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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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旗》
作者：那多
正文
一　六十七年前的照片
　　　　当年日寇滥炸后仅存的完整建筑物如今却要被毁
在闸北区恒丰路附近的裕通路85弄弄口，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层楼”房子。据《闸北区志》记载，这个“三层楼”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1937年，日寇对苏州河北狂轰滥炸后，闸北成了一片废墟，仅剩下的一处完整建筑物，便是这个“三层楼”。如今，因为旧区改造，作为重要历史见证的“三层楼”，就要被拆除了。有识之士提出，“三层楼”不该拆，应当从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遗迹的角度加以保护。
记者昨天来到“三层楼”采访，巧的是，天目西路街道“三层楼居委会”的办公室就在“三层楼”里。居委会主任周玉兰介绍说，“三层楼”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四个有钱人合伙建造的，当时共有四幢。之所以在日寇轰炸下“幸免于难”，据说是因为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以后，幸存的房子成了这里最显眼的建筑，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闸北境内最高的建筑。人们习惯于把这里称为“三层楼”，连“三层楼居委会”也因此而得名。
由于恒丰路拓宽和旧区改造，此前已经有两幢“三层楼”被拆除，剩下的两幢现在也“岌岌可危”，被列入了拆除的范围。眼看这一历史遗迹就要“销声匿迹”，闸北区政协委员吴大齐等心急如焚，提交提案反对拆除“三层楼”，他认为，尽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三层楼”没有保护建筑的名分，但这些建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这样的遗址在上海也并不多见，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下来，将其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后人勿忘国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周玉兰也觉得拆除“三层楼”实在可惜，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虽然盼望改善住房，但他们也认为“三层楼”应该得到保护。
《新民晚报》2004年6月9日
由于要参加今天的评报，所以我把同城几家主要竞争媒体的当日报纸都找来看了一遍。每家报社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会议，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几家媒体，如果别家有的新闻自家没有，叫漏稿，责任可大可小，严重的能让相关记者立马下岗；如果自家有别家没有，当然沾沾自喜一番。奖励嘛，一些铜钱而已，多数时候只有口头表扬。重罚轻奖，皆是如此。
所以开会前一小时，我把《新闻晨报》、《青年报》、《东方早报》、《解放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等扫了一遍，于是就看到了以上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我们漏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算不上是重大新闻，也不是条线上必发的稿子，属于别家的独家新闻，是他们记者自己发现的稿，总不能不让别人有独家新闻吧。虽然领导们总是这样想，但小兵如我们，还是觉得，该给别人一条生路走……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闻都不漏的报纸，那别家报社岂非都不用活了。而且《新民晚报》是每日上午截稿，相比我们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报而言，本来就有先天优势，报道比他们晚一天是常有的事。
再说，评评报而已，有必要得罪平日在报社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吗？
所以，评报时轮到我说话，我只以一句“今天《新民晚报》有篇关于历史遗迹的独家稿，我们要是以后能多些这样的发现性稿子，报纸会更好看”轻轻掠过，丝毫没有加罪于谁的意思。
可是头头自有头头的想法。如果是新来的头头，想法就特别多。
评报会开完，蓝头让我留一下。
蓝头姓蓝，是新来的头，所以叫蓝头，职务是副总编。这是个分管业务的副总编，于是我们分管业务的变成了两个副总，职务重叠，谁都知道这其中涉及报社高层的权力纠纷。
蓝头新来很卖力，磨刀霍霍，已经有许多不走运的记者编辑挨刀子了，被他叫住，让俺满心的不爽。不过我在报社也算是老记者，功名显赫，听的见的多了，心一横，谁怕谁呀。
话是这样说，好像心还是有点慌，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想和你说晚报那篇独家稿的事。”蓝头满脸笑容。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记派头，好像我是领导似的。
“别人有独家稿不怕，但我们得跟上。有时候，先把新闻做出来的，不见得是笑到最后的。”蓝头开始娓娓道出他的计划。
原来他想让我去作一个深入调查，把这两幢大楼的底细翻出来，扩大影响，力图通过媒体的影响力，最终把这两幢大楼保下来。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展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也展现了我们《晨星报》的力量”。有句话我知道他没说出来：“这也展现了我蓝头的英明领导”。
“我虽然刚来不久，可你的报道我看了很多，你是《晨星报》的骨干，这个专题报道就交给你了。”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
“没问题。”我拍胸脯保证，心里暗笑，看看，这蓝头还知道哪些人能动，哪些人不能动，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不是？
深入报道是件细活，我打了个电话，和居委会说好明天下午去采访。而明天上午，我打算去一次上海图书馆。如果那大楼真如《新民晚报》报道里说的那么有名，上海图书馆一定有它的资料。要想把大楼保下来，这类能证明其珍贵性的资料是不能缺少的。再说，引用一下资料，我的稿子也好写。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就到了上海图书馆。我是那里的熟客，早就办了张特许阅览证，可以查阅那些不对外的文献资料。他们管宣传的几个人我都认识，最关键的是，他们几个古旧文献书籍的分理员我都熟。虽然他们的内部网络可以查书目，但许多时候没人指点还是有无从着手之感。
