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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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似乎不是人与人相互传染的：先生罹病不会传染给妻子，罹病的母亲也不会传染给孩子。没有人知道这种怪病是如何传递的；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病可能是由某种环境毒素所引起。无论如何，这场怪病之风在这个村庄中整整刮了一年——自从1985年以后，这个地区就没有了新的病例出现。它似乎是由乌饭树的毒素所引起的过劳症。　
　
　刚开始时，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对外否认这件事，但是保罗·切尼医师（一位杰出的内科医师，还拥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知道得很详尽，他手中握有许多关于这个怪病的资料，也收集了许多不容置疑的研究证据，于是亚特兰大卫生当局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说辞。　
　
　崔雅和我在1985年搬进斜坡村，我是那两百位幸运人士中的一名。　
　
　在那些身染怪病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续了六个月的症状；另外三分之一大约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剩余的三分之一的病症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有许多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属于中间的三分之一，整整被这个怪病纠缠了两三年之久。我自己的主要症状包括：肌肉抽筋、几乎是全身性的痉挛、持续地发烧、淋巴腺肿大、夜间盗汗以及瘫软无力。我照样能起床、刷牙，但爬楼梯的时候必须停下来休息。　
　
　我得了这种怪病，却对它一无所知，这实在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变得愈来愈疲倦、沮丧与苦恼。再加上崔雅的情况，这份沮丧感更加恶化。这份沮丧感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神经过敏，部分则源自这个怪病——只有在焦虑来袭时才会被打断。对自己的情况的绝望感，会使我从沮丧中跳出来，进入惊慌失措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完全失控，不晓得为什么会被那些残酷命运的乱箭击中，几个月以来我不时想要自杀。　
　
　我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了随时随地帮助崔雅，过去一整年，我完全压抑了自己的兴趣、工作、需求以及自己的生活。我是自愿这么做的，如果再有相同的情况发生，我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做，让自己事先有更多的支持系统，同时更清楚身为全职支援者所必须做出的牺牲。　
　
　在崔雅生病的过程中，我学习到许多功课。我之所以愿意深入自己与崔雅的这段煎熬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经历，或许可以让许多人避免重蹈我的覆辙。事实上我以如此艰难的方式所学得的功课，在某种程度上也慢慢变成了“癌症支援者”的发言人。我写的第一篇有关支援者的报偿与危险的文章刊登以后，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出版商与我都相当惊讶。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封最沉痛的信件，这些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却没人能让他们一吐苦水。我希望能透过较温和的途径，逐渐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我还在继续挣扎，我对崔雅的病和我自己的困境的忧虑在缓慢增加，真实的沮丧感也在日益恶化。这一年半来，我无法不间断地写作，在此之前，写作可以说是我的命脉、我的守护神、我的命运、我的功业。过去十年来，我几乎每年完成一本书；就像其他男人一样，我以自己的工作与写作来肯定私我，当写作突然停摆时，我就像一个没有保护网的空中飞人，坠地时伤得很重。　
　
　然而最严重的还是我停止了静修的练习，我过去拥有的觉照力也消失了。我不能轻易地回到“暴风的中心”，有的只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在度过这些关卡时非常难受。我丧失了纯粹与开放的觉知，也就是接近见证与灵魂的能力，剩下的只有私我紧缩与自恋。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与守护神，剩下的只有私我，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恐惧不已的思维。　
