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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穷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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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近期要处理的公司事务。
回到家里，“花生”跳起来，前肢趴在我膝盖上，不停地摇尾谄媚。想到马上就要出门，也许很久见不到她了，不禁心生爱怜，蹲下来挠了挠她柔软暖和的肚皮。我进卧室收拾了几件也许在路上要穿的衣服，以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轻便的旅行箱包很快就塞得鼓囊囊的了。我拎着包走到门口，回头扫了一眼这个家的全貌，目光在墙壁上的那张合影镜框里停顿了一会儿，我看见照片里的我在笑，但笑容不够自然，杨芬也在笑，笑容却很清澈……我叹了口气，砰地带上了房门。
在前往樊城的路上，一团阴云始终罩在我的头顶。我在临上高速公路前百米处的那个便民餐馆简单地吃了份盒饭，外加一根炸肠和一枚卤鸡蛋，然后过去给油箱加满油，继续朝前方进发。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起初，我猜测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所致，后来发现疼痛的部位从下腹一直蔓延到了胃部，整个腹部都难受起来了。
我在岔路岭加油站停下车，捂着痉挛的胃部去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求助，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把我引进屋子里，她友善地倒了杯热水给我喝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说估计是肠胃出了问题。她拉开抽屉，里面有许多小瓶子，她从中找出一个满是油污的白色塑料瓶，用一张纸巾随便蹭擦了几下，递给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胃霉素，也许对你有用吧，”说着，她又给我倒了一瓶白开水。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出一把药片塞进嘴里，囫囵吞咽了下去。女孩见我这样，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灰白的脸色，问我准备开车去哪儿，我说樊城。她抬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说不定会下雨的，你看，那里有一团阴云呢。”我问这里距离樊城还有多远，她回答道，二百三十公里左右。她看了看我的车，说道，你大约还得开三小时，撑得住么？我用手掌揉了揉胃部，感觉似乎好了些，就笑道，我得赶路了，谢谢你的药，要不，等我回来再还你一整瓶吧。女孩说哪能呐，不要你还的，如果对你的病管用，那我太荣幸了。我再次道谢，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桌面上的一张国内交通图上，我走过去瞅了几眼，问道，能不能把这张图买给我？女孩笑道，你拿去就是了，这图不值钱的，站里还有好几张呢。本来我想掏十块钱给人家，但又担心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就拿了地图，边折叠边说道，我一定还回来的。
雨果然在我离开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来。这场雨下得有些稀疏，雨点却显得格外大和响，一滴一滴砸落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在灰尘中炸开。刮雨器费劲地来回摇晃着，使玻璃表面蒙上了一层胶状泥浆。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药还真管用，肠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痛了，只是小腹还有些胀气，并伴随着某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隐痛。这条路上车辆不多，我加快了车速，看看时针，猜想若无意外，八点钟之前赶到樊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是我第二次来樊城。第一次还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节，周围繁花似锦，前途歧路丛生。根据省教委“关于青年教师下基层锻炼”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被学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学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为女生，我理所当然被指定为这个“支教”小组的组长。我在大学学的是古筝古琴专业，小车是二胡专业，小马是钢琴专业，小潘是从另外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院的，在文化基础部担任马列教员。渡口中学在樊城只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学，但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班却办得不错，在当地很有影响，每年春天他们把特长班的学生带往省城参加联考，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音乐、美术学院。等我们去了后才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源快速扩展的要求，比方说，全校只有五台破旧的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珠江牌钢琴，其中三台的琴键都有不同程度的坏损，也没有一间正规的琴房，没有一面墙壁是隔音的，学生练琴必须持证排队，而且还只能在课外活动与晚自习期间练习，以免影响其他人。
