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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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护照，他没法以合法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而他又不想夹在全国各地
涌来的难民里。于是，他回到了上海，并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辞
呈。吴国桢非常欣赏包玉刚的才干，直到三十多年之后，侨居美国的他与人
谈起包玉刚当年辞职一事时，仍充满遗憾，并说包玉刚是他在上海市长任内
提拔的最有才干的青年之一。

吴国桢曾一度挽留包玉刚，但包玉刚去意已决，吴国桢只好同意，并许
诺可以让他2　月底之前走。终于，在3　月初，包玉刚在银行的帮助下买到机
票，携妻秀英、女儿陪丽飞赴香港。


第十章初抵香港小本经营图保险

甫抵香港，包玉刚突然产生了一种被流放的感觉。“在1952　年，包玉
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
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飞抵香港

1949　年春天。香港启德机场。

春寒料峭，阴雨绵绵。

南方的春天笼罩着潮湿的雾气，寒冷拼命地守着最后的阵地。这种潮湿
的冷比起北方干燥的冷更难忍受。

这种冰冷和潮湿，包玉刚很熟悉，上海就是这样子的，原来香港也一样，
甚至更厉害一些。

这就是香港？！这就是能够让逃避战乱的人栖息的地方？！

虽然是第三次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但这里的景物依然是那么陌生。

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近百年里，贸易一直是香港的命脉。在日本侵略者
的铁蹄践踏中国秀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香港亦未能幸免，沦陷时间长达三
年半。日本人投降后，香港商人迅速从蛰伏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活跃
的贸易往来。

虽然同为商业、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上海就要比香港显得繁华，
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

包玉刚突然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

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银行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
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来到香港，未免觉得灰溜溜的。

一阵寒风吹过，包玉刚下意识地收紧一下脖子上的围巾，伸手轻轻揽住
妻子。

黄秀英显得很虚弱，一脸的倦容，紧紧依偎着丈夫。她的怀里，抱着出
世不久的小女儿陪丽。

“秀英本应该在家里呆着，好好休息才是，现在却要她跟着我逃难，这
十几年来，她就这样跟着我，走南闯北。十几年了，我没能给她一个安定的
家。”包玉刚想到这里，看着妻子苍白的脸，心头涌起一股歉意。

他伸手从妻子怀里接过陪丽，这个才几个月的小生命并不知道世途艰
险，也不知道天寒地冻，睁大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包玉刚怜惜地亲了一下女儿的额头，小陪丽忽然格格地笑起来，这纯真的笑
容、清脆的笑声，霎时荡去包玉刚心头的阴霾。

启德机场聚满了从大陆来的人，他们当中，不乏曾显赫一时的官僚、商
人或艺人，怀着一颗惶恐的心，带着金银细软，匆匆南逃。

“摩罗叉”（指印度士兵）指挥着从飞机上下来的人排成长队，领取移
民护照，这些护照是统一由一个英国机构发出的。包玉刚夹在人龙里，焦的
地一步步往前挪，当他接过满是英文的护照时，他激动得挥舞双手。

领取这个殖民地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英国殖民地机构打交道，手
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甚至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
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而是要付出代价的。


西摩道里暂安居

到了1949　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150　万，在深水埗、石峡尾、
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是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有先见之明，在1949　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携带家眷
和小孩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的“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个一千
多英尺的单位，月租450　港元。

那套房子的周围是香港一些名门望族的大厦，按当时的标准，每月450
元的租金并不算贵，因为租金是受政府控制的。但是由于1945　年日本人撤
走时，留给香港人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很快，但房
子建得并不多。

当那些在香港沦陷时逃到大陆的香港人回到香港后，能够找到一处地
方，哪怕是很多家人挤在一起，也算是件幸运的事情。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
楼梯底、走廊里，有些则搭起一些简陋的临时房屋，听凭台风、暴雨的摧打
和火灾的威胁。因此，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控制租金，严重的供需失衡却
使到房屋的租赁从台面转到台底，明里业主和租户仍是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
标准，而暗里，业主则收取租户的“顶手费”，且价高者得。这种交易都是
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政府也奈何不了。

包氏一家从上海带来一些积蓄，考虑到无论如何得先有个安身之所，便
不惜拿出两万港元来作为“顶手费”，租下了这套有三间房的单位。一家大
小就居住在这儿，也总算有个家。

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
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有数十万元。

但是，由于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上语言上的隔阂，包氏父子不敢贸
然行事，时时处处小心翼翼。