　
　我认为自己最简单、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为自己应尽的义务而责怪崔雅。我是自愿放弃自己的兴趣来帮助她的，但是，当我开始怀念我的写作、编辑工作和静修练习时，我开始责怪崔雅，因为她的癌症而责怪她，因为她毁了我的生活而责怪她，因为她使我丧失自己的灵魂而责怪她。这正是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背信”（bad　faith）——没有为你自己的选择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愈“沮丧”，对崔雅的打击愈大，特别是她历经诸多磨难之后。日夜伴随在她身旁一年半以后，我突然消失了，将自己包裹起来，不想再听她倾诉。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支持，而她不习惯或无法给予我这样的支持。当我开始因为自己的沮丧而莫名其妙责怪崔雅时，她理所当然有所反弹，无论是出自罪恶感还是愤怒。同时，生理期的过早终止以及因化疗而引起的情绪不稳，再加上崔雅对这些状况的“神经过敏”反应，在使得整个局面每下愈况，而我也对这些现象产生了各种反应。我们最后都深陷于由罪恶感和责难卷成的漩涡中，于是崔雅进入了绝望，我走进了安迪体育用品店。　
　
　今天是星期六。两天前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在屋子断电前，我刚好写了三段。当时我正在抒发自己的悲情，那些东西并不值得记录，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肯和我一起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市中心消磨半天。当我上床睡觉时，我有一种被神眷顾、事情终会好转的感觉。我的私我肯定疗法从“我对神的爱在我体内的每个细胞中产生了治疗的作用”，转变成“我感觉到神的爱在我体内的每个细胞中产生了治疗的作用”。这是一个细致又显著的差异。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透过肯对我的爱，我知道神是爱我的。如果肯与我能真正联结，我就能与神联结，如果我们失去了联结，我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就被切断了。　
　我们再度的联结发生在某个悲惨的日子。早上起来，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责我没有整理衣柜，稍后我也以新电脑出了问题反击回去，然后他就掉头走了，几乎失踪了一整天，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门前的回廊上，呆呆地望着湖水，试着摆脱毫无价值的感觉，那天傍晚我们进行了一段长谈，但没有什么收获，他说一切都像是旧戏重演。　
　最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和坏情绪对抗，很像是更年期的症状。其实我已经停经了。我的情绪难道是因为丧失雌激素而引起的？可能性很大。一个星期前我开始服用避孕丸，它对我的潮热产生了一些帮助。肯喝了点酒，人变得温柔多了——今晚一切都很美好。　
今天我在整理浴室的壁橱时，清理出了一些经期用的棉条，我怀疑自己是否还用得上？　
　今天是星期三，所有的事情仍然非常不稳定。我们刚从旧金山回来，房子看起来还好，只不过工人们把厨房的色调弄得一团糟。反正总是有问题。稍后我们去散步。肯显得郁郁寡欢，他对生活的不满表现在和我说话的语气上，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默默地承受。有时候看见他这副模样，我会觉得他虽然爱我，却不喜欢我。事后他会向我道歉——以非常甜蜜的声音对我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和他谈一谈，但总是无法深入。在这种时刻如果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们通常无法将局面处理得很好。“亲爱的，我们之间这种情况已经反复出现好几次了，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沮丧，只要我们一谈到这些事，你就会觉得内疚、变得恼怒，而我也会跟着生气，这是一点帮助也没有的。我希望能找个人来帮我们协调一下，在还没找到适当的人选以前，暂时稳住这个局面好吗？”这对我来说相当困难，因为我希望问题可以在当下解决，我希望整个气氛是明朗的，这样我们之间的那份爱才会没有阻碍。他说我们陷得太深了。　
　令我真正惊讶的是，我们是如此的相爱，我们的联结也是如此的牢固，但仍得经过如此艰难的考验。我不禁开始质疑，好像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压力都要在这一世解决。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看一份压力测量表。丧偶的压力指数最高，可以到一百点，压力指数最高五项中的三项（结婚、搬家、重病）我们都有。肯认为自己还有第四高指数的压力——失业（虽然他是自愿的）。即使是度假，在压力指数上也高居第十五。肯说，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沉重的压力了，如果再去度个假，那不是要人命吗！　
