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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宠与勇气-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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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享受它。因此我过去的障碍和不能善待自己的原因，就是出在过于强烈，也过于快速的人我之分。因为被锁在这样的分别心中，我才会觉得善待别人就亏待自己，善待自己就亏待了别人。现在放掉分别心，享受给予，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似乎容易多了。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但现在的领悟才是具体而实在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一
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当崔雅在第二次化疗后渐渐地恢复时，她的肺部却感染了。不太严重，医师这么向我们保证：但是为了预防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污染，他们还是剥夺了我几天的探视权。崔雅与我只能以电话联系：她忙着做她的艺术创作、静修、写作、参究“我是谁？”这个话头、写日记，一切都很顺利。
我完全相反。有些不好的感觉在内心生起，但是我无法理解是什么，感觉糟透了。
“诺伯特，我打算回到德拉亨山去，我会从柯尼希斯温特打电话给你，你有爱迪丝家的电话号码，对不对？”
“有。肯，你还好吗？”
“我不晓得，诺伯特，我真的不晓得。”
我走向莱茵河，搭上渡轮来到柯尼希斯温特。那里有许多路线的台车可以登上山顶，登上极美的德拉亨山，这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山景之一，是距离莱茵河两百英里的一处要塞。就像任何一个奇景一样，德拉亨山有令人窒息的遗迹，也有为了吸引观光客而建立的寒酸建筑物。
从塔楼的顶端向下鸟瞰，方圆一百英里的景物尽收眼底，我将视线扫向右侧：巴特戈德斯贝格大教堂的塔楼，再向北70公里则是宏伟的科隆大教堂。仰头向上望：天堂：低头向下看：大地。天与地，天与地：我不禁想起崔雅，在过去的几年间，她将自己的根重新扎回大地之中，回到她对自然的爱，回到身体、回到她的制造，回到她阴柔的女性特质，也回到她开朗、信任与关怀的基石之上。我仍然停留在自己想要待、让自己舒服的地方，一个自我的家乡——天堂，然而它并不是灵性的世界，而是由理论、逻辑、概念与符号组合而成的理念的阿波罗世界。天堂和心智有关，大地与身体相连。我把感觉拿来说明理念，崔雅则把理念拿来说明感觉。我总是从个人经验转向宇宙，崔雅总是从宇宙转向个人经验。我喜欢思考，她热爱制作，我喜欢文化，她钟爱自然。我喜欢关窗聆听巴赫的音乐：她却宁愿关掉巴赫的音乐，倾听外面的鸟鸣。
按照传统，灵性既不在“天”也不在“地”，而是在“心中”，心总是被视为天与地的会合。地是天的根基，天是地的提升，单凭天或地都无法领会大精神，只有在内心取得两者的平衡之后，才能通往那扇超越死亡与痛苦的神秘之门。
这正是崔雅对我的贡献，也是我们对彼此的贡献：指出了一条通往内心的路。当我们彼此拥抱时，天与地便结合了，巴哈与鸟儿同声一齐鸣奏，视线所及尽是快乐。一开始相处时，我们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而感到不适，我这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喜欢翱翔在理念中，在最简单的事情上编织一些理论：崔雅则喜欢拥抱大地，在没有妥善安排计划之前，她拒绝翱翔。
我们确实是不同的，或许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许多男女身上。分开来的我们绝非完整而自在的个体，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真相。我们逐渐学会欣赏、尊重彼此的差异，也学会感谢。理念永远令我感到舒服，大自然也永远令崔雅感到自在，但是当我们内心交会时，我们就完整了。缺少了彼此，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份合一感。我们把柏拉图的一句话改成了：“男人与女人本来是一体的，却被分裂为二。所谓的爱就是对这份一体感的追求。”
天与地的结合。我的眼睛看着天也看着地，心里一直在想，自从有了崔雅，我才开始找到自己的心。
