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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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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港英政府才正式批准港龙成立。
第一宗失败的投资
包玉刚注资港龙，是希望能在香港的航空史上写上光辉的一页。为此，
他辞掉了国泰航空董事一职，专心于港龙的发展。
可惜的是，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包玉刚的介入并未能改变港龙生
不逢时的命运。
在香港，港龙的发展制时极多。
基于国际协议，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有一家官方航空公司，国泰代表香
港，所以港龙不能经营正常班机服务，只能办包机，而且航线也不能与国泰
重复。
包玉刚注资两亿港元入主港龙后，大大提高了港龙的资本总额，并订购
了新航机，与港府洽商开办定期班机，然而，包玉刚的努力形同白费。
原来，作为一同包机公司，港龙既不准做广告宣传，也不得直接向乘客
售票，更不能在内地设立办事处，每个月还须向港府申请一次才能继续经营。
单是这几条规定已使港龙的业务大受限制，然而最要命的还在后头呢。
根据香港民航条例规定，包机不准在下午12 时半至4 时起飞降落，这么一
来，几乎把港龙要经营的中长距离客运线全部扼杀。
为此，作为港龙发起人之一的曹光彪多次联同新闻界人士向各界呼吁，
要求公正。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香港政府竭力反对国际保护主义，并
派人到欧美游说，要欧美开放市场，但在香港航空政策上却构筑保护主义堡
垒，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国泰既不是香港的国营公司，也没有向港府交纳
专项垄断税，如此保护国泰利益，实际上是保护英国利益不遗余力，而不惜
用港府政策的名义。”在政治上一向以和为贵的包玉刚也炮轰港府：“不要
以为我现在只为港龙争利益，这也不仅是航空间的冲突。一条航线只准一家
公司经营的政策，造成垄断而不公平，有违本港工商百业以至港府长期遵循
的自由经济哲学，实在极不光彩，后患无穷！”
然而，呼吁归呼吁，国泰由于有香港航空管理条例的庇护，港龙无法动
它一根寒毛。
在香港，港龙屡遭挫折，已是穷于应付，在大陆，它同样未风光得起来。
本来，作为有中资介入的港龙航空，理应在大陆能一展拳脚，无奈得不
到中国民航的支持，业务开展并不顺利。
在两头不讨好的夹缝中，港龙举步维艰。以致在成立后几年中，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股东每年都需要注资以维持其经营。作为最大股东的包玉刚，
投入自然也最多。
港龙的经营状况引起了国泰的注意，并萌发了收购的念头。国泰先找到
包玉刚，提出相互换股，想使国泰成为港龙的控股公司，作为交换条件，包
玉刚将被允许进入国泰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如果单从商业的角度考虑，这对包玉刚来说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
他不但可以甩掉港龙亏损这个包袱，而且可以堂堂正正进入国泰董事会，去
圆他的空中王国之梦。
但是，包玉刚并未立即答应，而是去找许家屯征求意见。也许是因为许
家屯当初邀他入主港龙的，面临抉择之时，包玉刚不会忘记找这位“介绍人”
商量商量。
据许家屯回忆，当时他“不便公然反对，建议他（指包玉刚）考虑中国
民航的反应。包玉刚立即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很明显，包玉刚这么干脆地作出了这个“非商业性的选择”，是囿于政
治上的考虑。
1990 年，己把港龙航空董事长一职让给了女婿苏海文的包玉刚，正准
备购买新机开辟新航线之时，却突然找到许家屯，告诉他要把港龙股份“让”
给曹光彪，再转让给香港中信公司荣子健。
中信公司是香港一家背景深厚的中资机构，早些时候，荣子健就在没有
知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情况下，购买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
据许家屯回忆，“收购计划是杨尚昆同意、李鹏批准的。收购后，荣会
将包玉刚所占股连同曹光彪让出部份的股，一并转让给国泰。。。国泰占大
股。业务经营也‘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大陆北
京、上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使港龙实际上成了国泰的子公司，不仅违背了
成立的初衷，也解决了国泰当时难以克服的难题：与中国民航在内地和香港
航线上，濒临以失败为结果的争执。至少，国泰已暂时保持了其航行特权。”
包玉刚全部售出港龙股份，代价多少，并没有透露。
苏海文后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的投资没有造成损失，分手也是好
的。”
难温银行家之梦
如果说投资港龙的失败，打破了包玉刚建立空中王国的美妙构想，那么，
投资渣打银行的失利，则使他重温银行家之梦彻底粉碎。
渣打银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在1994 年中银正式发钞之前，
它是香港的两家发钞银行之一。
1986 年中，英国莱斯银行向渣打银行发起了敌意收购。
虽然莱斯银行和渣打银行都是英国银行，但渣打的业务主要在亚洲，在
香港又负责发行钞票，香港人已把它看成是香港的银行，对它有一份特别的
亲切感。
面对来自英国的威胁，以包玉刚为首的商人纷纷扮演“白骑士”，购入
渣打银行股权，协助渣打抗拒菜斯银行的收购。
当时，包玉刚斥资20 亿港元，购得渣打银行15％的股权。
有人认为，包玉刚此举带有怀旧心理。到香港之前，包玉刚曾有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任职于银行界，1949 年与父亲携数十万元到港，也曾有过开办
银行的念头，只因考虑到资金不足、香港银行业竞争激烈才作罢。在他的心
