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宠与勇气-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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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的春天已经取代了秋的地位。　
　
　巴黎真的很美，我们享受了一生难有的奢华款待：瑞德和苏安排大家住进豪华的丽池饭店。光是简单的牛角面包与咖啡，一份早餐就要40法郎。右边拐角处是著名的“哈利的纽约酒吧”（Harry’s　New　York　Bar），据说是海明威、费兹杰拉德（Fitzgerald）以及所谓跨掉的一代最喜欢停留之处，也是巴黎少数几处英语人活动的地方。酒馆楼下的房间现在还摆着格什温（Gershwin）的钢琴，“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An　American　in　Paris）就是利用它谱成的曲子。哈利宣称他们是第一个调出血腥玛丽与马车的酒馆，姑且不论真假，他们的血腥玛丽真的很令人难忘，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　
　不过真正令崔雅和我感动得落泪的，还是圣母院大教堂，癌症、疾病、贫穷、饥荒与苦恼的凡俗世界，都被挡在了庄严的大门外，四处可见早已失传的神圣图案。崔雅和我参加了当天的弥撒，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仿佛全能的上帝这一次真的会降临，奇迹般地消除她身上的肿瘤，只因这个神圣的空间隔开了它的子民所染指的尘世，连它都被激起了有所行动的兴致。由彩绘玻璃穿透进来的阳光似乎也有治疗的效果，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　
　崔西和迈克来了，我们向瑞德和苏告别，开车前往左岸。崔西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崔雅是一位工艺家，迈可和我则是具有欣赏力的旁观者。我们随着人群在奥赛美术馆（Musée　d’Orsay）前，准备欣赏梵高的画作。叔本华曾经提出一个艺术理论：坏的艺术模仿，好的艺术创造，最好的艺术超越。所谓的“超越”，他的定义是“超越主客的二元对立”。他说所有杰出的艺术品都有一个共通性——可以让一位敏锐的欣赏者脱离自己而进入作品中，令那份孤立的自我感完全消失：换句话说，伟大的艺术品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神秘的。在见到梵高的作品以前，我一直不相信这个论调，现在我真的被震慑住了，屏住呼吸、超脱自我似乎在顷刻间发生了。　
　
　离开巴黎返回德国的途中，迈克开车，崔西领航，肯与我则懒散地横靠在后座。又回到了乡间，我最喜爱的旅游点。我们在维特镇（Vit…　tel）逗留了一晚，这是个水源地，很难分辨它到底是已经过气的观光小镇，还是尚未从凛冽的冬季中醒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的房间对面就是一个充满阳光、绿意盎然的公园。我拉了一张小椅子坐在阳台上，心里十分满足。　
　沿着曲折的小径，我们回到乡间的公路，在溪流旁野餐完，攀上较高的一座丘陵时，竟然发现一座滑雪场，里面有缆车，有人正在滑雪，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否则我可能会说服身边的人让我滑几个回合，我多么想到雪地里一边滑雪一边享受阳光。我想起奚弗大夫提过一个小男孩，他在白血球指数降到四百的时候仍执意要去滑雪，最后死于肺炎。我能体会那股强烈想要冒险的欲望。　
　科尔马（Coimar）是我们最喜欢的小镇，老旧的半木造小屋一间挨着一间，仿佛相互扶持了数个世纪之久，房子有的向前弯，有的向下垂，有的倾斜，有的摇晃，有的蹲伏，有的凸出，每间都有独特的个性。譬如某一间是风干的橙红色，旁边那间是斑驳的乳白色，接下来的一间是纹理清晰的蓝色，最后两间则呈现出龟裂的灰色与皲裂的灰褐色。到处都是卵石铺成的巷道，窄小而弯曲，只适合步行，巷道两侧的农舍好似满脸风霜的邻人倚着栏杆，互相交换村子里的绯闻与闲话。楼下的巷道挤满了观光客，络绎不绝地看着橱窗里的东西，点亮教室的香烛。　
　科尔马有一幅举世闻名的祭坛画作（Retable　d’Issenheim，1515），看起来有点阴森，那个时期的生活可能也有点阴森——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肖像，头上箍着荆棘，血从铁钉中淌出，全身上下到处是伤口。崔西说，当时的欧洲梅毒正猖獗，因此，艺术家把这个苦难的标记也画在耶稣的身上。刚开始我觉得这幅画太强调基督的受难，接着我联想到许多佛教僧侣也喜欢在坟墓打坐。生活在16世纪同样充满苦难，这幅画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一点。我吸了一口气，看着自己对这幅画的反应，看着自己不愿意了解从古到今这样的事情一直仍在发生，也想到自己与他人的苦难时，不禁起了寒战。我看着这些强烈的反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一股悲悯与善意从心中生起。　
