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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号草船-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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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先支付一些费用。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飞机赶去华盛顿，当天就能拿到签证。于是，这位主管帮我匆匆收拾好了两箱行李，一箱装着冬衣，另一箱装着夏衣，他还帮我结了账。那两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当晚去巴黎的飞机。隔壁房间的希捷尔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胶卷，替我赶往秘书长的办公室。而我则冲到了飞机场。纽约和华盛顿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飞机也相当麻烦，但挪威和乍得之间的协调却很顺利。当晚，当我带着护照，准备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一个手中拿着吴丹秘书长的信，另一个则提着两箱子衣服。
“谢谢。再见。晚安，美国。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转机的时候与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她手里拿着不少记录条和电报，这些只好等到我从博尔将造船匠带回来后再说了。
我从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飞过，终于到了乍得。一打开机舱门，热浪扑面而来。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连绵不断，我到哪里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仅是一个邮箱号。邮箱的主人是一位传教士，阿布杜拉曾为他干过木匠活，但这活早就干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现在何处。不过，这位传教士仍然热心地帮着我们开车四处寻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接待员告诉我，本周内只有飞往苏丹的飞机，我那张飞往埃及的机票等于作废，因为在乍得是不可能获得埃及签证的。以『色』列在乍得有大使馆，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兰在这里都不设大使馆。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墙上有两个挂钩和一个声音大得跟螺旋桨似的电扇。我久久坐在床边，拿着一张袖珍地图，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时有人敲门了。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衣，戴着一顶七彩的小帽子。他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牙齿和眼睛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阿布杜拉乐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了博尔村，花了四天时间在湖上寻找奥玛和穆萨。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去了。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帮他们还清了债务。我正要把他们带到拉密堡，可这时行政长官来了。他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说我今天要把两个人卖到埃及去，明天说不定就把人贩到法国或者俄国去了。我就这样被捕了，被关进了拉密堡的监狱。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钱，这才被放了出来。”
居然会有这种事，阿布杜拉被疑为人贩子，在博尔村被捕入狱！当年的贩奴通道要经过乍得，当地人仍然对那段血泪史记忆犹新。现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尔村了，我必须带上由拉密堡当局盖章的正式劳动合同亲自去博尔村接奥玛和穆萨二人。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伟的『政府』大楼，就是为了替他们两人办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真诚和友善洋溢在每张脸上。到处都是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写字间。外交部的大楼更是雄伟庄严，楼前还有十四座喷泉池。星期天到了。我绝望地坐在床边，关掉了震耳欲聋的电风扇，听任苍蝇和热浪朝我进攻。我受够了。五天过去了，我一个章也没盖到，一个签名也没要到。我们找到了一位传教士，他有一架单引擎飞机，能够在乍得湖上降落。但是没有盖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两个造船匠接走的话，也会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样的下场。