也巧，刚走进上图的底楼大堂，就看见分理员赵维穿堂而过。
我把他叫住，然后递了根“中华”过去。我不怎么抽，但身上好烟是一直带着的。
“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不准抽烟。说吧，这次又要查什么？”赵维推开烟，很上路地说。
“呵呵，还是你了解我。”我笑着把烟收回去。
“没事你还会上这儿来？”
我把事情一说，赵维指了指VIP休息室，扔下一句“在那儿等着”就走了。
坐在沙发上等了大约十分钟光景，赵维拿着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装本过来。
《上海老建筑图册》。
“八七年出的书，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从前的老照片，对建筑的介绍也相当详细。”赵维说着翻到其中的一页。
“看，这就是那四幢楼，当时日军轰炸后不久拍的，珍贵的照片，文字资料也挺多的。你慢慢看，要扫照片的话去办公室，反正那里你也熟，我还有事，不陪你了。”
“你忙你忙。”我嘴里说着，眼睛却紧紧盯在这页的照片上，一瞬间的惊诧，让我甚至忘记对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赵维应该有的礼貌。
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
那简直是一个奇迹，这张照片所呈现的，是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奇迹。
我猜测着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那场轰炸过后的一小时，还是一天、两天？不可能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照片中的画面上，四处是废墟和浓烟，见不到一个人。
当年日军轰炸过后，上海像这样一片废墟的地方很多，但在这张照片里，残屋碎瓦间，却突兀地耸立着四幢毫发无损的建筑。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高处，取的是远景。遥遥望去，四幢明显高出周围破烂平房的大楼，分外显眼。
在刹那间我甚至以为，当年日军轰炸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时，这片街区张开了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听说过的能量防护罩，所以毫发无损，否则，以周围建筑被炸损的严重程度，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这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真有保护罩的话，怎么四幢楼四周和之间的平房都塌了，就只留了这四幢楼在？可是，照片上所显示的状态，显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区更为荒谬和不可思议。
我随手翻了翻前面几页，发现其他建筑都取的是近景，而且照片只占整页的一半左右，只有这张照片取的是远景，而且占了一整页。我翻到后一页，果然，后页上是四幅比较小的大楼近照，以及文字资料。想必当时的编者也觉得这张取远景的照片极为神奇，所以才给予特殊待遇。
我翻回前页，凝神仔细看这张照片，四幢大楼的排列很奇怪，每幢大楼都相隔了一段距离，最前面两幢，后面一幢，再后面一幢。
我总觉得这排列有问题，翻到后面的文字介绍，果然看到这一段：
“当时孙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以孙家长兄的大楼为中心，其他三幢大楼呈品字形围在周围，每幢大楼之间的距离有五六百米。”
我翻回去一对照，果然是品字形。
不知不觉间，我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当年这里并不是租界区，凭什么日本飞机周围炸了一圈愣留了这么大一片盲区？
不对，不是一片盲区，而是特意留了四个点没有炸？
见鬼了，以今天美国人的精确制导技术，都不能保证做到这样。当年的日本鬼子，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楼，也不可能做得这样精确，这样漂亮啊。
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和报道里基本一致：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日本飞机看到了，就没炸。
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眼前就是个例子。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
只是不论我如何思索，疑点越来越多，答案却想不出一个。
首先，那是什么国旗？其次，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多少面旗？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出来，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样的战争状态下，在日寇高昂甚而嗜血的战争意志下，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就放过这四幢建筑？
再者，就是最奇异的地方，即便日军飞行员决心放过这四幢楼，他们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楼周围的建筑都炸得稀烂，而四幢楼却毫发无损？难道说那时日军的飞行员，凭肉眼制导，就能把精确度控制在十米之内？
这些无解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许久，我忽然失笑，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难道不是让这幢大楼保存下来的最好理由吗？只要稍加炒作，每一个看了报道的人都会认为，这四幢当年在日军的炸弹下神话般屹立不倒的大楼，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难道连半数都保不下来吗？四幢楼平凡无奇的外观，建造者孙氏四兄弟富有但没有显赫的身份，这些都将不再成为问题。