　在萨尔茨堡（Salzburg）停留的那段时间，我们喝了点阿尔萨斯酒，吃了一些蛙腿，买了几块印有农庄图样的桌巾，还参观了教堂。为我们服务的女侍开心地对我们说，下一次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她可以陪我们一同前往，因为巴黎的食物“très　cher　et　pas　bonne”——既贵又难吃。　
　
　回到德国，我们继续往波恩的方向行驶，沿途在巴登巴登（Baden　Baden）落脚，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泉小镇。在这个地方，崔雅经历一件十分困扰她的事，也让我们朝着不可思议的方向联想。　
　
　第二天我们去洗了一次罗马——爱尔兰式的温泉浴，非常舒服的经历。我们被带到十个不同的温泉浴池，每一处的温度略有不同，这一连串的浴池温度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因此可以产生最大的放松效果，然而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的五角星项链竟然不见了！我们找遍每个角落，询问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还是不见它的踪影。这是我的护身符，是我父母在我和肯离开旧金山前往德国的那一天给我的礼物。它是按照我画的一个图，请我们的好友罗塞尔用手工打造的。它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在德国的头一个月，日子过得黑暗无光，好几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自己牢牢地握着这颗星，因为它，我不再孤独。我非常惊讶怎么会把它给弄丢了？一点迹象都没有，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我迷信的那一面，很自然地随着这个意外增长：难道我从此以后没有好运了吗？这是否意味着将有不好的事要降临？这是否象征着我的“守护星”陨落了？　
　一整晚崔西、迈克和肯不停地安慰我。突然我想到了卡卢仁波切教我的观音菩萨观想法门。他要我观想诸佛菩萨都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供养给它们；她们非常喜悦，把祝福如华雨般遍洒全宇宙。我也忆起了自他交换的观想。我把别人的苦难吸入体内，再把自己的善业吐出给别人。　
　以下是我用来去除执著之苦的观想练习：我把这颗五角星的美与幸运供养给众生。当我这么练习时，我可以感觉自己强烈的执著，执著于父母、那位打造项链的朋友，执著于得到项链时的情境和幸运的概念，执著于“艾斯崔雅”的原始意义。从这事件，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强烈的执著心，又因为它是一件颇值钱的饰物，执著就更强烈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观想着自己把它供养给众生，它的美、好运与治疗的功效，让每一个人都能获益。每当我因失去它而感到痛苦，或不自觉地伸手摸它而发现它不见时，都会做上述的观想。有时在餐厅里吃饭，我会想像它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闪闪发光，走在路上我也会想像它在每一个行人的头上放光。我甚至会把它化成数百万颗星星，遍布整个宇宙，在阳光中缓缓降落地面，照亮每个人的人生。　
　这个练习让我非常清晰地察觉其他形式的执著或自私，譬如想要得到野餐中的最后一片起司，最后一口美酒，视野最好的房间，等等。因为这颗星的遗失，映照出这些细微的反应和这些随时会出现的执著与欲望。借着这项练习，我可以将任何我所渴望的东西都变成礼物分送给他人。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透过这次练习，我看到一些并不想看到的真相，对于自己的执著，我察觉的速度也不是顶快，更不能做到放下一切。当我察觉自己想得到最好的美酒，或察觉自己有恶毒的念头或看到自己本来是善意的，说出来的话却不太友善，一股心知肚明的微笑就会浮现，我希望自己在看到这些真相时能有更多的仁慈。肯曾经提到圣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做了。”这句话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困境中孤军奋斗的人，也让我对人性生起更大的悲悯。　