　每次一谈到这些问题，我总是感觉他敢怒不敢言。他觉得自己不但被击垮，还受到监视，动弹不得。换句话说，他因为我而完全无法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做什么似乎都没有帮助。此外，我们的行为特征也开始显现，以前它们是互补的，现在只有摩擦的份了。我是一个小心谨慎、做事井然有序的环保主义者，受到威胁时，我会有紧缩的倾向；肯则是一个外向大方、不拘小节的宏论家，日常琐事会令他烦躁不安。　
　第二个星期我们又回到旧金山和弗朗西丝、罗杰共度周末。当天晚上，怀特与朱迪斯·斯卡区（《奇迹的课程》发行人）前来庆祝《奇》书的平装本在美英两地上市。第二天早上，罗杰向弗朗西丝求婚了！婚礼在朱迪斯与怀特的家举行，蜜月则是在我们塔霍湖的家度过。肯将成为罗杰的伴郎，而我是弗朗西丝的伴娘。　
　尽管有弗朗西丝与罗杰的协助，我们的问题仍没有丝毫改善。回到塔霍湖，我们一起陷入肯的情绪中。他似乎无法自拔，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电视机前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我可怜的爱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似乎做什么都没用。我的感觉糟透了。　
今天是星期五。多么奇妙的人生！从彻底的绝望攀升到感觉很棒的一天。　
　肯为了公事要离开两天，我几乎要崩溃了。他走后我开始责难自己的态度恶劣，过于想掌控他。他主要的抱怨就是我太想控制他，独占他的时间。这是真的，我实在太爱他了，我希望每分每秒都能和他在一起。或许有人会说，我为了不让他分心，才会得癌症，这样的理论也许部分属实，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抓住他的注意力！我的确有点嫉妒他的工作，但我并不希望他的工作就此停摆，这也是我目前最感痛苦的事，因为他的守护神已经消失了。　
　他离开后，我真的快疯了。屋子显得格外的冰冷与孤寂。我抱着电话向凯蒂哭诉了一个小时。　
　然而和他在电话上谈过以后一切似乎又好转了。他回来以后，我们更善待彼此，习性反应也减少了。我们留意着彼此的模式，遇到阻碍时则绕道而行。　
　弗朗斯瓦与汉娜前来度周末，凯依·林恩也加入阵容（他们三人都是来自芬德霍恩的老友）——这真是难以言喻的美好时光！尤其是星期天，我们开车上玫瑰山的公路，享受美景，在瀑布边野餐，接着又循着湖边的步道健行，后来又到我所吃过最好吃的餐厅共进晚餐，最后去凯悦跳舞。我唯一能说服肯加入我们的理由是，“这种健行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运动效果，而且完全不借助机器。通常需要走上好几英里，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致。”“好啦，好啦，我去就是了。”弗朗斯瓦问肯：“你难道不喜欢运动吗？”肯回答说：“我喜欢运动，但只能承担同类疗法微粒药丸的量。”　
　
　崔雅和我都警觉到，我们两人无论在个人方面或是配偶的联结上都开始分崩离析。在个人方面，我们还算正常的神经症一一浮现：这些神经症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不处在这种压力锅的情况中，它们可能会一直潜藏在底端。　
　
　在配偶的联结上，相同的问题仍在进行。一般的配偶在三五年，甚至10年也不必面对的问题，我们全都被迫去面对了。无论在个人或双方的联结上，我们两人先得崩溃，才能统合得更加坚实。这场考验虽然痛苦，从一开始我们就感觉最终一切都会转化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幸存的话。因为那些在烈火中被燃尽的并不是我们对彼此的爱，而是存在我们心中的“垃圾”。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四　
　
　崔西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昨天晚餐时，她问我是否仍继续写日记，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因为，她说，这会是一本畅销书！某些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幻想……因为我从未发现一本可以涵盖所有我想知道的内容的书。她还问我做完化疗后是否觉得好过多了。我说：“六个月以后再问我吧！”我觉得自己仍处在化疗的过程中，除非我的生理期可以连续三次按时出现，血液也回归正常值，整个疗程才算真正结束。没有人确实地告诉我，头发会在什么时候长出来，我猜想或许在最后一次治疗结束，25天循环周期过了以后。这样看来至少还得等上一个多星期。啊！耐心！　
