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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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时间过去了。除了保护好我们自己和船上的货物以外，大家什么也没干。要想修补那根舵桨几乎是不可能的。狂风越刮越大，海浪越涌越高。海浪保持着二十至二十五英尺的高度，有时甚至达到了三十至三十五英尺。我坐在船舱里，剪开便笺簿后面的一张硬纸板，做了一个模型，包括那枝松垮的桨片，两块断裂的轴柄，以及两个将歪斜的舵桨上下固定的木卡。我惊奇地发现，如果把舵桨的两截直接绑起来，它的上端刚好能够到达船桥的踏脚板。大家照着这个样子，把断桨绑在一起，而且共同发明了一个新的掌舵方法：掌舵的人站在船桥的另一侧，用右手旋转右舷的舵桨。左手同时拿住一根竹棍，左脚也套一根绳子用来旋动左舷那根缩短的舵桨。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这样一来，『操』舵就更加困难了。舵手还要时时拽动绑在船桥上的帆脚索，因为草船吃水太深，两根舵桨的作用有时不够。如果草船不听舵桨的使唤，我们就必须用船帆来控制航向，决不让风浪把船身打横。

　　　　当我们尝试这套方法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太阳二号”别别扭扭地躺在水里。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要想完成后半段航程，前面还有艰巨的任务在等着我们。瘸腿的舵桨一放进海里，情况就立即好转了。我们设法让船尾转过来迎着海浪，等我们收起海锚，那面卷了一半的巨帆就带着我们的船向西飞驶而去。第二天，我们把整张船帆挂了起来，它好像要把船身抬出水面。船速增加到了大约三节，也就是每天航行六十多海里。但现在，船面只不过刚离开海面而已，巨浪从船尾一侧打上船来，然后又从另一侧流出船去。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围坐在鸡笼旁边，那巨浪就会毫不留情地浇在我们的头上。因而，我们只得挤在桅脚间的横档上吃饭，就像是一群栖息在枝头的小鸟。

　　　　“必须得找一个屏障挡住这凶险无比的海浪，好让船上的积水先流出去。不然，我们就得下沉。”尤利一边说，一边在右舷的支索上挂起一块帆布并绑紧。

　　　　“悠着点，尤利！”大伙都笑起来，“一个巨浪就会把它冲开的。”但尤利是个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固执地继续着。

　　　　一个白浪从右船舷壁打过来，把尤利的帆布墙稍微顶了一下，就泻回海里去了。只有一点点水流到了前舱上。这道帆布把多余的水引走了。尤利得意洋洋地坐在鸡笼旁吃起饭来。巨浪一个接一个打来，但都跌落回海里。看到这些，我们全都睁大眼睛，端着盘子从桅杆横档上爬下来。我们坐到鸡笼桌旁边，吃惊地看着尤利。他简直就是一个巫师，竟然用一块帆布挡住了海浪。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船尾受到海浪的冲击后，把海浪劈成了两半，尤利的帆布墙只不过是把喷涌而起的水墙沿着船的两边引回到海里。

　　　　“再拿些帆布！”

　　　　覆盖在船舱前壁的帆布都被我们割开了。从那时起，我们可以透过柳条舱壁清楚地看到鸡笼、桅杆和大海。我们割开了备用的船帆，尤利把一块块帆布挂了起来。刹那间，一层屏幕就把我们和海浪隔开了，上面有红、橘、绿和黄等各种颜『色』。海水沿着屏幕流动，不时友好地轻撞着它，桅杆的支索就像晒衣服绳似地晃动着，只有一点水流到船上来。

　　　　“这是嬉皮士风格！或者吉卜赛风格！”卡洛和乔治大声叫着，捧腹大笑起来。他们再次把那艘能乘三人的小橡皮筏放到海里，在草船外面给我们照相。我们从五颜六『色』的帆幕上伸出头来，看到他们两个在一道道巨浪中若隐若现。

　　　　“回来，”我大声吼道，“赶紧回来，否则就要落水了。”

　　　　以前，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才把充足了气的橡皮筏放到海上，然后跳到筏上去拍照。如今，在经历了大风大浪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滔天的巨浪和发咸的海水，因而也就无所顾忌了。