里，对过去的那段银行生涯始终是念念不忘的。当渣打银行遭遇困境时，包
玉刚便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
包玉刚对这次的投资是相当看重的。为了参与渣打银行董事会，他不惜
辞去了汇丰银行董事职位，避免利益上的冲突。
与包玉刚一起扮演“白骑士”的，还有当年与包玉刚争夺会德丰的星洲
大富豪邱德拔和澳洲富翁罗伯特。
当年邱德拔以过江龙身份收购会德丰，包玉刚沉着应对，最后不战而胜，
邱德拔无功而还。谁知一年后，他又卷土重来，与包玉刚携手合作，成为其
中一位“白骑士”，果真是世事难料。
无奈这两位来自星洲和澳洲的富豪，并未能逃过1987 年的股灾，因周
转不灵，被银行逼至破产收场，更加印证了“世事如棋”这句话。
包玉刚躲过了1987 年的股灾，却未能扭转投资银行失败的结局。
包玉刚收购了标准渣打集团15％的股权之后，成为“控制性股权”持
有人，比集团中任何一个股东的股份还要多，后来还担任集团的副主席。
然而事情没有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包玉刚的意见始终未能影响管
理阶层，而他增购股权的计划也没成功，包玉刚遂有些心灰意冷。
其后，渣打银行宣布供股集资，按包玉刚所占股权比例计算，他应供款
4600 多万英磅，于是，包玉刚决定放弃渣打的股权。他将部份股权出售，
套现1085 万英镑，第二年又以1 亿1 千6 百万英镑出售剩余股份。
这项投资，包玉刚在经济上不但没有损失，还赚了不少钱——因为后来
他利用英磅与美元的升高兑换率获利不少。
另外，不容置疑的是，在包玉刚参与投资渣打银行的那几年里，他的行
动和经验对渣打银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正如渣打的高级职员
所说的：“包爵士的介入，花费约两亿英磅购买股票来拯救渣打。”一些渣
打的核心人物还说，包爵士给渣打带来了“帮助我们谨慎从事的广泛经验。。
及长期间卓越的忠告”，“在接管（渣打）后和重组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但是，不管怎么说，包玉刚投资“港龙”和“渣打”，事实上都不是善
终的——正因为如此，在包玉刚半个世纪的商海生涯中，这两项投资是最有
争议的。外界的评介，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而包玉刚自己，亦多次承认这是两项失败的投资。
但是，一些知情者却提出另外一种新说法。他们认为，包玉刚先后退出
“港龙”和“渣打”，完全是基于个人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包玉刚
自80 年代初起就感觉到身体有些问题，他不能不为自己百年归老之后家族
的生意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即哪些生意保留、发展，哪些生意应该放弃，
是他在80 年代后期必须考虑并做出抉择的问题，于是，经过权衡之后，他
放弃了“港龙”和“渣打”——这除了因为这两项投资获益不大以外，更主
要是这两家公司的关系较为复杂，发展前景不太明朗。但包玉刚作为一个传
统的中国人，这些原因不便明讲，于是换一种方式，以别的理由退出“港龙”
和“渣打”。
其中的详情，别人只是猜测，至于实情，则只有包玉刚本人和他的家属
成员才知道了。
第二十六章参政议政攀登人生新高峰
有人说，包玉刚一生中有三个辉煌的高峰：一是35 岁时以一条旧船起
家，建立了庞大的海上王国；二是打了两场漂亮的收购战，一举夺得两家
老牌英资机构，创造出一时无两的神话；三是重返大陆，涉足政坛，成为
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人说，包玉刚一生中有三个辉煌的高峰，此话不假。
包玉刚35 岁发迹，以一条旧船起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王国”，
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船王，这是第一个高峰。
进入80 年代，包玉刚减船登陆，以豪气十足的海派作风，打了两场漂
亮的收购战，一举夺得九龙仓和会德丰两家老牌英资机构，不仅创造了收购
史上一时无两的神话，也使盘踞于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根深蒂固的英资洋
行闻风丧胆，这是第二个高峰。
包玉刚的第三个高峰，则是他重返大陆之后，涉足政坛，参政议政，成
为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多数的资本家，在其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无不对政治产生“兴趣”，
也许是因为政治上的成功比生意上的成功有更大的诱惑力，也许政治资本是
更宝贵的“无形财富”。对此，包玉刚也不例外。
包玉刚一生中，其实也没有当什么官。虽然他被认为是“九七之后最有
希望的第一位华人港督”，但他并没有等到那一天。说他“涉足政坛”，也
只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当一个副主任。但他却出钱出力，乐此不疲，
而他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无法估量的，他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于一般的政界
人物。
俱乐部里慷慨陈辞
早在1978 年会见邓小平回港后，包玉刚在多个场合讲话时，都谈到对
香港前途问题的信心。其中，1981 年5 月12 日，在与父亲包兆龙上京会见
邓小平的前夕，包玉刚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讲话，表达了对香
港前途的乐观，认为“无须为租约问题过份忧虑”。
一开始，包玉刚就直截了当他说：
“由于1997 年问题越来越近，有关在香港投资的问题最近就不断惹起
讨论。尽管中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声明——例如中共副主席
邓小平在英国外相卡灵顿勋爵最近到访中国时，就曾作出了口头上的保证，
但仍然有不少人关心香港的前途问题和对要求有关当局作出正式保证施加压