我们最开始找的是内政部总监，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过外交部长才能接见外国人，而要见到外交部长又必须通过内阁首脑，要见到内阁首脑，又必须找到礼宾司的司长。我们见到每个人都得把整个事情从头说一遍，他们还要仔细阅读吴丹的介绍信。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总算见到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巨人，但很随和友好，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头发浓密，额头和脸颊上都有一道道伤痕。在把我们引见给内务总督之前，他和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乍得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们打印的合同当中发现了两段话，使得我们前面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两段话的内容是说，合同只有在博尔村的两位造船匠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如果没有医疗证明，本合同就无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张医疗证明呢？博尔村没有医生。人事部部长从劳动部叫了一位代表来研究我们的合同，他对着合同看了半天也无计可施。他们两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着合同上的白纸黑字，向我解释说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意思我很明白：没有医疗证明，劳动合同就不能生效；不离开博尔村，就无法得到医疗证明；没有劳动合同，离境就属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条。我累得筋疲力尽，狠狠地关上房门，把风扇开到最大档。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气恼地坐在床边，干脆写起日记来：“无可救『药』的笨蛋！但这样糟糕的体制并不是乍得人的错，他们友好、聪明、淳朴。非洲文化并非如此，正是我们西方人教会了他们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他们两人接来再说。我关掉了电风扇，伴着远处总统府的军号入睡了。周日到了。我去见了那位开飞机的传教士。他有的是汽油。周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飞机，飞过『政府』办公楼的屋顶，穿过热带草原、沙漠和浮岛。我们在博尔村外着陆，激起一片浪花。我们带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页的合同，还有一个空皮箱。文件上只有我们自己的签名，我们心里直打鼓。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给唬住了，他们把奥玛和穆萨从围观的人群中叫了出来。
就在当天晚上，两位心惊胆战的布杜马人和我们一起坐上了小飞机。飞机掠过茅草屋顶，再次从湖面上起飞。湖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苏丹和行政长官站在前面，注视着这两位同胞，他们即将成为勇敢的冒险家。而飞机上的两人则像秃鹫一样盯着下方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面无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为奴隶标志的烫伤印。他们曾经忍受烙铁灼烧的痛苦而毫无怨言。他们俩这次可是要出远门，但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和自制的凉鞋以外，什么也没带。我们本来预备给他们装行李的箱子仍然空着。他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见到重获自由的阿布杜拉，他们三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我在市场上给奥玛添置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浅蓝『色』的，而穆萨则一身黄『色』。穿着崭新的袍子，他们同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无比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新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叫什么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问道。
“奥玛？姆布鲁。”
“穆萨？布鲁米。”
“多大年纪？”警察又问道。
没人说话。
“奥玛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比穆萨大四岁。”
“1927年，1928年，还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奥玛胆怯地说。
于是，警察写道：“生于1929年。”
“穆萨呢？”
“1929。”穆萨迅速回答道。
“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岁。”警察说道。
“是的，但我们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萨回答道。
于是警察也为穆萨写上了“生于1929”。
护照上还得签字。奥玛很遗憾地说他只能用阿拉伯文签字。他拿起笔，坐了下来，在纸的上方幽雅地画了几道弧，于是把笔交还给警察，让他代为签名。穆萨也让警察代签。但是，要有劳动合同才能把护照办好，于是我们又去了天主教医院为他们办医疗证明。修女让穆萨把衣服脱到腰部，而穆萨却天真无邪地把长袍一直拉到肚脐上。在给奥玛做x光的时候，荧光屏上却见不到他的身躯，修女于是满腹疑『惑』地把灯打开，却发现他爬到了x光机的顶部，脑袋和双脚下垂地挂在上面。这一幕真让人忍俊不禁。苏丹要求有天花接种证明书，于是又给两人注『射』了疫苗，但证明书暂时拿不到，因为医院的表格用完了。于是我们和阿布杜拉又去了一趟打印社，但打印社非得在医院还清他们的旧账之后才愿意打印新的表格。在苏丹航空公司，职员从抽屉里发现了三张旧的天花表格，就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一名法国医生进来了。他拿着奥玛的x光照片，上面显示出奥玛的肝上长了一大块东西。结实的奥玛其实病得不轻，绝对不能再长途跋涉。但如果没有这位兄弟同行，穆萨也不愿意去，因为兄弟俩中只有奥玛懂阿拉伯语。纸莎草计划又要完蛋。