生活上，包家则是能简则简。陪庆和陪容两姐妹新衣服也不多一件，做
校服时，往往做大一个码，把裙脚捂高一两寸，待长高后，再把裙脚放下来；
鞋子同样也是买大一两寸，里面垫上几个鞋垫，以便步行时不致滑落。包陪
容回忆说，那些时候她几乎没怎么穿过新衣服，都是大姐包陪庆穿不下了替
换给她的，而她穿衣服也特别小心爱惜，等不合身了替换下来给妹妹时，衣
服仍不显破；日。“虽然生活上是俭朴了些，但父亲把我和姐姐送进了当时
最好的学校。”包陪容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流露出对父亲的敬爱。

到香港之后，包玉刚担负起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他
操心。他买了一辆二手车，除了生活上方便一些，他还想能为开展业务带来
些方便。

“到香港已经好些时候了，”包玉刚想，“如果再不考虑出路问题，这
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如果去打份工，低微的收入怎能养活一家大小？自
己一家怎么说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从大陆又带了些积蓄下来，还是寻些买卖
来做吧！”

但是，做些什么生意好呢？

华人行里的四人公司

曾有一个外国记者形容包玉刚是一个“不允许其脚下的草长大的人”，
说明他闲不住。

到香港安顿下来之后，便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生意。由于对香港周围环境


还不太熟悉，包玉刚想驾轻就熟，干回自己的老本行——银行业，但他很快
发现，在香港，银行业除了被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大通银行这三大英资银
行垄断外，余下部分已被广东人控制了，能够提供给他这样一位说话时带浓
重鼻音的宁波人的业务极其有限，况且，当地居民更愿意接受最原始的储蓄
方式——收藏金器、珠宝和玉石等，而不是在银行里存钞票。

怀着对中国大陆重新开放的希望，包氏父子决定先做一些较快见效益的
进出口贸易。这时，包玉刚的几位朋友也从上海和宁波来到香港，大家相聚
在一起议论出路问题，其中有两位与包玉刚在银行里共过事的旧同事，跟包
玉刚意见一致，于是与包氏父子共四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奇缺，找一个办公的地方也不容易，他们好不容
易，才找到一间小房。那是位于皇后大道中和不打街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
的华人行中的一间写字楼其中的一部分，因租用这间写字楼的公司付不起昂
贵的租金，于是辟出一小间转租给包玉刚他们，月租两百多元。

那间办公室真是小得可怜，四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其
中一个回忆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想开抽屉，那么须等另一个人离开
办公室走到外面去才能腾出空间。”办公的地方是“寄人篱下”，他们甚至
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几个坚忍的宁波人，从没
有放弃，他们默默地做着中国土产的买卖，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
牲畜饲料等等。

生意进展还算顺利，这间小小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算是立住了脚跟。当
时，中国大陆已经解放，新的政府开始了战后的重建，迫切需要食品、机器、
化学品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特殊关系，中国政府
在重工业方面主要依赖苏联的帮助和进口，而别的物资则从其他国家和地区
进口。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支援朝鲜，联合国于是对中国实行贸易
禁运。这一禁令对于在香港经营大陆生意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
打击，损失惨重，但对于中国的商人来说，却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一些现代
香港超级大富豪，都是在那时把联合国禁运的物资运进中国内地，掘得第一
桶金，才逐渐发达起来的。包玉刚他们的四人公司也加入了偷运违禁物资的
行列，从欧洲等地购进化学品、铸铁锭、轮胎等，通过第三国和澳门等地运
到中国大陆，这种生意在形式上并不犯法，因此香港当时有不少人都于过这
种买卖。当然，由于各人做生意的眼光、手法以及胆识皆不同，所以有些人
发了达，而有些则是微利。包玉刚他们由于作风保守，生意赚得并不多，加
上大陆很快搞起“三反”、“五反”等运动，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紧张，一些
贸易停止了，包玉刚他们的公司则改为做食糖的生意，在台湾买糖，用船运
到香港，交由另一家公司运进中国大陆。

在那些日子里，包玉刚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负责发给各人每月薪酬和
红利。据他的拍档李某说，在公司里干，大家都很诚实，包玉刚对大家都很
公平，互相之间从未发生过因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不愉快事情。由于业务上
的需要，包玉刚开始与当地人和机构沟通和联系。他第一个存款的银行是恒
生银行，当时银行的经理是美国人，叫弗兰克·荷华，朝鲜战争爆发后，那
所银行关闭并撤离了香港。包玉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荷华是流着眼
泪走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的银行家，那次撤退，他失掉了几个
大客户和一些新客户，我们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我把生意帐目移至
汇丰银行。”