但是崔雅就快死了，这个念头令我禁不住放声大哭，有几位德国人很关心地问候我：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德文卡，上面写着：“是奚弗大夫特别准许我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崔雅会死的事实，也许是医生告诉我她的脑部与肺部都有肿瘤、叫我不要声张的那一天，也许是美国的医师答应让她半年无需治疗的那一天，也许是我亲眼看到电脑断层扫描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只知道一切都要瓦解了，多年来被我排除在外的思想，现在全涌了上来。脑瘤的症状也许会减轻，至于肺瘤，奚弗大夫也只能担保40％的减轻几率。我的脑子里出现恐怖的画面：崔雅极为痛苦，呼吸十分困难，点滴瓶里的吗啡不断地输进她的体内：家人和朋友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焦急地静待着呼吸器终止的那一刻。我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前后不停地摇动，口里言语：“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搭第一班台车下山，从当地的酒馆打电话给诺伯特。
“崔雅很好，肯，你呢？”
“不要为我等门了，诺伯特。”
我坐在酒馆内，开始喝起伏特加，喝了很多很多。那些骇人想像的事情一直盘踞在我脑中，还有一股无法止息的自怜偷袭着我。可怜的我，可怜的我，不断地把“Kom”摔在地上：“可恶的德国人仿造的伏特加。”“即使在塔霍湖，我也从未如此烂醉过，今天我决定让自己大醉一场。
当我回到帝侯饭店时（怎么回去的，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诺伯特将我拖上床，留了一罐维他命B在床头柜上。第二天清晨还派了清扫房间的女侍来盯着我吞下它们。我打了通电话到崔雅的病房。
“嗨，亲爱的，你好吗？”
“我还好。今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我的烧退了，过几天应该就没事了。我们星期三和奚弗大夫有约，他要告诉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结果。”
想到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需要什么吗？”
“没有，我正在进行观想，不能和你谈太久。”
“没问题。我打算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诺伯特或爱迪丝，好吗？”
“好，祝你玩得愉快。”
我搭电梯到一楼柜台，诺伯特正在那里。
“肯，你不应该让自己喝得这么醉，你应该为了崔雅坚强起来。”
“哦，天啊，诺伯特，我厌倦了坚强，我要让自己脆弱一阵子，这会让我好过一点的。我要出去透透气，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别做傻事啊，肯。”
德国的商家星期天是不营业的，我走在戈德斯贝格的后街上，愈来愈自怜。此刻我心里想的不是崔雅而是我自己。我他妈的这一生已经毁了，我的一切都给了崔雅，而崔雅，我真想杀了她，她竟然要死了。
我悻悻然地走着，一路抱怨竟没有半家酒馆开门营业，突然我听见几条街远的地方传来波卡舞曲的音乐。那一定是酒吧，我心里这么想，就算是星期天，你也无法让德国人远离“Kolsc”和“Piers”啤酒的。我尾随着音乐，来到一间距离市中心有六条街远的小酒馆，里头有十来个人，大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们的脸颊似乎打从“Kolsch”上市的那一天起就泛着红晕。音乐非常生动，不像美国人所想像的那种劳伦斯·威尔克式的滥隋波卡舞曲，而是当地的蓝草音乐，我很喜欢这种音乐。酒馆里有半数的男人（没有女人，也没有年轻人）围成半圆，随着音乐起舞，彼此勾肩搭背，踢着腿，跳着类似希腊左巴的舞蹈。
我在吧台前坐了下来，把头深深地埋在手臂中。一瓶“Kolsch”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接着又递来一瓶，我再度一饮而尽。
灌了四瓶啤酒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虽然极力想掩饰，就是无法停止。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么放肆地哭过，当我有两分醉意时，朝我方向跳舞的几位男士，示意我加入他们。“不，谢谢你们。”我挥着手婉拒。但他们不放弃，其中一位很友善地拉我加入他们的阵容。
“Ich spreche kein Deutsch”（我不会说德文），这是我唯一能记住的德文。他们微笑地对我表露关切，好像真的很想帮我。我想夺门而出，但钱还没有付。我把手搭在左右两边的男士肩上，开始前后舞动，还不时踢踢腿。我忍不住大笑，接着大哭，就这样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大约有15分钟，我的情绪完全失控，恐惧、惊慌失措、自怜、狂喜、为自己感到遗憾，也为自己高兴，我觉得窘极了，但是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好像在对我说：“没关系，年轻人，一切都会没事的，尽管跳吧，年轻人，只要跳就对了。你看，就像这样……”
