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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恐怖系列-背后有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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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那一刻我感到夜晚的后山在跳荡，凉亭在旋转。突然，我对她说，卢萍，你今晚所提的问题，三个月之后我再回答你好吗？三个月之后，肯定。
“其实，当时我已经作出了和即将结婚的女友分手的决定，我是在责骂自己和甘愿成为罪人的心境中作出这一选择的。上帝啊，我别无选择。之所以要等上三个月，是因为我的女友是个医生，当时正在山区作巡回医疗，要两个多月后才能返城。
“当然，在这事没办妥之前，我还不能对这凉亭里的女孩清楚地表达一切。我必须压下自己的渴望，但又担心她会为此伤心，因此只好暧昧地说，三个月以后，肯定。
“对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她仿佛听懂了一部分。她的身体震颤了一下，然后侧过身，突然将脸伏在我的肩头上哭了起来。
“那是个幸福笼罩的夜晚。她伏在我肩上哭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对我孩子似的一笑。后来我们走出凉亭，深夜的后山已空无一人，天上有几颗稀疏的星星。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是这个夜晚的天使……”
何教授从胸腔深处叹出一口气，在暗黑中，郭颖不是很能看清他的表情。她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年前死在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竟是何教授的恋人。这个多情的女生，多年后人们在这后山下的防空洞里找见她时，她仅仅余下了一堆白骨和一个发夹。郭颖打了一个冷颤，明白何教授今晚像梦呓似的讲到她，实在是因为压抑太久而不得不寻找一个出口。
“三个月以后，”何教授接着说，“我和那个无辜的女医生分了手。我当时简直是疯了，只有卢萍那双宁静的大眼睛才能平息我的疯狂。我要立即见到她，可是，她在哪里呢？
“就在这段时间里，‘文革’爆发了，学生们变成了红卫兵，穿着军服，腰间扎着皮带，臂上戴着红袖套，‘革命’与青春激情一拍即合，上课也废除了，我到哪里去找她呢？教学楼已成了本学院的红卫兵总部，像士兵一样的学生们兴奋地进进出出，‘革命’使他们废寝忘食地忙碌着，我试图走进那楼里去找她，可远远地看见楼口的岗哨，我胆怯了。连续几天我躲在楼外的路口等她经过。我预感到这样做非常危险，但是，我什么也顾不得了……”
何教授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突然咳嗽起来。他喉咙里像堵着什么，每咳一声都让郭颖心惊。
夜半的后山，夏季的暴雨紧一阵缓一阵地袭击着大地。暗黑的凉亭显得与世隔绝。二十年前的往事让郭颖感到震惊而陌生。那时，她才刚刚出生，与这场大动乱惟一有关联的是她的婴儿床，那床头的商标上印着一面红旗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这历史的印痕是她长大后家里卖破烂时发现的。她由此得知那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动乱在当时是怎样地占领了中国的每一个细胞。
何教授在讲述往事的时候，脸孔一直动也不动地对着后山的夜色，仿佛那些暗黑的林中随时会走出那个叫卢萍的女生。
“我再见到她时，”何教授的声音像梦游一样飘荡着，“她的长发已经剪掉，变成齐耳的短发，这在当时也是革命的标志。我在教学楼外的路口等了几天后，终于看见她迎面走来。奇怪的是，她在望见我之后立即向旁边的小路拐过去。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心里一急，便追过去喊道，卢萍，卢萍。她停下来，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说，她现在叫卢红，已改名了。卢红？红卫兵的‘红’。我正要将已和女朋友分手的事告诉她，她的眼中却闪过一种紧张的神情，压低声音对我说，快走吧，回宿舍去，或者赶快离开学校，走得越远越好。说完，她急速转身走向那座已成为红卫兵总部的教学楼。
“当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我的肩头还残留着她温柔哭泣的印痕，这世界就突然翻了个底朝天。望着她穿着军上衣的背影进了大楼后，我仍木然地呆在那里。直到一群学生冲过来将我抓进了大楼，并且像囚犯一样关进了一间教室，我才拼命敲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学生臂上的红色袖套像血一样红，夜幕降临后，我蜷缩在囚室里感到害怕。
“囚室里还关着五个本学院的教授，他们是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名义被关在这里的。见我进来后，他们都默默无语。有一个姓薛的教授头发已经花白，他躺在墙角，像死去一样，动也不动。我看见他的额头上缠着浸血的纱布，这使我想起昨天批斗会的情景，一个学生从军上装上解下皮带，对着薛教授劈脸抽去。
“我当时作为年轻的讲师，本来已躲过了这场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但我在大楼外的可疑行为引起了红卫兵们的革命警惕。在当天深夜的审讯中，我平生第一次饱尝了耳光和皮带的抽打。而她，卢萍（现在叫卢红），正担任了审讯的记录，只有我注意她拿笔的手一直微微发颤。
“我讲不出连续几天呆在大楼外张望的理由。这使审讯者更加怀疑，认为我有破坏革命的企图。联系到我讲授的心理学课程，一项‘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罪名落到了我头上。整整一个多月，我被关押在这教室变成的囚房里，要我写罪行坦白材料，悔过自新材料和对其他教授的揭发材料等等。每天每天，我对着一叠白纸，便在心里对卢萍说话，我对她回忆起那个夜晚的后山，那是个多么和平宁静的夜晚啊。我对她说，‘那个被你深爱的人也爱着你，他现在可以明确地说他爱你了。’那个后山的夜晚像一道闪电使他中了邪，他每夜每夜都念着你的名字。你不该改名，不该剪去美丽柔软的长发。一切能回到从前吗？短短的几个月之前，那时的夜晚是多么平安幸福。
“被囚禁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没写出一个字的交待材料，我成了顽固不化分子，被推到学院的大操场上批斗。我的手被反绑着，跪在操场的主席台下，坚硬的水泥地让我的膝盖磨出了血。这是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大会，红旗飞舞，口号震耳欲聋。我看见卢萍坐在主席台上，显然，她已经是红卫兵组织的头儿之一。我心里涌起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
“批斗会之后，我被关进了单间，和其他教授们完全隔离开了。我想完了，这标志着我已成为重犯，他们会怎样处理我呢？
“天黑之后，关押我的小屋外有了脚步声，接着是开铁锁的声音，一个女红卫兵走了进来，是卢萍。我又惊又喜。我从屋角站起来，怔怔地望着她。她的齐耳短发和草绿色军衣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女兵。她的腰间扎着军用皮带，由此显示出的身体线条使我想起她穿着连衣裙的身姿。
“她严肃地望着我，高声说道，‘何林，你必须老实交待！’我浑身一震，几个月前的何老师现在变成了何林，此时此地的直呼其名使我感到一股冷气。