　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化疗尚未结束的原因是生理期还没有恢复。这听起来有几分侦探小说的意味……它到哪去了呢？上个星期是我第一次在做爱时觉得阴道干涩，我的生理期也因为化疗整整迟了三个半星期。这实在是痛苦又令人沮丧的事，真希望男性医师们对这种情况也能有点概念。上个月的情况非常糟糕。不时会陷入抑郁之中以泪洗面。不哭的时候感觉便会很好。不是说以前不难受，但这次似乎是从我修习史迪芬·勒文的自我宽恕的静修开始的，有一天我在做练习的时候遇见了麻烦，我感到无法宽恕自己。那一天特别糟糕，由于眼泪太多，出现了花粉热的过敏症状，但我仍然强打精神到市里去，为“美苏青年交流基金项目策划书”写了个说明信。第二个星期，肯到旧金山办事，我又度过非常可怕的一晚，几乎整个晚上都不停地流泪，觉得自己实在恐怖得叫人难以忍受。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去见妇产科医师，又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傍晚，我继续对弗朗西丝与罗杰哭诉，我认为自己必须为肯生活中的烦恼、悲苦与无力工作负责。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倒愈来愈严重了。当我得知琳达不一定能来看我时，心里很不舒服，我多么希望被人关心，希望她能因为爱我而排除万难来看我。我对她说，如果她不来的话，我还是可以找到其他人来替我打气的。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我必须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必须拿掉“我能处理一切”的高傲面具。去机场接琳达的路上我又哭了，她的来访固然令我感动，但我的悲伤情绪丝毫没有减低。几天后，我送走琳达，参加周末的芬德霍恩聚会，又哭了一整天，早上和弗朗西丝，下午和我的心理治疗师坎特，接下来是针灸治疗师霍尔——这就是我所有的支持系统。我觉得十分疲惫，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但实际上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我问坎特医师这种状况是否会发生在其他病人身上——他们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熬过了掉发、呕吐、虚弱以及焦虑等各种折磨，当一切都度过之后，他们却崩溃了。他说他为癌症病人做心理治疗的25年里，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对于肯而言也是如此，他扛了我两年，现在终于可以把我放下，他却崩溃了。　
　我注意到有许多痛苦、悲伤、恐惧与愤怒的情绪是我无法独立解决的，特别是每三个星期就得做一次放疗，又要打理屋子的种种琐事。理智上我知道它们是好的，而实际上却完全无法感觉。　
　我的心理有一部分是在害怕，现在的崩溃会否定过去几个月做放疗与处理房子时的良好表现。我向肯提及这件事，他说：“那也正是我的感觉，老实说，我真的以自己现在的德性为耻。”多年以来别人都认为我相当坚强、稳定，他们从不认为我会恐惧、悲伤与愤怒，后来这些情绪全都浮现了。我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别人会把我看扁了。其实光是这种想法就已经令我元气大伤。一旦有许多小丑联合起来为我粉饰太平时（《一千个小丑》A　Thousand　Clowns这部电影中指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许多的“次人格”或“小丑”），我会害怕表现出这些“负面”的感觉，现在偶尔还有个小丑摇旗呐喊地应应景。当然这名小丑还是会影响到我，但是我比较能警觉到它的其他伙伴了。一些新来的小丑不时会鼓励你崩溃一下。我将借此重新整顿，然后重生。　
　
　同一段时间，我们俩却愈来愈沮丧、愈来愈仳离，也愈来愈被这艰苦的情境和自己的神经症所击溃。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像是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唯一的问题是，该怎么死呢？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陷在沮丧中——真正的沮丧，不像过去偶尔会有的忧愁或低落的情绪。这是一种新的情绪，有点吓人。我一点都不想讲话，反正肯也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他的反应迟缓、整个人无精打采，所有的努力都无法使他振作起来。我不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感觉，沉默得吓人，连做决定的力气都没了。如果肯问我一些事，我也只是以单字回答。　
　情况很简单，就是我不再快乐了。我不再感到自己充沛的活力，我感觉的只有这些事件对我造成的摧残。我累了，这疲累远比身体的困倦还要磨人。在罹患癌症的第一年里，我还能感觉快乐的情绪，这个改变很显然是在化疗期间产生的。从身体来看，化疗其实没那么糟，我对肯说，我觉得最坏的部分是情感、心理与灵性上的毒害。我觉得自己被击垮，甚至完全失去了控制。　
　未渡过重要的难关前，我如何期望肯与我可以安稳地生活几年呢？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　