复印，然后扫描，该干的都干完以后，我把书还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图书馆。报道的主线我已经找到，文章该怎样布局已经心中有数，接下来只要找一些经历过当年战火的老居民，让他们叙说一些当年“神话”发生的细节，就大功告成。据资料上的介绍，孙氏四兄弟当年购下这四块地皮时，曾和地皮的原主达成协议，四幢楼建成后，拨出一些房间给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楼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从这点上来看，虽然不知道孙氏兄弟是做什么买卖，但此等行径倒颇有“红色资本家”之风。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残存的两幢大楼之一。在进入之前，我站在门口拍了张照，从新闻的角度讲，我需要一张今天的照片来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进行对比。
和之前在书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楼近照一样，如今站在了它面前，除了灰色的外墙让大楼显得老旧之外，没什么区别。这实在是一幢极其普通的老楼，毫无建筑上的特色，和美学艺术之类更扯不上边。惟一有点特别的，是这幢“三层楼”的层高很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张老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实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三层楼居委会”就在这幢大楼的一楼，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杨的副主任。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大楼的情况，只是他所说的我大多已经了解。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有机会打断他的话，问起目前住在楼里的老居民有多少。
“从那时候就开始住到现在的老人啊？！”杨副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想了想，告诉我这样的老住户已经很少了，楼里的住户大多是“文革”前后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户搬的搬死的死，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
“这幢楼里是没有了，后面那幢楼里还住着两位。二楼的老张头，还有三楼的苏逸才苏老先生。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杨副主任称呼中的细微变化，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称呼语气。看来他对那位老张头并不是很尊敬。
“苏老可真是个大善人哪，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可不知有多少，听说他前前后后给希望工程捐了几十万，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万块呢。老张头可就不一样了，孤僻得很，不太愿意理人。”杨副主任开始向我介绍这两位老人。
“老张头，他叫……”我写稿子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称呼老人家，与其当面问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还不如现在就问个清楚明白。
“他叫张轻。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说，那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没有娶妻生子，那么多年来楼里也没人见过他们的父母亲戚，就那么一个人住在楼里。而且他们都不怎么谈过去的事儿，不知会不会对你说。”
八十多岁的单身贵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这可真是罕见，而这里还一下子就出了两个。不谈过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杨副主任告辞。还没接触前没什么好想的，说不定他们愿意向我这个记者说些什么。
“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见到那幢楼，离得挺远的。”杨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听说原来四幢楼是以一幢为中心品字形排列，现在剩下的这两幢是哪两幢？”
“你现在要去的那幢‘三层楼’，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这里是外三幢中向着西北面的一幢。”
当我沿着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时候，我才明白刚才那句“挺远的”到底有多远。直到走到弄底，不，应该说是穿出这条弄堂，走到普济路的时候，我才看见另一幢“三层楼”。算一下，距离上一幢有一二百米远。
我用手搓着额头，这情况还真有那么点奇怪。
从中心的一幢到边缘的那幢就要这么远，那边缘的三幢之间的距离，岂非要三百米甚至更远？算算位置，如果那两幢被拆去的“三层楼”还在的话，一幢该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一幢该在汉中路附近。
其实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几幢楼之间的距离挺大的，现在实地走一走，才想到，这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不合逻辑。
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难道不该是紧贴着造在一起的吗？为什么隔那么远？要是四兄弟关系不好，又为什么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而且房子的式样还一模一样？真是横竖都说不通啊。
把额头来回搓了几遍，我走进了这幢中央“三层楼”。
这大楼从外到内都建造得十分平民，一楼的采光并不好，虽然是下午，但走进去，一楼的许多地方还是笼罩在阴影中。我顺着木质楼梯向二楼走去，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声响。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把大楼造得小一些，只建两层，但却能造得比现在好许多。若是拿四幢楼的建造费合起来造一幢，就可以造得相当豪华，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绰绰有余。
这样想的时候，我踏上了二楼。
老式的大楼是没有门牌号的，张轻住在哪里，只有靠问。
“请问张轻住在哪里？”我问一位从左边门里出来的老太。
“张轻啊？！”老太操着宁波口音，皱着眉头，似乎想不起来。
“就是老张头。”
老太恍然大悟，随手指向右前方紧闭着的一扇朱色房门。
没有门铃，我敲响了房门。