学校安排我们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从大门进去，过道改造成了厨房，两间寝室，我独占一间小的，她们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说实话，我们对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大多还在住集体宿舍呢。女孩子们爱整洁，在她们的收拾下，没几天，这个“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温馨的意思了。我很喜欢，很快就有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我来之前，渡口中学没有一个古筝学生，倒是有几个学二胡、竹笛的，绝大多数都在学钢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里，那才算是比较正宗的乐器。那几年，民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谁都清楚，古筝是没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时候被父母引导着误入歧途，我才懒得学这种劳什子的乐器呢。我一直觉得那个状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种不详之兆，而且怎么看怎么像。可是，眼下我还得争取必需的课程量，不然，为期一年的“支教”结束了，我拿什么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审考核呢？我先开了段时间的视唱练耳和乐理课程，趁校领导表扬我工作认真的机会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议他们面向社会招收一些古筝学员，理由是这乐器学起来容易，很快就能初见成效，利用节假日上课，既能发挥我的专长，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创点收。校长一听见“创收”二字便来了劲，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没有想到小张老师还能替我们学校着想，真难得，你的建议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吧。
两周后，古筝班就开办了起来。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在校学生，又有社会上的待业青年或各类音乐爱好者。首期古筝班招收了十八名学员。朱鹃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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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鹃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属于那种天赋不够却极有恒心和意志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留着齐耳短发。弹琴的时候脖子梗得老长老长的，每当拨动琴弦时，身体随指法侧转，摇摆，仿佛风中杨柳，煞是好看。我从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学员们演奏一些曲目，从《汉宫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四个月后，我从班上挑选出八名学员参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艺公演，她们合奏的《庆丰年》博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朱鹃来寝室找我，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说是献给我的。我记得那天是个周末，与我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回学院去了（她们每个周末都要回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课），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鲜花，和她东扯西拉地闲聊，到了晚饭时间，朱鹃出去了一下，回来时像变戏法似地从拎在手里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坨卤牛肉、两条剖好洗净的鲫鱼和一颗大白菜，我这才想起她进门时放在门边的那只黑色塑料袋，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不用出去了，我很会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说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鹃切白菜时，左手无名指头被菜刀划破了，不过，只是道很浅的口子，渗出了少量的血迹。我帮她作了清洗，又将她颀长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吸。那时候，她没有血腥气，我觉得非常甜蜜。
有天傍晚，我回寝室拿备课本准备去朱鹃那里，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蹲在过道上择菜，嘴里还在哼唱着一支曲子。没等我问她是谁，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绍道，“我是小潘的同学，杨芬，来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张望吧？”我点头道，“是的，我是张望，你从哪里来？”她说武汉啊，我是××中学的老师，我们学校组织秋游，我觉得没意思，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欢迎啊，不过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么你们学校现在才秋游啊，都快冬天了呢。杨芬没有回答，她问我晚上在哪儿吃饭，我说出去吃。
我收好东西正要出门，小潘她们几个下课回来了，手牵手地拦在过道上，死活不准我走，要我留下来吃晚饭，我担心朱鹃在家里等我，就说我等会再回来，先下去打个电话。小马惹笑道，张望完蛋了，才几天啊，就这样重色轻友了，唉。小潘也说，张望现在就这样怕老婆，今后怎么办哦。我在她们的嘻笑声中朝门口走去，听见杨芬在身后说道，“你们搞错了吧，怕老婆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我到街边小卖店往朱鹃宿舍和她办公室分别打了两次电话，那头都没有人接。朱鹃去哪儿了呢？我一路嘀咕着回到寝室，看见杨芬仍然在独自忙碌着，其他丫头都在房间打牌，餐桌摆在我的寝室，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几样菜，我食欲大开，赞叹道，“好丰盛啊，色香味俱全了。”“还是差个汤，我本来想做西红柿蛋汤的，后来还是炒了，”杨芬看着我，好像怕我不喜欢吃，“你尝尝味道咋样？”我故意安慰她说，幸亏你没做成那个汤，我更爱吃西红柿炒鸡蛋，特别是汁，美味得很。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她们几个一直在灌我，轮番上场。当我迈着醉步走出房间时，杨芬跟我走到走廊，满脸歉意地说道，“张老师真对不起啊，我来了，害得你这么晚了还要找地方住，不好意思。”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嘟囔道，“我走了，那张床，你随便住！”
我踉跄着回到朱鹃那里，一进门，朱鹃就冲我吼道，“你还没死啊，我以为你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呢！”