　大约在五天前我做了两个梦。也许就在那天晚上我开始排卵。在第一个梦境中，他们必须把我仅存的乳房切除更多，我非常愤怒，因为它看起来已经够小了（很有趣，我从未梦见自己失去的那个乳房又长回来了，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做过有关它的梦）。在第二个梦境中，我坐在肿瘤科医师的办公室，询问他我是不是永远都会缺乏雌激素、出现阴道干涩的现象。他说没错，然后我就开始对他尖叫，不断地尖声惊叫。这是为了避免他在一开始就警告我而大发雷霆，而那些该死的医师们似乎不在乎，认为这些事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在治疗身体，而不是人。我完全彻底地失去控制，爆发出怒火，一直不停地尖叫、尖叫、尖叫。　
　
　守护神啊，守护神！没有了它，我就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道途、失去了幸运。有人说，女人提供男人的是稳定的基础，男人提供女人的则是清楚的方向。我并不想陷入性别之争，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句话似乎有几分道理。过去崔雅给了我稳定的基础；如今我的双脚还是固着在地面，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了。以前我能提供崔雅明确的方向，现在我只能让她陷入毫无目标的沮丧之中。　
　
　星期六我的心情因为天气好转而兴奋——一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我向肯提议一起出门，到我们最爱的那家餐厅去吃午餐。在餐厅里，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沮丧，但从某方面来说又有些不同。我问他是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有关写作的事，我一直在想，那股写作的欲望应该回来才对，我知道你也很不好受，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透，我并没有所谓的作家障碍，想写作的时候写不出来，我只是不想写。我一直专注地寻找内心的守护神，但不管怎么找就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最令我恐惧的事。”　
　肯的情况似乎愈来愈糟。这天晚上家里有客人，有人问及他写作的事，肯的表现虽然有些吃力，但还算不错。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并不熟，不过他是肯的忠实读者，读过他写的每一本书。肯努力稳住自己的情绪，很有礼貌地向他解释自己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作品了，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期已经结束，虽然他一直努力想要激起写作的欲望，但没有用，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位男士在听完他的解释后显得相当愤怒——这么优秀的肯·威尔伯怎么可以不写作呢？好像肯欠他似的。他说：“没想到这位被视为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潜力、最伟大的意识哲学家，也有江郎才尽的一天啊！”在场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肯，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男士，现场寂静得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后来他终于开口说：“我有过的乐子已经超过一个人该有的了。”　
　
　我的沮丧感对崔雅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为了应付我的问题，或者应该说少了我的协助，她用来对抗自己问题的力量和稳定度也所剩无几。复发的恐惧挥之不去，此外，她也恐惧自己处理得不如以前好，恐惧以前有我的帮助，现在却没有。　
　
　星期一晚上我觉得非常痛。清晨四点我从剧痛中醒来，这个特别明显的疼痛已持续一个星期，不能再轻忽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复发的征兆——转移到骨头，还会是什么呢？我试着推想其他的可能性……但不能。情况愈来愈糟。我想到死亡。我也许真的快死了。　
　哦，我的天啊，怎么可以呢？我只有38岁——这太不公平了，不能这么早死！至少要给我一个补偿肯的机会。自从和我在一起他就必须面对我的癌症，我想治疗他所遭受的蹂躏。他已经精疲力竭，一想到我们可能又得面对另一回合的磨难，就让人难以忍受。　
　哦，神啊，我也许会死在这屋子里。我甚至连再度失去自己头发的念头都无法忍受。这么快，实在太快了！距离我最后一次的化疗是四个半月，我的头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