“我无话可说，愣愣地望着这个已改名叫卢红的学生，我一下子分不清她和卢萍是不是一个人。室内一片死寂，她仿佛听了听周围的动静，然后压低声音说，‘你就写一份检查吧，在心理学讲课中，你确实也宣传了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差点也让我入了迷。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来得及时，我们都可能走上资产阶级的学术道路，那多么危险啊！’
“看着她真诚的眼睛，我迷惑了，我真的犯下了宣传唯心主义的错误吗？她说，她已经给组织上讲了，说我答应深刻检查，愿意悔过自新，但我有心脏病，再关押下去，可能要出人命。因此今晚就放我回去。让我在任何人问时都要这样说。我回去写好检查后，她派人到教师宿舍来取。
“她的声音低下来以后，她又从卢红变回了卢萍，仍然是几个月前的那个女生。我感到头晕得厉害，做梦似的走回了教师宿舍。
“再次见到卢萍时，已经是冬天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盖住了校园，也是在这后山的凉亭里，我和她在雪中见面，没想到，那竟成了永别！唉，到现在已二十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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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教授停止了讲述。夜半的暴雨不知不觉已停了下来，他自言自语似的回忆便在这后山的凉亭里变得语音响亮，这使他梦醒似的一惊，然后怔怔地望着郭颖说：“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郭颖被这略带传奇的往事吸引住了，她盯着何教授在暗黑中的面容，感到他的眼中藏满忧伤。她突然奇怪地自问，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夜半，后山，凉亭，这是怎么回事？
她突然想起了谢晓婷，她怎么没到这凉亭来呢？夜半的后山一片暗黑，这使她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
死去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秘色彩，这是因为人虽死去，他的故事还在延续。在家人亲友中，在爱过的人心中，死亡使人的形体消失，但影子尚存。十四年前，郭颖和她的女伴们在医学院后山的种种经历，与后山下防空洞里的死者有关，这毫无疑问。然而，我自己现在正面临着的困惑，也与死者有关吗？几天前闯进我住宅的这个不速之客，经证实，是一个早在一个月前就死于车祸的精神病患者。他的妻子我也见到了，坟也见到了，遗物也见到了，这都是真的。天啊，我撞着鬼了吗？
在严永桥的遗物中，有他在医院读过的书，其中一本就是我的那部刚出版不久的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显然，他是在书中知道了我和董枫，并且，在住院的那段时间，他显然认出了董枫。于是，在他死后，他就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董枫在精神病院里遭遇黑屋子的怪事。这可能吗？天方夜谭！
但是，严永桥来找我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我坐在书房里的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再出现一次，带着他的黑雨伞来敲门。这样，我就可以弄清楚一切了。我将战胜恐惧，询问他：你死了吗？你现在是谁？你怎么知道董枫在黑屋子遭受的惊吓？还有，你当初陪老婆来找吴医生看病时，吴医生怎么断定你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诊断室的窗户是你打碎的还是吴医生打碎的？因为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足以让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归根到底，你当初真是精神病人吗？如果不是，吴医生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吴医生来电话了，问我，去山里见着严永桥的老婆了吗？情况怎么样？看来，他对严永桥死而复生似的来找我也十分困惑，并且想协助我找出答案。同时，他告诉我说，那个27床的病人最近清醒了，这人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有不少传奇经历，听起来像故事一样。吴医生让我去与他聊聊，说不定，可以为写作积累一些素材呢。
27床？我回忆起我上次去精神病院，在花坛附近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多岁的半老头胡茬很黑，眼睛像梦游一样，对着我身后的空茫说：“往前走，前面有红旗……”
这次，当我在病房里见着这个梦游似的人物时，他已经收拾得很整洁，胡茬也刮干净了，这使他年轻了不少。带我进病区的吉医生对他说：“龙大兴，今天感觉怎么样？没看见什么影子吧？”
“什么影子啊，那都是假的。”他咧嘴一笑，“我完全清醒了，都想下围棋了。”
吉医生说：“不过，你还得继续服药，巩固治疗效果。这位是新来的余医生，他给你作心理咨询，你精神上会更轻松。”
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他却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对他讲过，说是医院里如发生有趣的事，出现有趣的人物，让我去接触接触。搞写作这行，脑子里得装满奇事才行。看来，这吴医生够哥们儿。
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望着我，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我不像医生吗？不，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
我沉住气，对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往下伸头一看，天哪，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去后才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
“嗨，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矢口否认，“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
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哪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知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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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呆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给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月两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有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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