　　　　日子一天天继续，海浪也随着我们的草船向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六个参加过前后两次航行的人一起在草船上呆了近四个月。自那根舵桨出问题之后，我们只好实行淡水定量配给制，每人每天只有两大杯。另外，做饭要用九夸脱水。贮水坛子已经撞破了好几个，还有几个进了咸水。大部分羊皮囊里面的水都被我们自己倒掉了，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最好不要再提起。当时太『性』急了！卡洛的大腿弯被海水浸泡得疼痛难忍，尤利让他每天用清水洗两次。但可怜的卡洛每天只用一杯水洗，坚决不肯多要。鸭子、鸽子和猴子加起来用一个人的水量。乔治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动物不能和人一样对待。圣地亚哥的情况也不太好，他在出航前患了肾结石，不能吃咸肉、果仁、干菜和鸡蛋，但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菜。他浑身无力，但从不抱怨，对船上的工作尽职尽责。不过一有空闲，他就想走到船舱最靠里的角落，躺下来休息。尤利一直负责照看他。

　　　　一天夜里，大伙都很疲惫。圣地亚哥从舱里走出来，阴着脸，同我们一起坐在鸡笼旁边。他的眼光从卡洛扫到了乔治。

　　　　“我在船舱里听到了几句下流话！”

　　　　“收起你那副教授派头吧！”卡洛一听火了。

　　　　“你得干点额外的活，跟我们大家一样，”乔治『插』话进来，“假如你愿意多加一点班，你就应该提前十分钟接替上一个人，别让他筋疲力尽了。”

　　　　这场责难愈演愈烈。勤快的卡洛和花花公子乔治在前次航行中互不买账，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夹攻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沉默的人类学家。他们说道：大伙都在工作时，他却躲在角落里对我们进行心理分析。他们还说：正是他出的馊主意，让我们在这次航行中用坛子来装食物和水，而不是用较轻的罐头和马口铁小罐子。在“太阳一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可以不吃现代的食品而照样生活，为什么还要再证明一次呢？既然是他说服我们带上这一百多个坛子，作为给养主任，他就应该妥善保管不让它们撞碎，这样我们也不至于要实行定量配给。

　　　　“坛子和马口铁的罐子一样轻，但又是谁把羊皮囊里的水都倒进了海里！”圣地亚哥反问道。

　　　　双方唇枪舌剑，恶语相向。愤恨的指控，压抑已久的怒火，全都一发不可收拾。坐在鸡笼旁边，大家没有一点胃口。圣地亚哥再次反击，但是在对方的联合攻击之下开始有些犯晕了。

　　　　“卡洛，”我说道，“你是一名职业登山运动员，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探险家。你不能要求一位大学教授在打结和举重方面与你相提并论。你真像个神父，彻头彻尾的神父，你可以做得到的，就要求别人也要做到。”

　　　　显然，我的话说得太糟糕了。卡洛慢慢站起来，脸『色』比他的胡子还要红，一只手紧抓着『乱』蓬蓬的头发。

　　　　“我？我是神父？”

　　　　他站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来，不停地咽着唾沫。然后，他从我这里转过身去，对着圣地亚哥突然伸出一张满是老茧的大手。

　　　　“好了！伙计们，就这么算了！”

　　　　大家隔着鸡笼互相握手。诺曼赶忙去拿他和小原启的口琴，玛达尼也拽出他的那面摩洛哥鼓来。两个小时后，我爬上了床。前半截船面上传来喜庆的乐声和歌声，来自地球七个不同角落的人们在甲板上倾情地演出着。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去年，在“太阳一号”刚出海的第一天，双桨就折断了。风浪吹着我们向西去漂流，航线呈弧形。我们径直朝巴巴多斯前进，它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南端，中间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们的征程也就在这时结束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草船到目前为止还能航行，我们准备驾驶它再次前往巴巴多斯—我们上次没能到达的地方。因此，我们每一天的预计航程都是以距离巴巴多斯的海里数来计算。其实只有这条航线才会有风浪从船尾的方向吹过来。但是，要想使这条浸满了海水的船保持船头朝前是多么不容易啊。即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班也会把人弄得筋疲力尽，接班时连手指都伸不直了。假如把船身不小心弄横了，导致船帆向后倒吹，激浪涌上船来，那就像是魔鬼趁着夜『色』潜上了船。魔鬼对可怜的舵手施以凶险的诅咒，尤利挂上去的帆幕瞬间被撕破，七个睡意正浓的人不得不系上救生带，光着身体跳进海里，在昏暗中拽住船帆，拼命划桨或者保护船上的东西。有人说，保险起见，夜里不应只留一人在船桥上值班，我们于是就把夜间值班的时间从两个小时增加到三个小时，每次有两个人值班。