该怎么办呢？我们去找法国主治医生，他是一位慈祥的上校军医。
“原来是你呀！”
这次重逢让我们两人又惊又喜。上次见面时，他还在塔希提当军医。我们一起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让奥玛回博尔村，他就得不到任何医治。所以，我保证给他在开罗找一名大夫看病，并按医嘱给他打针吃『药』，负责把他治好。
苏丹航空公司的航班终于起飞了，奥玛和穆萨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推上了飞机，因为他们给自己找来了黄『色』和蓝『色』的眼镜来搭配各自的衣服，结果却什么都看不清了。阿布杜拉把头伸进机舱，看到了里面的装置，兴奋地大叫起来。而其他两位则对机舱惊叹不已，这比博尔村苏丹的房子还要大。我们很快飞上了云端，阿布杜拉和奥玛仔细研究着安全带和活动座位的结构原理，而穆萨则拿出了一张黄『色』的手帕，安详地擦拭着他的光头和拖鞋。空姐端来了糖果盘，他们每人都抓了一大把，一直拿在手上。看见其他人把糖果皮扔在烟灰缸里，他们又把自己的糖果全部塞进了烟灰缸。然后，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如何将糖果从狭窄的烟灰缸口里取出来。午餐时，奥玛在他的水果沙拉上加了黄油，我不禁为他的肝脏担心起来。我们很快就飞越了苏丹贫瘠干旱的边境，在下午晚些时候降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
现在他们三个可真有点管不住自己了。在博尔村没有人见过两层高的房子，而在喀土穆到处都是楼房。当阿布杜拉见到一座四层高的楼房时，他简直欣喜若狂。在这座热闹的阿拉伯城市里，一分钟不看着他们恐怕就会出麻烦。但我们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如果我带着他们去一家现代化的大宾馆，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决定带他们去一家位于阿拉伯贫民区的小型四流客栈。这是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服务台和房间位于三层，而厨房和餐厅则是在屋顶上。三个人顿时惊呆了，认为自己置身于琼楼玉宇。奥玛和穆萨两兄弟就像不会上楼梯似的，他们异常小心地抬起双脚，就好像是在攀登崎岖的山崖。我这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上楼梯。在博尔村和他们的浮岛上，所有的小屋都只有一层，地面也全都是土制的。客栈的房间全都朝里，没有窗户，只有『裸』『露』的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下面则摆着一排铁床。两兄弟从未看见过床，阿布杜拉向他们解释说这是用来睡觉的，于是两兄弟立刻趴倒在地，爬到床底下，想试试感觉。只见他们翻过身来，展开四肢，直直地躺着，鼻子都顶到了床底的弹簧。阿布杜拉笑弯了腰，却憋着不敢出声，招手让他们出来，免得吓坏了女店主。女店主掀开床垫，吃惊地朝床下张望，以为他们在找什么东西。上了屋顶，我们被安排在一张小桌子旁，每个人身前都放着一把叉子和一个盘子，盘子上面已经装好了大块的肉、西红柿、土豆、韭葱和青豆。三个人又开始惊奇于叉子的功能。我正要用叉子去叉盘中一块肉时，另一只叉子却突然抢了先，我的肉被放进了奥玛的嘴里。我正打算去叉另一块肉时，阿布杜拉的叉子已经戳进去了。我只得去吃土豆，以免再起纷争。这时，我打量了一下，只见几把刀叉正在桌子上面来回翻飞，可谓刀光剑影，三个人抢得不可开交。他们开始用手从中间的公共餐盘里抓东西吃，有了叉子，盘子即使不放在中间，大家也都能够得到。
上床睡觉时，我不禁有点饥肠辘辘。客栈里惟一的浴室又引起了一阵惊呼与赞叹。阿布杜拉想要一些苏丹的货币，以防夜间突然有女士敲门。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他叫醒了。他说，听说世界各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确定我和飞行员已经就飞往埃及的时间达成一致，这样以免飞行员抛下我们离开苏丹了。
在飞机场我们又遇到了大麻烦。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三个乍得人没有埃及护照，但是在卫生部门检查文件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新近注『射』的黄热病疫苗要过一周才会生效。他们已经在卫生部门的眼皮底下溜进了苏丹，现在他们不能再这么偷偷地溜出去，要等到疫苗生效以后才能放行。不管我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我只身一人进了飞机场，发现机场的栅栏敞着一条大缝。目光敏锐的阿布杜拉注意到了我的手势，于是带着其他两人离开了人群，摆脱卫生检查官员，偷偷溜了进来。他们身上那白『色』、蓝『色』和黄『色』的袍子还真有点显眼。最后我们四个全都上了飞机。奥玛和穆萨礼貌地坐了下来，像老练的国际旅客一样扣上了安全带，朝漂亮的黑人空姐微微一笑，每人从她的糖果盘里拿了一块糖。
开罗。飞机的旋梯下，欢迎团已经在此等候我们了，满面微笑的挪威大使站在最前面。旅游部的代表招呼着我们走出了机场，再没有人询问我们关于签证或黄热病的问题。大使的司机穿着幽雅的制服，向穆萨、奥玛和阿布杜拉鞠躬致意，而他们三人则把长袍提到大腿上，好不容易钻进了大使宽敞的轿车里。每当轿车经过一座桥、一条地道和一座公寓楼，后座上的三人都会发出高兴的欢呼声和虔诚的赞叹声。清真寺一座接着一座，城里到处都是清真寺，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了。当他们看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耸入云，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穆萨开始有些晕了。奥玛直直地坐在那里，偷偷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就惊得直翻眼白。而阿布杜拉还是照例伸着光头，睁着眼、张着嘴，贪婪地看着窗外，从汽车的样式、霓虹灯广告，到各『色』各样的行人，一样都不愿错过。