“谁啊？”过了一会儿，门里传出低沉而混淆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小精干的老人，身子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但一双眼睛却很有神，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多岁。
“您好，张老先生吧，我是《晨星报》的记者那多。”我拿出记者证。
张轻扫了眼我手上的记者证，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您是从这幢楼建好就一直住到现在的老居民，最近这幢楼面临被拆的危险，《新民晚报》昨天已经作了一个报道，我们报纸也想跟着报道一下。希望能让有关部门改变主意，把这两幢仅存的‘三层楼’保留下来。”
“你去问居委会吧，我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丝毫没有让我进去详谈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户，有些情况居委会不了解，只能来问您。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只半小时就好。”我微微弯着腰，脸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么？”老人低低地说，依然挡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查到一幅照片，就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以后，四幢楼安然无损的照片，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完全无法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所以……”
老张头的眼珠忽然收缩了一下，他扫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间变得十分凌厉，让我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
“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睡午觉了。”
朱红色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竟然连门都没能进得去。
无奈，只能上三楼去。
问到苏逸才的屋子，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老人，头发眉毛雪白，脸上的皱纹，特别是额上的皱纹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能耽误您点时间吗？”我改变了策略，先进去再说。
“哦，好的，请进。”老人微笑着把我引进屋子。
屋里的光线很好，这间屋子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没有太多的家具摆设，最显眼的就是四面大书橱。靠窗的八仙桌上摊着一本墨迹未干的绢制手抄本，毛笔正搁在旁边的砚台上，看起来已经抄完了，正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我看了一眼，应该是佛经，最后一页上写着“圆通敬录”的落款。
我注意到手抄佛经的同时，苏逸才已经开始把佛经收起来，放入书橱。随着他的动作望去，我不由得一愣，那书橱里几乎放满了这样的手抄本。
“您向佛吧？”苏逸才招呼我在八仙桌前落座的时候，我问。
苏逸才笑了一下，问：“你刚才说，你是……”
对于这张新兴报纸，像苏逸才这样的老人不熟悉是很正常的，我忙复述了一遍，把记者证拿出来。苏逸才摇摇手示意我收回去，看来这位老人要比二楼那位好相处得多。
“您是在这幢大楼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民之一了，来这里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大楼的掌故。毕竟这幢大楼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如果拆迁太可惜，希望通过媒体的努力，可以把‘三层楼’保下来。”
“说到居住时间最长，这里可不止我一个啊。看来你已经在二楼碰过壁了吧？”苏老呵呵笑道。
我也笑了：“我连张老的门都没进去。”
“其实老张人挺不错的，就是性子怪了点儿。你想问些什么？”
我心中大定，看起来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最好的采访对象，肯讲而且废话好像又不多。希望他的记忆力好一些，能提供给我尽可能多的细节。
“一九三七年那次日军轰炸之后，‘三层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闸北最高的建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三层楼’有了纪念价值。我在上海图书馆看见一张照片，是那场轰炸之后不久拍的，那场面太神奇了，周围一片废墟，而‘三层楼’却得以保全。我非常好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番话说完之后，我心里却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苏逸才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太久远的时间了，我老了，已经记不太清楚啦。”
“据说是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旗子……”我试图提醒他。
苏逸才的脸色一肃：“对不起，刚才是我打了诳语，并不是记不清楚。”
我心里一喜，看来他向佛之心还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可苏逸才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但是，那是一段我不愿意提起的回忆，所以，只能说一声抱歉啦。”
走出中央“三层楼”，我向居委会所在的“三层楼”走去。一无所获，却反倒激起了我把事情搞清楚的好奇心。
两次碰壁并不能堵住所有的路，对我这样一个老记者而言，还有许多寻找真相的办法。
老张头和苏逸才的奇特反应，使我开始觉得，六十七年前的那场轰炸，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仅保下了这片建筑，更让当事人噤若寒蝉。
回想起来，围绕着“三层楼”的不正常现象已经很多了，除了在日军轰炸中幸存这最大的疑点之外，看起来孙氏四兄弟也有问题，为什么造了这四幢相隔这么远的大楼，为什么是品字形……
回到居委会，杨副主任忙了半天，终于找出了我要的资料。
虽然眼前“三层楼”里的两位老居民都对当年绝不透露，但我没有忘记，还有两座我没去过的“三层楼”。
就是那两幢已经拆除的“三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