　　　　现在这种『操』舵方法太过吃力，我们要是不想累个半死，就必须另外再想法子。

　　　　“如果能把桅杆向前挪一下就好了。”一天晚上，当我同诺曼一起在船桥上值班时，我喃喃自语道，“只要船帆靠近船头，船就可以自己顺风前进。”

　　　　“我们能做到。”诺曼热切地说。次日清早，趁着大伙还没起床，我们开始了一场异常艰难的手术。双脚桅杆必须改为向前倾斜，好使船帆的位置向前移动。

　　　　诺曼手拿利斧，在桅杆底部砍了起来，以便使桅杆前倾。之后我们两个小心翼翼地松开了十二根平行的支索；每根桅杆上有六根，两边各三根。于是这座高达三十英尺、重达六百磅的双脚桅杆就向前倾斜过去，帆桁也跟着向前移动。当我们把支索再次绑紧的时候，胀得满满的船帆已经突出在船头前面。我们掌起舵来立刻觉得轻松多了，只要我们顺风前进，就很容易保持船头朝前。

　　　　“太阳二号”向西疾驶，船身也不再下沉，这估计是水面以下的纸莎草已经足以抗衡船面存水的分量的缘故。航行五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停止了下沉，但是船身的大部分已经没入了水中。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离船面已经很近，藤壶沿着右舷的舱壁爬满了舱面。玛达尼又开始从海面打捞油块，每天如此。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船帆突然缠上了尖尖的船头，把船头弄歪了，船帆下端也被撕破。对我们而言，船帆的重要『性』仅仅次于船身，经过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牺牲掉纤细、上翘的船头。卡洛骑在船头，开始锯了起来。这是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杰作。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先在船头牢牢捆上了一道绳子，担心在切断船头的时候，那个捆绑着整个船身的螺旋形绳圈会松脱。但正如那几位印第安人所说，这道螺旋形绳圈已经紧紧地勒进了纸莎草，即使我们几个人一起拽也不能把它分开。纸莎草已经被水泡得紧绷绷的。船头锯掉以后，其截面就像是被切开的一个巨大的洋葱。“太阳二号”的线条霎时变得更加朴素、现代了。透过柳条舱壁，我们立刻可以看到了船帆下面的水天交界处。这就像是诺亚方舟打开了窗板，我们已经能够眺望远方，寻找前方的陆地了。

　　　　没过几天，我们决定把船尾也锯掉。自从把船头去掉以后，船尾就像是另一面往里拽的船帆，影响了航行的稳定。而且，我们还想借此减少不必要的重量。当我们从船尾尖上解开那根生死攸关的弓弦，把船尾尖锯掉，再把弓弦系到那个又扁又宽的船尾上去的时候，大伙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实际上，草船的结实程度似乎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水去，然后如释重负地浮上水面，激动地告诉那些还在船上的人，船底还是那样牢固，那样结实，那样完整。就连一根芦苇或者绳子都没有动过，只是在上面长了一层藤壶，恰似一个个黑白相间的蘑菇，还摇摆着黄『色』的鳃伞。

　　　　跟上次不同，本次航行中我们很少使用那台小型的无线电。在我们看来，这样或许会让我们的亲人更加放心。每次通电话时，也只是很简短的一句：“船上一切都好。”免得他们越想越怕。但是在第二个月的上旬，我们行驶的速度飞快，整个航程也已经过了大半，基本能够估计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了。伊凤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收拾行李，带上孩子们坐飞机来到了巴巴多斯。

　　　　不久，诺曼在和巴巴多斯的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联系时，我们听到了我妻子的声音。她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六个有关海洋生物的技术问题。随后她解释道：联合国援助开发部门在巴巴多斯建立了一个海洋生物考察站，该站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向他们报告说，草船的下面有许多小朋友和我们一起游动；两条海豚追逐着船边的飞鱼；成群的南美飞禽，在西南方向像浮云一样盘旋；蓝『色』的海面上不时跃起一条条银『色』雪茄似的小鱼。第二天，那位无线电爱好者告诉我们说，有一艘联合国的考察船将要造访我们。