　弄丢了父母的礼物，罗塞尔亲手做的礼物，偶尔还会感到心痛，但是我对肯说，“你知道，仅仅只有三天而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从丢项链的糟糕情绪中走出来了”。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过度乐观，但是这次练习真的对我非常有帮助，当我在做上述的观想时，我觉得这颗星好像还在我心中，永远不可能遗失。我对于它的消失所产生的迷信也逐渐退去，原来强烈的执著减轻不少。我真的很享受这项观想的练习，能时常送朋友一些礼物是很开心的事。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　
　
“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回到波恩，依依不舍地道别了迈克和崔西，看着他们离去，心里真的很难过，有些难关仍然等在前面，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奚弗大夫在看崔雅最近的检验报告，嘴里讲着德文，到现在我还弄不懂他的意思。崔雅身上并发的疾病非常复杂，肺部感染、糖尿病、肿大的双腿、耗竭的骨髓，更别提那要命的癌症——原本两个月可以结束的疗程可能被迫延至四个月。日子一天天地拖着，恐惧之中增添了乏味，一种怪异的组合。　
　“诺伯特？是你吗？”　
　“是的，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诺伯特和他的妻子乌蒂共同经营帝侯饭店。在我即将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中，诺伯特为我们担当了（《鲁滨孙漂流记》中）　“星期五”的角色，一次又一次贡献他自己的宝贵时间为我们服务。他是一个相当慧黠的人，幽默中略带病态，跟我很像（他说他认识一个不怎么有能力的大夫。这位大夫只有在预测过去时，具有90％的准确度）；我觉得他像个律师，也可以当个大夫什么的，他自己却比较喜欢门房的差事。我刚到这里的第一天，诺伯特便为我做了几张3×5的卡片，上面写的都是德文。他告诉我：“这是奚弗大夫要我做的。”有了这些卡片，我才能顺利地进出“诊所”（譬如崔雅产生胰岛素反应的那一天，因为有这些卡片，我才能火速地冲进餐厅，抓了些方糖回来救急）。少了它，我什么事也行不通。　
　“诺伯特，今天的天气如何？”　
　“晚上再问我吧。”　
　“好，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崔雅刚做完血液检查，指数还是过低，无法进行下个阶段的化疗。她有点沮丧，不只是因为想赶快完成这些治疗，更因为每一次的延后，即使是一天，都显示治疗的效果降低了。现在可能还得拖上一个星期，上一次的治疗整整延后了两周。情况不怎么乐观。诺伯特，‘该死’的德文要怎么说？”　
　“哦，肯，我很遗憾，有什么是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我需要订一间小巧的汽车旅馆，不要太贵，靠河边30公里左右，还需要—辆计程车和—位会说英语的司机、去柯尼希斯温特（K？nigswinter）的指示图、莱茵河渡船的时刻表、德拉亨山（Drachenfels）的开放时间，还有柯尼希斯温特是否有供应素食的餐厅……”　
　
　天气，终于不再阴霾。有时万里无云，有时飘来几缕白云。有人说冬天的气候如果特别糟，开春之后就会特别好，看来是真的。肯和我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herg）与柯尼希斯温特度过了一个很棒的周末，我们住在莱茵河畔的一间旅馆里，浪漫极了。春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喜欢看着它的景致变化，然后把它带回医院去。当我闭上双眼时，所有的景象历历如绘：在阳光下特别鲜明的白樱树冒出的新叶，绿色的草原上点缀着白色的小雏菊与鲜黄的蒲公英。　
　现在我又回到医院，回到治癌的琐事上，一个星期后才能接受化疗。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再等一个星期，化疗的效果又会降低一些。但这次感觉却很轻松，食欲有点降低，睡眠增加了一些，有时需要服用安眠药，还有一点头晕，比阿德利亚霉素要轻松多了。如果医生早一点采用这些化疗的药剂，我想我会应付得更好。阿德利亚霉素会伤我的灵魂，好像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感到一点愉悦，而眼前这种治疗却不会阻碍我的快乐。　
　啊，德国人，他们真是既仁慈、和蔼又乐于助人，肯比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接触。他常去吃饭的那家餐厅的女服务生，前几天带着花来探望我，另外还有许多司机先生、店东以及女服务生都十分关心我。　