力。我个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通过言谈和行动上的重复强调，已尽了很大
努力，虽然在与条约有关的严格法律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但那并不致影响
香港现时和1997 年后的实际地位。”
但是，包玉刚并不想担忧香港前途。他说：
“由于部分人士急欲要求看到香港问题的正式解决，我相信是可以找出
一些方法去克服这些看来是棘手（我以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分歧问题，或者
由双方作出法理上的认同表示。如果可以那样做的话，当然最好不过，但我
个人对两国政府最近就保持香港的现状所表示的关注和兴趣，已经非常满
意。找又相信，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为一个十六年后的日子过分忧虑。”
包玉刚建议大家：“最好改变一下思想习惯，接受今天的现状，不再对
1997 年问题作无谓的担忧。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维持香港的现状，
同时激发起传统上对这个地方的信心，这又可反过来帮助香港对中国提供利
益，从而更能保证香港的前途。”
说到这里，包玉刚突然间引用起中国诗人艾青写的题为《香港》的诗句。
这首诗最后几句写道：
你是祖国进出口的孔道；
你是货物交流的场所；
你是友好往来的纽带；
你是走向五洲四海的桥梁；
多少年来，你为祖国，
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
这个时候，包玉刚完全不像一个商家，反而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和热
情洋溢的演讲家。他感情饱满他说：
“坦白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以诗句为其他地方作出同样的感情流露，
以表达我们对保持现状能带来好处的感受。相对来说，我会觉得这些诗句比
大量的数字、专家的分析或外交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更具保证的意义。
4 月8 日，一家本地报章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剃刀边缘上的
一个舒适座位》。它指出我们部分的成功，可能应该归功于香港的现状仍悬
而未决这个事实——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冒险和赌博，香港也就成为一个
更快获利和更可取的投资地方。由于我为人谨慎，对上述的看法就不敢苟同，
但我以为我也宁愿坐上一张不舒适的沙发椅上——由于不舒适因此我不会自
满自得，但那张椅最低限度要够阔和够舒服，使我坐下时不致受伤，及令我
感到如坐家中。”
接着，包玉刚回顾起香港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在香港经历了很
多变迁——由最初香港只是一个颇为浪漫但艰辛的帝国前哨站，之后又成为
了许多被迫逃来的人士暂时栖居以待逃往其他乐园的火车站。今日的香港已
经不同了——她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来流入香港数以百万计的移民的一个真
正家园和基地；他们的子女亦愿意留下来，或者出洋留学之后，很高兴回来
谋生。香港今日能够提供的营业机会，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轻易媲美的。虽然
我们都喜欢慨叹香港的生活质素每况愈下，但我们必须承认，作为补偿，香
港又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谈到这里，包玉刚又以自身来证明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
他说：
“尽管很多人谈及1997 年后香港仍然会生存下去，但最能反映大众感
受的，却是在香港的投资不断增加。有关这方面，我想你们其中必然有人会
对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感到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
并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
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
转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
因此，假如香港的纺织、船务或者银行界收购其他地方的资产或企业，那也
只不过反映了香港的经济力，以及我们已经进入了跨国企业的行列。”
最后，包玉刚向在座的人谈起他对香港的坚定信念：
“1、我以为香港可以担当的角色，远超未来的十六年之外，当然我们
大家都要明白到自己的责任，努力去维持本港的进步、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
“2、我相信杰出和明智的香港政府（尽管不是民选的）会采纳实际和
自由的经济政策，并且继续了解到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居民的需要；
“3、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尽力学习香港的例子。
虽然我知道引致香港成功的因素不容易全部移植，但他们起码可以学习部分
香港成功的因素。因此，我相信透过在已发展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收购和参
与，香港的利益可以扩展至国际，而如果有任何障碍的话，我们会尽力把它
扫除；
“4、最后，我亦深信航运自由的逻辑，甚至今天的批评者，将来最终
亦会接纳。”
中英高峰会议中的民间人士
不知是否包玉刚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慷慨陈辞，使中共高层对他另眼相
看，从那时起，中共高层与包玉刚之间有了密切接触。
另一方面，包玉刚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次到
