猛了起来，甚至把珍珠港也“虎虎虎”了一回，并不是因为吃了“羊羊羊”，而是集体改吃了与羊肉同样“血性”的牛肉。
　　暴躁者如黑旋风李逵，吃起羊肉来更是不要命的，见《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展浪里白条”：宋江因见了李逵、戴宗两人，心中欢喜，遂同上浔阳江头“琵琶亭酒馆”撮饭。几杯下肚，宋江认为此刻“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鱼汤来了，李逵先是将北宋哥哥认为“真是不甚好”的鱼汤和汤里的腌鱼用手直接捞起来“和骨头都嚼吃了”，然后对那个声称“只卖羊肉，却没牛肉”的酒保发火道：“叵耐这斯无礼，欺负我只吃牛肉，不卖羊肉与我吃！”羊肉上桌之后，“李逵见了，也不便问，大把价来顾吃；捻指间，把这三斤羊肉都吃了”。
　　李逵是个老粗，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美食家，他似乎懂一点拆字术，明摆着，鱼加羊等于一个“鲜”字。
　　除了燥热，羊肉最不招汉人待见的，还有那一股子浓重的臊味。在上海方言里，这种膳臊甚至被称为“羊臊臭”。
　　在肉食供应并不充分的年代，尽管臊，羊肉还是要吃的，哪怕是捏住鼻子。与此同时，怕臊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终止过与臊味的斗争。最早的除臊之法，据《吕氏春秋》：“火为之纪，时疾时徐，去臊除膻，必以其胜。”
　　作为东方的食羊大国，印度人也怕羊臊。而咖喱的发明，据说就是研发“除臊法”所产生的副产品。佛教传说，由于印度盛行佛教，因“污秽”而不食猪，又因牛是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又不可食，故羊肉（还有鸡）几乎成了主要的肉食。但是羊肉腥骚，难以调理，一时无法进食。释迦牟尼佛获知此事后，内心十分同情，于是教导人们使用含有香味及辛辣味道的树木、树皮及草的根来调理羊肉；当人们吃了这些经过调理的羊肉之后，不由大呼“kuri”（印度语“极美”或“一级棒”之义），此即咖喱（curry）之由来。
　　比印度人更惧羊臊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发明咖喱，但是我们手中却牢牢掌握着同样采撷自树木、果实、树皮及草的中药。然而不幸的是，过多的药材在掩盖了羊臊的同时，也彻底封杀了羊肉的美味。此外，还有人发明了一种把羊臊味扼杀于羊还没有变成羊肉之前的“科学”方法，给羊灌啤酒，据说此法可使羊臊大幅度减弱。
　　我一直相信，袁枚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追随者的楷模，很大程度上与他在饮食上的开放态度有关。他在《随园食单》里写道：“牛、羊、鹿三牲，非南人家常时有之之物。然制法不可不知。”而“杂牲单”所列羊肉食谱，从羊头、羊蹄、羊羹、到羊肚羹、红煨羊肉、炒羊肉丝甚至烧羊肉，虽然也提到了“加刺眼、核桃，放入去膻”之红煨羊肉“古法”，不过总的来看，大多是鸡汤、香草、笋丁、甜酒、胡椒、葱花、米醋等等寻常调味，并无提到特别的强力除臊措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南方人，袁枚还记载了至今仍令一般南方惧骚人士闻风丧胆的“烧羊肉”：“羊肉切大块，重五七斤者，铁叉火上烧之。味果甘脆，宜惹宋仁宗夜半之思也。”
　　怕不怕羊臊，确实是族群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就羊肉的美味与否而言，我觉得羊臊乃羊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除臊之术实在不必用力过猛，以恰到好处者为宜。
　　不过，在号称“美食天堂”、并且一直顶着“羊城”美誉的广州，除了那种据说是因吃中药长大而臊膻之气尽除的海南“东山羊”之外，若想吃到真正的“臊羊”，长期以来那是比登天还难的。即使有若干以羊肉为主题的饭店，在酒楼食肆林立的羊城，也只是默默无闻地“闷骚”于“暗哨”的岗位之上。劝广州的汉人沾点羊臊，端的是比“讹鬼食豆腐”还难。
　　好在我中华地大物博，各省市之间最起码在羊肉流通上并无贸易壁垒，羊痴如我者，终于也等到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天河时代广场侧的“博格达美食乐园”，就是羊痴们的乐园。马肉、鹿肉、马鹿肉，靠边站吧！让我们直奔主题：羊，给我烤羊腿，给我烤全羊及其羊臊，其余免谈。过瘾之前，切记一点：当热力烤出了羊肉的骚味之后，酒则可以进一步诱发出羊肉的骚劲。陈年加饭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在“博格达”的酒水牌上，喜见有吐鲁番出产的“楼兰干红”。据我个人的经验，这是最好的国产红酒。惜乎一向由产地直接向西出口，北京、上海和广州难得一见。西域的红酒是羊肉的最佳伴侣，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为什么不是猪也不是鸡呢？原因就在于李白不是汉人，当然也不怕羊臊。
　　闲言碎语不要表，新凉入序，又是吃羊肉的大好时节，找一个寒夜，定大房一间，烤全羊一匹，携来羊痴七八，佐之以“楼兰干红”，关上门来挥刀大嚼，吃了羊肉又惹他一身骚，此乐何极！
吃豆腐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瞿秋白在他的临终绝笔《多余的话》中这样结尾道：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四周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除了《红楼梦》之外，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及鲁迅和矛盾，当时皆是非常革命的符号，但是豆腐，最终为什么是豆腐？