　“点亮莱茵河”是这个周末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沿岸所有的城堡都燃起火炬，还有放烟火的表演。维琪来看望我们，肯陪她一起到河边看烟火，河边挤满了人群，各种年龄层都有，大部分是孩子，非常壮观。肯和维琪边看边发出惊叹声，他们闹了一阵子，突然发现周围鸦雀无声，连小孩都安安静静地，气氛非常怪异。肯后来问柜台的服务人员，因为美国人看烟火的时候一定会呜哇地大叫，服务员说也许美国人的啤酒喝得比较多。肯笑着说：“怎么可能，你们是全世界啤酒喝得最凶的国家，这才不是真正的理由呢！”服务员说：“在德国，大家看烟火的时候从不呜哇，我们只会嘘……”　
　
　在波恩总会碰上令人捧腹的场面，颇能振奋我们的精神。有一次我们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维琪点了卡布其诺，我为自己叫了Kolh啤酒。闲谈之间，一位侍者走到我们的桌边：“你是肯·威尔伯吗？我的胃里有个洞，急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胃里有个洞？我们俩都被吓呆了，以为他有胃癌，他可能看见我的光头，以为我也得了癌症，我赶紧站起来送那位侍者到“诊所”去。　
　他在一家书店看过我的书，认出我就是作者，他毫无避讳地谈起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女友刚离开所造成的影响与困扰。“我的胃里有个洞”，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我的心中觉得非常空虚。”他已经沮丧得顾不了那些客人了。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描述自己胃里那个可怕的洞。　
　
　我忍不住和维琪及肯说，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些过去犯的“错误”——我应该一开始就把整个肿瘤切除，继续接受三苯氧胺（tamoxifin）的治疗，每一位癌症复发的患者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都能举出一两件足以延缓复发却被自己疏漏的方法。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陷在自责的情绪中（即使有时还是会滑落悔恨的险坡），戴上后见之明的眼镜来看待目前的处境。我发现许多过去所做的选择都是出自怠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治疗方式，因而轻忽了重要的后续医疗（继续食疗，服用大量的维他命、运动与观想等等）。我一直认为已经动手术，做了放疗与化疗，难道付出这些代价还不够吗？我只想回归原来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不去看其他的大夫，不再做任何医疗的抉择。我瘦了好多，也吃了许多苦，难道还不足以让情况好转吗？反正处在这个模糊地带，本来就很难决定该做什么其他选择。　
　同时我又明白自己很自然地往最好的方向想，受到积极思考运动的影响，这股欲望有时膨胀得有点离谱：非常努力地想像癌症已经去除了，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提防出现再度住院或癌细胞还躲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的念头，因为消极思想的存在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癌症复发。　
　我发现亲友们也都倾向于积极思考，我很理解没有人愿意往坏处想，但是癌症病人的恐惧并不是虚而不实的，也不只是负面思考，希望亲友们能学习和这份恐惧相处，毕竟它有时也能有正面的作用。　
　我发现过度简单的积极思考不但会让人否认自己的恐惧，更会在化疗结束后消除再接受其他治疗的动力。选择其他的治疗时需要高度的激励，因为做这些抉择是十分困难的，更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医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了。当你没病时，看到报上刊登的治疗方法，只会觉得有趣，但是生病时接受这些治疗可就大费周折了。如果你一味地运用积极思考，可能会失去必要的动力。　