　　　　6月25日，一只褐『色』的四翼蜻蜓飞上船来。我们离陆地很近了吗，或者它是从附近的其他船上飞过来的？我们在距离非洲海岸不远的地方碰到过两艘船，它们差点撞翻我们的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别的船了。

　　　　我们现在正全速驶往去年航行时弃船的海域。就在这时，船桥上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急忙看过去，发现有一条凶猛的鲨鱼正在撕咬我们放在船后面的救生圈。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跌落海里而放置的。我们去年遇到鲨鱼群的地方正是这里，但今年却只有一条在这里游弋。不久它就放弃了救生圈，向北游得无影无踪。“太阳二号”不需要进行水下修理，鲨鱼显然对它不感兴趣。

　　　　6月26日，海浪又开始汹涌，不停地拍打着我们的船尾。浪尖上泡沫四溅，像雪崩一样。阴云密布，大雨倾盆。我们任凭大雨冲走我们身上的咸味，用舌头『舔』噬着胳膊上的雨水。我们本可以收集雨水，但船速飞快，船上的淡水已经够用了。那只鸭子在舱顶上摇摇摆摆地走动着，还不时在小水坑里呷饮几口。萨菲爬到了舱里。右舷的舵桨已经用卡子卡死了，我们担心它会折断，不过小原启从水下把它弄松了。第二天，那只驯服的信鸽飞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一直心神不定，经常在草船上空绕大圈，但是每次都会飞回来，停在舱顶的谷碗旁。6月27日，它终于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肯定是大洪水快要退了，诺亚方舟上的鸽子放走之后永远不再回来了。我们都很想它，不知道它找到陆地了没有。距离我们最近的海岸，是南面的法属圭亚那。这只胆大的鸽子，如今脚上戴着两个铜圈，一个刻着西班牙号码，另一个刻着“太阳二号”的字样。

　　　　6月28日，水温突然升高了二度，然后就再没看到沥青块。我们不会驶进加那利洋流的另一条支流了吧？好奇怪。因为这里正是我们去年弃船的地方，当时，海面上都是沥青块。

　　　　6月29日，我们发现萨菲的链条拖在海里，一端是空的，船上立即混『乱』了，之后才发现萨菲呆在桅顶，正得意地望着我们。我们用椰子、蜂蜜都没能把她引诱下来，最后尤利拿出了她心爱的玩具，一只又丑又绿的橡皮青蛙，两眼又大又红，还咯咯作响。萨菲马上跳下夹板，抓住了青蛙，而尤利也一把抓住了它。就在这时，诺曼在舱里叫了一声，原来他已经用无线电和联合国的考察船“卡拉马尔”号取得了联系，对方离我们很近，要求我们在天黑以后放信号弹，以便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中找到我们。

　　　　夜里，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把我们吓了一跳。6月30日凌晨0：30，诺曼小声叫我起来接班。由于船桥上又湿又冷，我索『性』坐在睡袋里穿袜子。他又叫了我一声，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快过来！快，快！瞧那儿！”

　　　　我跳出舱门，圣地亚哥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爬上舱顶，沿着诺曼所指的方向望去。

　　　　我们好像是到了世界末日。西北的苍穹，升起了一个苍白的圆盘。它并未完全离开海面，而且越来越大，就好像被大海半掩的一轮灰『色』的鬼月。它又像是一团密集的星云，比银河还要亮，圆圆的，越来越大，恰似一朵蘑菇。当它向四处扩展时，就好像奔我们而来。月亮从东方升起，与它遥相呼应，悬在半空中。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远远的天空中有一盏探照灯，这圆盘是它在『潮』湿的空气中折『射』出的影子。然后想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蘑菇云或者是极光。其实，我们一直盼望它是天外来客，直到这个光盘占据了天空30度的光景时才觉得不太像。突然，它停止扩大，并且慢慢暗下来，最终消失了。我们满腹疑『惑』地呆在那里，却又找不到答案。