“那是什么？”阿布杜拉问。
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现代化的城市，开始在吉萨平原上奔驰。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想看看他的反应而已。其他两人都快睡着了，但阿布杜拉还一直痴痴地望着前方，眼睛和嘴巴张得越来越大。
“那是金字塔，阿布杜拉。”我解释道。
“那是一座山，还是人堆起来的？”
“是古人造的。”
“这些埃及人！他们可比我们先进多了。里边住了多少人啊？”
“只住了一个人，一个死人。”
阿布杜拉赞叹地大笑起来。
“这些埃及人呀，埃及人！”
眼前又出现两座金字塔。连阿布杜拉也沉默了，他的眼白微微闪着光。下车以后，三个乍得人在手电筒的指引下穿过无数沙丘，向营地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营地位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后面的洼地，营帐在月光下泛着幽灵似的白光。三个乍得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沙地上，他们不曾想到，几千年来，他们也许是惟一从斯芬克司身边走过的纸莎草船工匠。他们也不知道，在这片黄沙下，掩埋着法老当年的造船匠。这些造船匠连同他们的造船技艺一起，随着岁月而湮灭。而现在，在经过了一次漫长、曲折的旅程后，这门技艺将要重新回到金字塔脚下。
“晚安，阿布杜拉。你睡一个帐篷，穆萨和奥玛睡你旁边的那个。”
他们还没有从这一路的见闻中回过神来，三人向法老的摩天大楼最后看了一眼。天空中繁星密布，金字塔高耸在我们面前，就像我们的帐篷在地上投下的阴影。“每个里面只住一个人，而且还是个死人。”阿布杜拉用阿拉伯语低声对奥玛说着。奥玛不用再翻译成布杜马语给穆萨听了，因为他的兄弟对一天的所见所闻已经心满意足，正仰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打酣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入帐篷时，三座金字塔的顶部闪闪发光，就像火山群上不断喷发的炙热岩浆。地上仍然又黑又冷，而三个乍得人已经穿好了长袍，从帐篷里爬出来，蹲在地上欣赏红光闪闪的金字塔顶。他们正等待着阳光照『射』到沙地上，照在每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普通人身上。他们在等待着日出，然后开始向真主祷告。当太阳升起之后，三个黑人跪成一排，前额着地。他们剃得光光的脑壳就像擦过的鞋子一样闪闪发光，对着正苏醒过来的太阳神。据阿布杜拉推算，麦加大概就是处在那个方位。太阳照在了沙丘上，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景观。在没有生命的沙石之间，有了大自然中的生物—纸莎草。它们成跺地堆着，有些是青黄『色』的，有些则是金黄『色』的，像太阳一样。阿布杜拉拿出了一把长刀，我们则聚在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专家的评判。这是尼罗河的原材料和中非造船匠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阿布杜拉一刀切断一根纸莎草，而另外两人使劲掐着断掉的两头，并顺着长长的草秆『摸』下去。
“格塔。”穆萨喃喃地说着。
“加纳金。”奥玛把穆萨的话替阿布杜拉翻译成乍得阿拉伯语，他的牙齿白得发亮。
“纸莎草，”阿布杜拉用法语解释道，“他们说这是地道的纸莎草。”大家都松了口气，心里无比快活：这些纸莎草的质量上乘。
我们一起在帐篷边的沙漠上选了一块平地，在这里丈量出五十五英尺长、十五英尺宽的船体大小，用棍子在沙地上画出了船体的轮廓。
“这艘‘卡代’应该是这么大。”
“但是水在哪呢？”
这是穆萨问的，而奥玛也跟着点头。
“水？”其他人惊奇地问。我接着说道：“你没看到做饭的帐篷外面有一桶饮用水吗？”
“湖在哪？我们必须要将纸莎草浸泡过才能造船。”穆萨一边问着，一边疑『惑』地望着他周围无边无际的沙丘。
“但你告诉过我们，纸莎草必须在太阳底下晒三周才能使用。”我解释道。
“当然。新鲜的纸莎草没用，必须要晒干了才有韧劲儿，但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们在水里浸泡一下，要不然很容易折断。”三个乍得人回答道。
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除了骆驼的驼峰里存着水外，我们只是在一个带龙头的桶里才装着一些水。峡谷深处流淌着尼罗河，但那儿离这里太远。并且，所有的污水都会排放到那里。如今的尼罗河水远没有法老时代的清澈，纸莎草肯定会以两倍的速度腐烂。两个博尔村的人之前没有提醒过我们。但这也不怨他们。他们是在湖边长大的，那里到处都是水，除了水就是浮岛。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大湖，只是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才存在着沙漠。
“湖在哪呢？”穆萨不信任地看着我们，奥玛开始变得不安。我们必须当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去取水！”
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转移帐篷和纸莎草了。尼罗河水太脏，而不到最后关头我们又不愿意把纸莎草浸泡在海水里。因为专家们曾经说过，海水会溶解芦苇的细胞组织。我们之所以把营地建在这里，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有着象征古代文明的金字塔，还有古墓，我们可以边造船边仔细研究里面的古代壁画。而且，在这样的沙漠气候当中我们肯定能使纸莎草保持干燥，乍得和埃塞俄比亚的造船匠们都说，纸莎草必须保持干燥。
“阿布杜拉，告诉他们我们会去取水的，不用担心。”
考里奥和我坐上了吉普车，一路在沙丘上颠簸，来到了最近的阿拉伯村庄。我们在这里买了砖头和水泥，并找到了位石匠给我们造蓄水库，还找了一个卡车司机，由他负责每隔一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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