伦敦期间，都会与这位铁娘子共进午餐及会谈。
包玉刚可谓左右逢源，被中英两个政府所看重，不可避免地成为“和事
佬”。前基本法草委委员邬维庸就曾说过：“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以
往一波三折，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起的作用往
往超过十个人的意见。”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过程中以及两国政府为香港问题进行的接触中，
包玉刚扮演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色。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中英双方曾数度举行高峰会议，讨论香港前途
问题。其间，包玉刚应邀出任顾问一职。
1982 年9 月份的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高峰会议，包玉刚是唯一的
一位民间人士，但他代表着香港500 万居民以及香港英资和华资企业集团的
意愿。他的任务是“协助中英双方领导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两国领导
人都认为，包玉刚是担任顾问的适当人选。
1984 年12 月19 日，中英两国政府负责人——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
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向世界
宣告：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性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开创了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新局面。
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国方面特别邀请了香港各届人士组成观
礼团赴京观礼，包玉刚是这个观礼团101 名成员之一，他的身份是《联合声
明》基本起草委员会成员。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接下来就要起草基本法。包玉刚当上了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
为起草基本法出钱出力
1984 年12 月，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了包玉刚及
其亲属。在谈到什么样的香港人管理香港的问题时，胡耀邦说：“他们应具
备两个条件，就是爱国和爱香港。爱国就是拥护统一，不搞分裂；爱香港就
是帮助香港人做好事，维护香港的繁荣。”
胡耀邦说这番话时，不知是否想暗示些什么，但如果拿这个标准去衡量，
包玉刚很符合中共订出来的“管理香港的香港人”的条件。
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筹备成立期间，包玉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工作热
情，绝不亚于当年他经营他的“海上王国”。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香港人有机会更广泛参
与基本法的起草。
包玉刚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又是最先表态支持成立咨委会的，
便成了咨委会的召集人。
咨委会要开展活动，就必须有经费。据香港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回忆，
在咨委会筹备酝酿过程中，包玉刚、李嘉诚、查济民等几位财力雄厚的企业
家自愿负担，但不希望公布具体数字。后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首次筹集到
的经费就达千几万，由此推算，这些富豪慷慨解囊，所出不菲。
经费有了保证，接下来就是会址问题了。包玉刚又是积极响应，提出把
中环连卡佛大厦八楼的一整层让出来给咨委会作办事处使用。
其时，正是包玉刚成功收购会德丰不久，连卡佛大厦是他旗下的新物业，
地处黄金商业区的黄金地段，包玉刚毫不犹豫地把大厦的一整层让——而不
是借出来，足见其慷慨豪爽的海派作风。
不过，在选举咨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时。却出现了一些小风波，香港新
闻界形容为“茶杯里的风波”。
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由包玉刚主持咨询委员会第一次执委会议，“他
一上来就宣布选举主任、副主任，并宣读了拟定的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名单，
执委们感到很突然。包玉刚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有一位执委说没意见，包玉
刚说：‘如果没有意见，就请鼓掌，表示通过。’结果大家就鼓掌算是通过
了。”
据说，因这次选举被认为，“太草率”而须重新进行，并引来一些批
评。
有关人士认为包玉刚这样做是缺乏民主训练，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包
玉刚以传统方式管理着他的王国，他在这次主持选举中的表现，只是他一贯
作风的自然流露。
第二十七章共商国事成为邓小平挚友
包玉刚从1978 年起，几乎每年都要飞赴北京，有时一年几进中南海。
他更是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香港商人，两人的关系已超越了“统战”的
范畴而成为“好朋友”。邓小平把收回香港的重大决定第一时间告诉包玉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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