初识桑达士

在开始跟广东人接触的时候，包玉刚感到比他去汉口读书初期还要困难
一百倍，他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而他们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不管他讲宁
波话还是英语。包玉刚决定避开这些在汇丰银行进行业务的广东人，另找办
法。一天，他走进位于皇后大道一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要求拜见资深的
英国职员。也许是工作人员从来未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许是被包玉刚镇
定自若、充满自信的气质所慑服，他很快便如愿以偿，见到了汇丰银行进口
部的桑达士和盖伊·塞那两位先生，当时，这两个人行将升职，前者是项目
经理，而后者是银行主席。

上了年纪的香港人可能还会记得，在50　年代初期，汇丰银行仍然保留
着这样一条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是从正门进去的；而中国人则只能
从后门进入。很明显，英资财团当时是很瞧不起中国人的。不仅如此，汇丰
银行当时还不屑于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洋
行，再由洋行转借给中国商人。

当时，包玉刚是从前门还是后门进入汇丰银行，现在已无法考究，但可
以知道包玉刚是不满汇丰只间接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一行径的——他直闯汇
丰，找桑达士谈生意，既充分显示了他的做骨和勇气，也表明他对汇丰瞧不
起中国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但是，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而受到
桑达士等英国人的傲慢无礼和冷遇是必然的。当时的情形是，桑达士见到包
玉刚走进来，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把两只脚放在写字台上，那神态，仿佛是
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对着一个行乞者——包玉刚只是默默承受，但内心一定
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最终还是聊起来了。

这次接触可以说是包玉刚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包玉刚来说，这次
接触是无价的，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
个人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也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　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
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1950　年到1954　年，我已被内定为项目经理，负责在香港的借贷。”

桑达士这个项目经理的位置，是使包玉刚事业走向顶峰的关键所在，这
是后话。

汇丰银行仔细审查了包玉刚四人公司的账目和运作情况，发现这个公司
虽然小，运作上也存在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但第一年仍然有一百多万元的
利润，于是决定接受这个公司的业务。包玉刚的四人公司搬到了皇后大道中
一座大厦的一间写字楼，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面积比原来华人行那间大四
倍，四个人终于可以在办公室进出自如，算盘也被计算器所代替，公司也挂
出了黄铜牌子。

不过，包玉刚是胸怀大志之人，小小一个四人公司，又岂是他的奋斗目
标？那么，包玉刚心中又有何宏图大略呢？


第十一章投资海运买船欲圆少年梦

“船运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必将大有可为。”包玉刚决定投资航运
业。这时，他已36　岁。朋友劝他：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香港搞航运的已
有几十家，他们的资本、经验以及与银行的关系，无论哪方面都比你强，
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另辟蹊径发展航运

40　年代未50　年代初，上海很多生意人纷纷挟巨款跑到香港，他们当中，
有的发展纺织等实业，有的经营地产，有的开银行，用他们的经验，带动了
香港经济的发展。

相比之下，包氏父子的经商手法则显得过于保守了。其实，他们有资金、
有经验，也有学识，并不比其他人差，只是还未选择到一个最有发展机会的
行业而已。那么，他们到底想些什么呢？

原来，那些上海来的有钱人，起初只不过把香港作为避风港，在他们的
心目中，有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移民美国。对于有野心、想干番事业的
企业家和商人来说，移民美国几乎是退休的同义词；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
大陆才是广阔天地。因此，大多数较为年轻的企业家都倾向第二个计划，就
是待大陆政局稳定了，回去跟共产党合作，重整旗鼓。他们心里明白，新政
府会愿意与商家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发展经济。他们挟巨资留在香
港，只是权宜之计，其实他们是蓄势以待，伺机而行。据说杜月签在1950
年，曾派大儿子以中汇银行经理的身份回大陆，借向其恩人林桂生大姐探病
之机，试探中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流露出返回大陆的愿望，后来双方谈不拢，
杜月笙才打消了这个想法。

包氏父子也曾有过重返大陆的打算。随着四人公司业务的扩大，包氏家
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里，包兆龙便萌生了发展大陆方面生意的念头。他回
了一趟大陆，谁知一去渺无音讯，家里人在焦的中等了几个星期，才见包兆
龙一脸沮丧地回到香港。原来，他在大陆被扣留了一段时间，大陆政府要他
交纳巨额的税项。这次挫折使包氏父于感到失望，他们打消了返回大陆的念
头，而决定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在香港发展其事业，将香港的生意，由暂时
性转为永久性。