　　作为一个“不幸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的职业革命家，瞿秋白当时的真实心态，我辈自然是难以捉摸，但是，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中式文人，六十多年之后似乎仍可以容我就此说上几句更多“多余”的话，而且也仅限于豆腐。
　　除了瞿秋白的家乡常州以出品“皮蛋豆腐”而出名之外，我至今无法考据出豆腐对于瞿秋白个人以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中国革命局势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的所有日常食品当中，唯豆腐独具一种存在主义的性格。无论在中式的饮食还是中式的语境，豆腐都是一种家常、清贫、平淡和出世的符号，又因其为佛门所用，平常之外又平添了几分禅机。
　　《菜根谭》写道：“看破有尽身躯，万境之尘缘自息；悟入无坏境界，一轮之心月独明。麦饭豆羹淡滋味，放箸处齿颊犹香。‘鸟惊心’‘花溅泪’，怀此热肝肠，如何领取得冷风月。”
　　还是豆腐。更不能想象的是，金圣叹在被杀头之前会说出“鱼翅和鲍鱼同吃，大有燕窝滋味”那样的话来。
　　六十多年过去了，除了《红楼梦》大概还有人在读，剩下就是豆腐了。谁也不可能读懂“中国豆腐，世界第一”的弦外之音，正如《多余的话》之代序所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还是且吃豆腐吧。
　　一般相信，豆腐之法，最早在战国时代就已问世（见清代汪汲《事物原会》），不过有案可稽的，则是汉文帝时代（公元前一百六十年左右）淮南王刘安（刘邦的孙子）及其门客所编撰之《淮南子》。“本草”亦说：“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相传，豆腐乃是刘安与方士们在今安徽寿县八公山以黄豆、盐卤等物炼丹之时，意外得到的一种副产品，因此，豆腐其实不应该被分类为“农副产品”或“副食品”，而应被称为是“药副产品”才对。
　　尽管豆腐在刘安之后迅速由“药”字号演变为一种“健”字号的平民食品，不过仔细想来，在众多的中国家常食品当中，豆腐其实是一种不很“中国”的，一种十分“化学”的妖里妖气之物。由于刘安及其“制药集团”皆儒家之死敌，因此，虽不能据此而断言豆腐的本性中有一种强烈的反儒家冲动，不过，古今祭祀仪式中却有一条严格的规矩：即绝对不可使用豆腐。
　　除了豆腐本身在诞生过程中的浓厚的化学氛围，其七十二般匪夷所思的变身之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豆腐的制作过程，可谓步步惊心，首先，在石膏与豆汁做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真正的豆腐尚未成形之初，就有“豆腐脑”这一种美味抢险出世，而在熬煮白浆时表面形成的那一层薄薄的浆膜，可以成为完全面目全非的腐竹，将豆腐切成块摆在竹篮里冻上一夜然后再在太阳下晒干，又可成其为冻豆腐，除此之外，水豆腐、干豆腐、油豆腐、霉豆腐、豆浆、豆干、豆腐乳、臭豆腐……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一个与吃喝无甚关联的词：妖术。
　　豆腐的好吃，除了其固有之洁、嫩、爽、滑之外，尤在于其原无形却可行诸百形，本无味却能吸纳百味的这一高妙绝技。比如，清贫的豆腐总是被用来比附于肥美却有俗不可耐的肉，或者说，总是被赋予一种暧昧的肉感。其实，只要想一想方块豆腐的外形及其颤巍巍的姿态，就会相信意淫乃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白如纯玉，细若凝脂”，所谓“滋味似鸡豚，鸡豚无此美”，不一而足。
　　对于素食者来说，豆腐以及种种豆制品乃肉类的最好替代品。素食中的素火腿，素鲍鱼和素鸡、素鸭之类，无不以豆腐制成。是故，要把一个吃豆腐吃腻了的素食者伺候好是相当考人的，难怪香港“功德林”的大厨潘义康曾经感慨地说：“煮素菜，最难是找些外形与肉类相似的材料。”真是经验之谈。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医师，毕生提倡茹素。“孙文学说”一再说到素食的好处：“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已为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中国素食者，必食豆腐。副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医学知识及其素食主义主张，很有可能都是从日本来的。自佛教盛行之后，历代天皇皆颁令禁肉。直到明治五年，才解除天皇从德川家族手中继承的持续了一千二百年之久的“肉食禁令”，原因是要办洋务。我猜想，日本的豆腐也不仅异常发达，而且今天还可以来争中国这豆腐老家的市场，大概跟历史上长期的禁肉不无关联。
　　除了肉感的“豆腐脑”之外，广西梧州还有一道以豆腐渣制成的著名小吃“霉豆腐”，又称“广西猪肝”，我虽然没吃过这种“猪肝”，不过说实在的，似乎已闻到了一种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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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