　　　　我们点燃了信号弹，它在空中炸开，成为千万个火星，来显示我们的位置。这一夜太不平常了。那个小小的无线电中再次传来了来自“卡拉马尔”号的声音，他们没有看到火箭，光盘出现时他们刚好不在甲板上。第二天，巴巴多斯的无线电爱好者告诉我们说，在西印度群岛上也看到了那个光盘，但在东北方向。这不会是肯尼迪海角发『射』的一枚火箭吧，在落入大气层时由于爆炸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无从知晓。那些热中“ufo”并四处找寻证据的人们，竟然也把这一现象同前两天我们见到的情况混淆在一起。我们曾经见到西北方的天空出现过两次橘黄『色』的光。一次是闪了一下，没有看到船只。另一次是一个像水滴一样的光影，斜着落入海里不见了。假如这火箭是船只失事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那岸上的无线电爱好者不可能收不到这些信号，我们已经通知了他们。由此可知，这两次橘黄『色』的光应该是军舰演习时传递信息的信号，或者是潜艇浮出水面时的信号。

　　　　我们继续扬帆向西远航，“卡拉马尔”号整夜在我们周围搜寻。草船上的信号弹不多了，我们就一直派人在桅顶眺望。天亮了，太阳从西边升起。诺曼拿着六分仪、航海图和小型手动式无线电，报告说“卡拉马尔”号一定就在我们附近。这艘船一会在我们北边，一会又在我们南边，却始终隐藏在一排排惊涛骇浪中。我们吃完午饭、晚饭，觉得他们恐怕找不到我们了。夕阳西下，我们戴的手表显示是9：00，而当地时间是下午6：00，因为我们自离开非洲以来，只调过一次时间。就在这时，两艘船的望哨同时看到了对方。他们报告说，发现了一面孤帆；我们也在船后的水天交界处隐约看到了一个小绿点。天黑之前，一艘高高浮出水面的小船追上了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这是艘大型的拖拉船，行驶速度飞快。它驶到了我们船边，他们把桅顶的蓝『色』联合国旗降下又升起，以此表示问候。诺曼立刻跑到双脚桅下，用我们自己船上的联合国旗来回应。不过它在风暴中被撕掉了一部分，如今只有三分之二了。我们欣喜若狂，爬到了船桥、舱顶以及桅杆上，挥手、欢呼、吹口哨。这艘联合国考察船的船员肤『色』各异，或棕黄，或漆黑，或白皙。他们都站在栏杆旁边，向我们挥手、欢呼。船长是一位中国人，他站在船桥上，身边站着一个手拿喇叭的人，用瑞典语喊着：

　　　　“欢迎你们来到美洲海域！”

　　　　小原启看到船桥上的中国人时，心情格外激动。他爬上了舱顶，来到我身边，向我伸出手来。

　　　　“非常感谢你能让我参加这次航行。”

　　　　这次的相会就像是在梦里似的。真是没有想到，第一个来迎接我们的竟然是联合国的船只。除了“太阳”号以外，我们还没有见到别的船只悬挂联合国的旗帜。天黑了，夜幕笼罩着海面，这艘灯火通明的船在我们周围绕了几圈就关掉了发动机，整夜在海上漂着。船上的灯光很快就熄灭了，只剩下我们独自与海浪和微弱的煤油灯做伴。舒坦，但却孤单。

　　　　直到深夜，我们才意识到，此次航行还没有结束。一股强劲的北风猛然吹来，致使两个值夜班的人措手不及，发生了逆帆。巨帆在令人恐惧的风压之下使整只草船向左倾斜，船面逐渐没入了海中。我们刚从左舷的舱门出来，却发现自己站在了海水里，一直淹到大腿。这种感觉真是太奇特了。这海水并不是打到船上来的激浪，而是洋面以下的海水，它们似乎就要留在我们的船上了。我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要沉到海底了，草船已经没有了浮力。到处是惊慌『乱』叫，还有手电筒『射』出的光。玛达尼没有系保险绳，海水已经没到了他的腰。尤利挂在左舷的帆幕已经被撕成了碎片。这个时候，风向转为正东，正是我们所习惯的方向。八个经验丰富的水手最终把船帆恢复了原位。海水开始向船外溢去，“太阳二号”慢慢地上浮了起来，船面也恢复到稍微高于海面的水平。但是，放在左舷的那些坛子中有三个已经被海水打碎。我光着脚在水里来回时被碎片割破了脚趾，只好请尤利帮我包扎。左舷缠上了很多“葡萄牙军舰”的丝状物，反光、刺手。乔治在抢险时被它灼伤，只好用氨水浸泡。

　　　　次日早晨，“卡拉马尔”号打开了发动机，用了很长时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