　我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小心翼翼地调整架在鼻梁上的这副后见之明的眼镜，再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想要依赖奚弗大夫“快刀斩乱麻”的治疗背后的怠惰，还有，以为凭着积极思考就能把癌症治好，但是这副眼镜的焦距点是清晰的，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继续寻找长期的辅佐方法。一旦决定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贯彻到底。我知道自己的怠惰与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欲望，会让我一听到别人的建议或他人的经验时，就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产生疑虑。但是我会保有那些怠惰与欲望，让它们帮我拨云见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别人在起起伏伏的癌症生涯中，维持高度的治愈动力。我会提醒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疾病的发展或结果，也许只是极小的影响，甚至完全没有。我提醒自己深呼吸和放松。由自责所促成的动机只会伤害到自己。每当我紧抓着某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习与未知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崔雅进行第二次化疗时，观想的主题再度浮现，此刻的她应该观想化疗打败了癌症才对。但是她无法决定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观点。她觉得两者都很重要，这又是“做”与“存在”之间的平衡。这一阵子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采用的都是积极思考的观想，但是崔雅觉得应该佐以更开放、更无目标的观想方法。她时常与爱迪丝一起练习，爱迪丝本人也是超个人心理学派的治疗师，比较倾向罗杰派。崔雅将她的观察写成一篇报告，在美国各地的癌症中心广泛地流传（你可以向癌症支援中心索取影印本）。　
　“肯？肯？你在吗？看看这个。”　
　“开什么玩笑，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一天我坐在病房里和爱迪丝聊天，肯走了进来。当时我正告诉爱迪丝关于遗失五角星项链的事，我说我努力学习透过观想把它分送给每个人，从这个事件中我读出了许多意义，我的名字艾斯崔雅就是“星星”的意思。肯开始取笑我古怪而迷信的这一面，他说我对正面预兆的信心不及我对负面预兆的信心。我马上回应一句，“不，这句话不对，正面预兆也同样深具意义。”他说：“哦，好，既然你真的相信正面的预兆，看看这是什么？”说完就从口袋掏出那条五角星的项链。我愣住了，已经这么久了，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肯一直不肯回答我，最后才说：“我只是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丢一样东西可以被你诠释成坏的兆头，那么失而复得是不是该被诠释成好的兆头。”　
　旅馆洗衣妇在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发现它，我根本就忘了那个口袋的存在。那天洗澡时，我一定是怕放在柜子里会被拿走，才放在裤子口袋里，扣好后就忘了。我好高兴重新拾回这条项链，希望它能带给我好运。奇怪的是，它不在的时候对我影响更大，我仍然继续观想把它分送给别人，观想它在别人的脖子上，观想它深入别人的内心，这仍然是很好的练习。但是，当我失去它而仍然渴望它的时候，这项练习反而更具挑战性。如果它一直不再被拾回，这项练习可能就会随着记忆模糊而被淡化，可是现在这颗星星又回到了我脖子上，于是它成了一个持续的提醒，这项练习也将继续下去。　
　另一天的傍晚，当我和爱迪丝在林间散步时，对这个“给予”的观想，突然有了很大的领悟。我以前总觉得善待自己就意味着对别人不善。以最后的一口美酒来说——如果我为了善待自己而喝了那口酒，其他人就喝不到了。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突然间“我是谁？”这句话冒了出来。我发现善待别人与善待自己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在“我是谁？”这句话上下足了功夫，那么我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就会渐渐淡化，因此，这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要不就善待自己，要不就善待别人。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我已经以这颗星星做了很久的观想练习，在此之前，是自他交换的练习。现在运用“我是谁”的话头把人我的界分感连根拔起，则是在道途上更往前跨了一步。每当我执著于最后一片起司时，我都会问：“喔，是谁在执著？是谁在感觉损失？”然后我会十分乐意地把它送出去。正如肯所说的，宇宙里只有一个大我在享受它。因此我过去的障碍和不能善待自己的原因，就是出在过于强烈，也过于快速的人我之分。因为被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