　　不管是家里的饭厅还是街上的餐馆，现如今凡是有吃有喝的地方不仅得有吃有喝，而且必定会有至少一种以上的媒体在侧伺候。
　　很清楚，我指的乃是在饭桌前“侍食”的电视、报纸和音响，简称“三陪”，而且是合法的。一家没有电视的餐厅和吃晚饭时没有电视看的一家人，都是不能想象的，吃着这种unplug晚餐，就像看着一台没有了图像的电视，我们是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答应的。
　　边吃边看、读读吃吃、且听且吃——懂“生活”的人，把这当成“享受”，爱工作的人，将此视为“效率”，善于经营饭馆的，则称之为“餐饮的增值服务”。总而言之，媒体在饭桌前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保证进食者的感官全部都处在工作状态，口眼耳鼻喉，一个也不能少，也决不让一个掉队。
　　事实上，在这个大众媒体和大众餐饮空前发达的时代，影像、文字和声音与吃吃喝喝的关系已不仅局限于传统上的“助兴”和“佐酒下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把这些烟视媚行的“三陪人员”像饭菜一样直接吞到肚子里去。
　　媒体影响着大众，大众改造着媒体。一方面，吃饭时间是法定的休息时段，不仅适宜吃喝，而且适宜读报看电视，因此这个时段也就成为媒体的黄金时段；另一方面，媒介因载体不同而各自固定的出版及广播时间，也在调节着不同时区内受众的用膳钟点，也就是说，吃饭和媒体是互相影响，互相“按摩”着的。用一句传播学名言来说，即：“重要的是不要看媒体对大众做了什么，而是要看大众对媒体做了什么。”（Not　what　media　do　to　the　people；　what　people　do　to　the　media。）
　　其实饭桌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当它和酒菜、食客、电视、报刊之间达成了一项通讯协议之后，餐饮从此成为了一个超级媒体，媒体也从此成为一家超级餐馆。
　　欲考察饮食与媒体的关系，茶馆或茶楼是一片绝佳的“田野”。
　　我发现，在华人社会里，凡是报业兴旺的地方，必定也会是一个饮茶业发达的所在。当前报纸品质较好、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几个大城市，即广州、成都、南京、杭州以及北京，哪一个不是中国“茶馆文化”和“茶楼文化”上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呢？
　　至于以人均拥有报刊数量全球最高的香港（人口六百万，出版报刊七百四十三份），与其说它是一个“亚洲读报人数最多的地区，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刊物中心”，不如说是“亚洲饮茶人数最多的地区，世界上最大的中试茶楼中心”。坐在港九新界任何一间茶楼、茶餐厅或者正在进行茶市的酒楼，犹如置身于一家正在进行版面校对工作的报纸编辑部，餐桌旁的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手执杯一手执报，嘴唇在茶杯的边缘上游荡，眼睛在报纸的方寸间扫描。这种足以让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打心底里想哭的情形，在每一个星期天就会被再放大十倍，有位的人在座位上读报，等位的人在大门外读报，读报人装点了茶楼的风景，茶楼装饰了读报人的报。老爸埋头于体育、马经，老妈穿梭于厨艺、shopping，打小孩读电玩攻略，小小孩读益智游戏，俨然一家“有杀错无放过”的超级报业集团。
　　茶楼里的读报风气浓是浓，厚是厚，不过茶客们的读报方法与那种目的明确的“暴读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大致上是轻松的，散漫的，潦草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这种读报态度不仅与饮茶的状态极为吻合，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至少是星期天报纸的内容和风格。在拥有更多数量之酷爱饮茶的市民的广州，自当地各主要报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纷纷扩版增容之后，读者们的第一反应，乃是“从此饮茶饮得更有味、更安乐了”。
　　在茶馆里卖出去的报纸在总发行量上所占的份额很小，在统计学上甚至无足轻重，不过，包括在饮茶环境里的读报习惯在内的茶馆文化对读报者和办报者所造成的影响，却万万不可低估。
　　“享受”这个词在粤语里有时被说成“叹”，享受抽烟，是“叹支烟”；享受人生，是“叹世界”；享受饮茶，叫做“叹茶”；享受读报，称为“叹报纸”——尤指在饮茶状态下的读报。一个处于饮茶状态的人，一个正在“叹茶”的人，心态是完全放松的，享乐的，套用报纸的术语，这种心态基本上是“副刊化”以及“周末化”的。茶馆、茶楼，副刊、周末，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和报纸文化。
　　在“叹茶”和“叹报纸”的意义上，粤港两地的办报人，心中需得时时刻刻都装着茶楼和茶客，即使是在那些茶馆及茶楼文化、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尚不发达的中文地区办报，全体编采人员也必须时时刻刻都把那些在办公桌前用一个大玻璃瓶泡茶喝茶的读者装在自己心中。除此之外，我想他们还都有必要牢记麦克卢汉的名言：“人们实际上从不读报，他们每天翻翻报纸就像洗一个热水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