我在酒馆里大约待了两个小时，跳舞，喝啤酒，一点也不想离开。不知怎地，所有的感觉和思想突然涌上来，洗刷了我的一切系统，它们全暴露出来，也都被接受了，虽然不是全盘被接受，至少我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让我能继续走下去。我终于站起来，向酒馆里的男士道别，他们对我挥了挥手，继续跳舞。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要我付酒钱。
后来我告诉爱迪丝这件事，“你现在总算了解真正的德国人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想说明的是，我终于开始接纳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也愿意放弃个人的兴趣，以支持她为首要的工作。我很想宣称这是由于禅坐的电光石火和瞬间的洞见，使我生起足够的勇气重新投入这场战斗，或者是因为某种超验的显现让我清醒。但真相却是在一间小酒馆里，和一群不知名也不懂他们语言的老男人共处了两个小时而开悟的。
回到波恩，我与崔雅最深的恐惧开始示现。第一，脑瘤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在这种治疗下80％与之相似的病人，脑瘤都消失了。最严重的是，崔雅所接受的脑部放射线已经快到极限。第二，虽然肺部的大肿瘤已经萎缩，但有两个新的瘤正在形成。第三，超音波显示她的肝脏又出现了两个肿块。
我们回到病房，崔雅的情绪开始崩溃，我把她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她，深深地吸入她的痛苦。我发觉之前在小酒馆里所流的眼泪，就是为了现在，为了眼前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判了死刑。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美景，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但是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春天了。”
崔雅提笔写信给她的朋友，一字一句小心地斟酌着：
和转移性的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不知何时会有好消息、何时会掉落悬崖、何时会心惊胆战、何时恐惧会突袭全身。他们上个星期为我做了肝脏超音波扫描；我躺在手术台上，操作员从各个角度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全身扫描，然后把一位女士叫了进来，用德文讨论了一些事后，又重复进行一次扫描。他们只对我说“深呼吸——停住——自然呼吸”几句话。我起身时看见荧屏上有两个小点，我很确定那就是肝癌。回到病房，我整个人开始崩溃，心想可能活不过今年了；我必须有这份心理准备。
然而要如何在不伤害“求生意志”的情况下，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呢？当我还在为生命搏斗时，如何让自己坦然面对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甚至不能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成立；有时我觉得可以坦然接纳，因为这两者也许没有冲突。刚发现有肝癌时，那份悲伤实在是太巨大了，后来做过深呼吸之后，我逐渐能接受这个事实，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事情如果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到时候再应付，现在我不想胶着在上面。即使被困在医院里，窗台上的花也令我喜悦。我觉得自己已决心尽力而为，即使有肝癌，不一定会导致死亡，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奇迹可能发生。
云霄飞车的另一次急速俯冲是——我的免疫力没有回升到大夫预期的理想状态，因此他为我注射高剂量的优质化类固醇（八星期的剂量集中在四天打完）。还有一个令人反胃的俯冲是——奚弗大夫对脑瘤没有完全消失感到相当失望，他原本以为脑部的肿瘤经过放射线放射与第一阶段的化疗后，可以全部消失，如果第三次化疗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他就会用“cis…plahnum”来治疗，剂量与时间仍未知。