但是，投资到什么方面好呢？

那时候，包玉刚喜欢在工作之余，到维多利亚港，去看看大海，看看来
往穿梭的船只，那样，他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宁波。他还记得，小时候跟父亲
到镇海港，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见到大船的情景。那时候，还天真地想：
当一个船长多好，可以环游世界。

当一个船长？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包玉刚禁不住一阵激动。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的
优惠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只。自从1911　年，中国陷入动荡不安中之后，
香港平静的水面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可靠的大门。

香港有70　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达3000　万吨，成为世界上最
繁忙的港口之一。

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船运是最
廉价的一种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包玉刚对自己说。


与父亲出现意见分歧

包玉刚的决定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包兆龙第一个站出来，态度坚决
地表示反对，连朋友们也以为他“疯了”。

朋友劝他：搞航运虽然能赚到大钱，但正如古人所说的，水能载舟，也
能覆舟，海上风浪无常，危险极大，有多少人搞了几十年航运，到头来却落
得个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下场；再说，香港搞航运的已有几十家，他们的
资本、经验以及与银行的关系，无论哪方面都比你强，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父亲阻止他：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业了解多少？
买一条船动辄千万元，你才有多少钱？你今年已经36　岁啦，已经过了而立
之年，还是别去冒那些无谓的风险，老老实实跟我一起做房地产生意吧！

包兆龙的话确实有一定道理。香港住房本来就不多，沦陷时让日本人炸
掉一部分，50　年代初，香港人口剧增，住房困难相当严重，一家几口同挤
一张床的情形随处可见，另一方面，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和闲置用地数量可观，
地产生意前景诱人。

包玉刚一向尊重父亲的意见，他并没有马上反驳父亲，而是摆出事实，
据理力争。他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房地产生意利润固然可观，但发展得
再好，也是死的，带不走的；而船是可以移动的财产，在太平盛世，可以运
货赚钱，遇着时势动荡，则可乘桴远走。

包玉刚回忆说：“从宁波来的人会注意到他们的优势。那里的年轻人有
出海的传统，我从小对船运业有兴趣。我觉得船运业提供了更多的挑战，并
可以扩展我们的进出口能力。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提供了
很多贸易的机会。我认为，投资航运比投资陆上更安全、更灵活自如。”

一个人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他发现了旁人未曾发现的东西。包
玉刚以其敏锐的眼光，预测到世界航运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于是，他毫不
犹豫，决定投身其中。

父亲包兆龙被儿子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分析所说服，不再坚持反对意
见。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赞同包玉刚搞航运，包玉刚少年的朋友郑炜显
就非常理解和支持他。

郑炜显一知道包玉刚投身航运业的想法，立即意识到这是具有战略眼光
的一步，他鼓励包玉刚说：“一个高明的企业家与一个赌徒的根本区别，在
于前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审时度势，随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机遇。”他
又同包玉刚仔细分析：“你虽然未搞过航运，但你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有利
条件。你曾经在好几家银行干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调配资金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就算是正在搞航运业的人也未必比得上你；另外，这几年你搞进出口
贸易，世界各地的行情你熟悉，商场中的风风雨雨你也已经历过，所有这些
对你转行搞航运都是宝贵的财富。我倒认为不一定要因循守旧，照着别人的
路子走，发挥你的优势，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

朋友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包玉刚感到由衷的鼓舞，更坚定了发展航运
事业的决心。


第十二章亲友同心几番曲折得金安

四处筹借，倾尽所有，终于凑齐20　万元，买下一条风吹浪打28　年的
旧船。凭着一条旧船进军航运业，这在世界航运史上恐怕是少见的。包玉
刚翻开了事业的新篇章，写下了他的发家史的第一页。

与马登会面不欢而散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包玉刚认准了航运这个目标，干劲也挺足，但如
何去开这个头？到哪里寻找他的第一艘船呢？

包玉刚认为，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铃响的人是做不成生意的，于是，他
开始到处去寻找门路、寻找关系。他去了伦敦，也去了华盛顿，结识了很多
朋友，为他的事业发展铺开了道路。

50　年代初，包玉刚的四人公司曾在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令的日子里
与中国大陆有生意往来，于是，他的公司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为此，他专
程跑到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