肯和我决定在第三阶段的治疗开始以前先回美国一趟，我的身体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接受治疗。我迫不及待想回去，回到那块说英语的土地！在波恩时，我们学会以更敏锐的眼光来看国内的初选、毒品以及游民，等等问题。我非常惊讶，去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帮派械斗案件竟比欧洲全年度的总数还多。但是我仍然热爱这块土地，我真的很想回家。
送给你们每一个人爱与拥抱，你们的信、电话、祈祷与祝福，让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快乐许多。我们现在好比是放长线钓大鱼。肯一再地重新投入这场艰苦的奋斗，令我感恩不尽——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我要以开放的心情面对痛苦与恐惧，勇敢地拥抱它，接纳它的存在——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眼前所发生的现象，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无常之苦。领悟它，生命就会有惊喜。我真的可以感受这份惊喜，尤其当我听到屋外的鸟鸣，或在乡间开车时，我的心洋溢着喜悦，它使我的灵魂充分滋养。我并不想打败我的疾病，我要顺受，原谅它。如同史蒂芬·勒文所说的：“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最近我觉得对肯有一股特别的爱意，度过危机之后，他相当坦然与专注。我想，不管身体是否能痊愈，这才是最重要的；让我的心保持柔软，保持开放，这才是重点，不是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凝视着窗外，我再一次明白自己现在为什么如此热爱春天。我会永远喜欢秋的金黄，但春天更能深入我的心髓，也许我暗自期望我的人生还能出现一个崭新的春天！
我要努力让一切好转！这不是一场战斗，也不是充满怒气的抗争。我要继续走下去，不带丝毫的嗔意与苦涩，而是无比的决心与喜乐。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二
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崔雅和我终于回到博尔德，回到我们的房子、狗儿和朋友当中。对于崔雅目前的情况，我有一种奇怪的平静感，混杂着真实的接受与忧伤的宽容。崔雅非常明白病情的严重性，但是，她的镇定与对生命抱持的喜乐似乎与日增长，她很高兴自己还能活着！去他的明天！我看到她兴高采烈地与狗儿玩耍，愉快地在花园里栽种植物，带着微笑从事玻璃画创作。我发现有股类似的平静与喜悦悄悄地爬进我的灵魂，让我也能享受宝贵的当下，我很高兴能拥有眼前的这一刻，这比以前拥有无限的当下要快乐多了，因为以前的快乐是会被时间冲淡的。这是我看着崔雅每天与死亡共处所学会的功课。
亲友们也都察觉到崔雅的生活充满欢愉。风中之星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洞察与探究的闭关，崔雅很想参加，但因感冒未愈而作罢。在闭关中的某一时刻，与会的三十多人，必须一一说出一句最能形容自己的话，譬如愤怒、爱、美丽、有能力等等，再对团体中的每个人说：“我是——”如果这样的形容被接受了，所有的成员就会起立表示赞同，如果不被接受，就得再选其他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直到每个人都赞同为止。凯西站起来时说：“有个人因为生病无法参与，我要替她发言。”每个人都晓得她指的就是崔雅。凯西大声地说：“我是喜乐的！”一说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大声地欢呼喝彩。他们献给崔雅的卷轴上写着“我是喜乐的”几个大字，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对于崔雅可能会死这个事实，我和她很快有了共识：她能够撑过今年的胜算是很小的。我们在波恩就心里有数了，之后我们试着把它放下，以比较实际的态度来面对，譬如如何写遗嘱，她死后我该怎么办，她需要我替她处理哪些后事，等等。然后我们认真地面对每一个当下，不再投射未来。
朋友和家人时常怀疑她是不是不能面对现实，难道她不会担忧、烦躁或不快乐吗？但就是因为活在当下，拒绝期望未来，她开始清醒地与死亡生活在一起。想想看：死亡其实是一种没有未来的状态，活在当下意味着不再有明天，她并不是在忽视死亡，而是活出了死亡。现在我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不禁想到艾默森曾经说过一段很美的话：
这些开在我窗下的玫瑰，和以往的玫瑰或其他更美的玫瑰一律无关；它们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们与今日的上帝同在。它们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是单纯的玫瑰，存在的每一刻都是最完美的。然而人类不是延续便是回忆；他不活在当下，回顾的眼睛总是悲叹过去，轻忽周遭种种的富饶，他总是踮起脚尖望向未来。除非他能超越时间活在当下的自然中，否则他不可能快乐、坚强。
这就是崔雅目前所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死亡真的来临，她会在当下加以处置。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禅宗公案：
某位学生前来询问禅师：“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禅师回答：“我不知道。”
学生非常诧异地说：“你不知道？！你可是禅师呀！”
“没错，可是我还没死。”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放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射，而不是安住在眼前。目前崔雅仍然在考虑一些尚未经验过的另类疗法，其中尤以凯利／冈札勒斯的生化酵素疗法最吸引人，这种疗法在和崔雅一样严重的病患身上，都显示了相当的成效。我们计划在波恩最后一次化疗结束的回程中，先到纽约停留一阵子。
目前她正专注地对付感冒。
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期间，治好我在二月时染上的感冒是主力目标，它让我的化疗延迟了三个星期。这个甩不掉的感冒让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边缘，担心它又会阻碍第三次化疗，我要将这份压力逐出我的生命。最近我发现自己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似乎奏效了，但不知道是哪一项特别有效，也许感冒本来就该好了。
我去找了一位针灸医生，他以针灸、药茶和指压为我进行治疗，是这些方法产生了疗效吗？我把每天服用的维他命C剂量提高到12克，还是因此而使情况好转的？此外，我还服用一种棘刺科的药草，据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真的这么有效吗？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地多休息，或许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吧？每天我都会腾出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在胸中最不舒服的地方，我只是单纯地留意它，与它交谈，如果有什么信息出现，就照着那个指示去做；有一回它指示我要大声尖叫，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开了水龙头，在水声的掩护下大声尖叫了好久。难道是这个方法释放了心结吗？我也请教了我的指导玛丽与山中老者，还照他们的话去做了，会不会这才是感冒好转的关键？
谁知道？！不管是感冒还是癌症，谁敢明确地说出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地察觉到我无法完全明白这些情况的“真相”，于是我学习以游戏的心情来面对我的“理论”，对事情不要太执著，要看到自己总是偏向某些解释，要记住自己所编造的那些强迫性或用来自娱的故事，是很难从其中看到真相的。
我打算在回程中去纽约见一位冈札勒斯医生，他采用了一位曾罹患胰脏癌的牙科医师凯利所发展出来的“新陈代谢生态学”（metabolic ecology）疗法。我知道这个疗法已经好几年了，家里还有两本他的书的影印本，我一直被它所吸引，它的食疗规定其实非常严苛，但是依个人情况而定，有的人70％的饮食是生食与素食，有的人则是三餐都吃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认为癌症与酵素的缺乏有关。如果体内的胰脏酵素不足，大部分的酵素就会被用来消化食物，而没有足够的量留在血液循环里，就无法有效地抑制癌细胞。因为糖尿病，我的胰脏一直无法顺利发挥血液循环功能，所以做完最后一次化疗，下一步就使用凯利／冈札勒斯的疗法。
崔雅和我最近都在打坐，很勤。我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静修两三个小时之后，才开始一天的支援工作。我似乎已经有了内心真正的宁静，因为过去的苦涩与嫌恶感都消失了，原因为何我不知道，也许我发现为了自己的情况而怪罪于癌症、崔雅或人生，都只是自欺罢了。在静修的过程中，目睹的能力缓慢而坚定地逐渐恢复。至少某些时刻会出现真正的宁静与平等心，不论善恶、生死或苦乐，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滋味，无论出现的是什么状态都是完美的。
《恩宠与勇气》（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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