我说我打过电话了，你不在。说完，连澡也懒得洗，就仰面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将近中午才起床，看见床头留了纸条，上面写道：“昨晚你的表现真让我失望。知道么，昨晚是我们俩认识整整一百八十二天的日子，我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后来全被我倒进了垃圾桶。今后你饿了，就去吃垃圾吧。张望，半年了，我怎么感觉我们没有走近，反而越来越远了呢？我知道你昨天在和你的那些妹妹们喝酒，我去过你们寝室。”
此后，我和朱鹃的关系变真的像她所感觉的那样“越来越远了”。我重新搬回到了寝室，只是偶然去朱鹃那儿吃吃饭。有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怀孕了，希望我能陪她去堕胎。走到半路上，我终于没有勇气去面对她，便打转回到了学校。
我们的支教活动即将结束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买了一只花篮去看望朱鹃，她房间里的灯是黑的，我心想她可能外出了，就在楼梯口的台阶上枯坐，一直等到将近12点，她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原来她其实一直在家呀。我上去敲门，门开了，她好像刚刚睡醒，穿着睡衣。我走过去将她揽进怀里，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哭了。朱鹃也泣不成声。我们就这样在泪水中疯狂地做完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爱。完事后，她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她说她还没有吃，让我陪她吃最后一顿晚餐。我坐在台灯下看书，她在厨房切菜，不知什么时候她走了进来，将一截血淋淋的指头放在了我的书页上……
我在惊慌中一把将书掀在地上，推开朱鹃，逃出了那间房子，在漆黑的大街上狂奔了数百米。我不敢回头，不敢回忆，更不敢回来。
与十年前相比，樊城的变化是惊人的，一想到我要见的人也许是一个陌生人也说不定，心里面就七上八下起来。我就近去了街边的一家职工医院，挂号，看医生。医生轻描淡写地询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当他听说我怀疑自己乱吃东西也许肠胃坏了时，就很肯定地说道：那就是了。他给我开了些消炎药。我出来站在街边望了一会儿人群，又端详了半天手里的药片，随后去小卖店买了瓶矿泉水把药喝了。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拨通了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问我是谁。我心里一紧，“是我，张望，”我尽量平静地回答道。“张望，张望是谁？”女人问，语气漠然。“那么，你不是朱鹃？”我失望地说道，“我想找朱鹃说话。”“朱鹃？”对方有些警觉，顿了一下，问道，“刚才，你说你叫……张望？你找朱鹃干吗？”
我解释道，“嗯，是的，我叫张望，是她的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未等我把话讲完，对方说了句“朱鹃不在”，挂断了电话。
我回味着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比朱鹃的当年声音要粗一些，还有些沙哑，尽管我们已经十年不见，但再怎么说，朱鹃的声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陌生吧？
我睡了一会儿，再度抓起床头柜上的电话，又往朱鹃家拨了一次。还是那个女人接的，但这次她没有立马挂断，我听见她喊了声，“朱鹃，你的！”，接着是一阵叮叮当当、窸窸窣窣的响动，一个女人拉长腔调：“喂——”
“朱鹃吗？我是张望，”我直了直身子，左手捂住小腹，低声下气地说道。
“张望？哦，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死了吗？又超生成人了？难道人世间还有值得你念念不忘的什么吗？”朱鹃口气并不惊讶，也听不出任何激动的情绪，倒是充满了嘲讽的意味。若是放在以前，我肯定要暴跳起来的，但此刻，无论她怎么挖苦打击我，我都不会还嘴。谁让我当年抛弃人家，现在又来找她呢？
我不吭气。她好像气消了些，“说吧，你来找我干吗？”
“现在能见面吗？”我轻声问道。
“你在哪儿？”她迟疑片刻，问道。
我报了宾馆的位置，补充道，“你说个地方，我开车过去。”
朱鹃犹豫片刻，说道，“那就八点钟吧。在人民广场左手边的那家‘星星索’酒吧碰面。”
我先行到达酒吧，找了张相对隐蔽的台位坐了下来，时间过得真慢啊，吧台那边的那只黑色石英钟好象没有走动。疼痛、燥热，加上紧张，使我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不断有人出入于酒吧大门，那边有人在弹琴，很业余，琴声过后，又有人唱起了歌，依然很业余。可惜我身体不适，不然我倒有兴致过去弹奏一曲的，正好可以转移我此刻的无聊、虚弱和空虚。正这样想着，突然感觉有只手隔着真皮挡板在挠我头发梢，我扭身抬头，看见一个女人模糊的剪影，光线太暗了，我只好站了起来，“是你吧？”我没头没脑地这样咕哝了一句，觉得口气有些生分，便补充道：“你好，朱鹃！”
“能不好吗？”朱鹃穿了条绛灰色的毛尼裙，上身是件白色的V型领口毛衣，一条蓝色围巾随意搭在肩膀上，还是从前那种齐耳短发，但发梢烫了卷儿。她看上去很精神，气色也不赖，只见她随意拢了拢裙摆，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垂下眼睑看了看桌面上简单的杯盘，然后端详着我，“你气色不怎么好，很不好啊，”她看着我的眼睛，关切地问道，“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吧？”
面前的这个女人与我记忆中的朱鹃从外表上看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女人成熟，自信，像洪水退下去以后的滩涂，少了些棱角，多了点圆润。她今年应该有三十出头了吧，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
“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啊，”朱鹃见我在端详她，就叹了口气，端起杯子碰了碰我的酒瓶，说道，“来，让我们为往事干杯！”
我喝了口酒，肚子疼得更厉害了，放在桌沿上的手臂都微微颤抖起来。“我昨晚就到樊城了，”为了分散精力，我东扯西拉地说道，“樊城变化很大，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呵，你不是都看见了嘛，我很好啊，不好还会来见你？”朱鹃往后仰了仰身子，用右手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然后双臂搁在桌面上，只见她十指交叉互相搅动，突然松开，用左手的大拇指呵食指拧了拧右手的无名指，使劲一扯，半截指头掉落在了桌布上。
我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呆了，浑身颤抖，差点叫出声来。朱鹃瞟了我一眼，没有理睬我的慌乱，只见她镇定自若地将那半截指头重新戴到了右手上，十指又恢复了先前的完好无缺。“这截指头是硅胶做的，再也没有痛感，可以随便用刀砍的，”她诡异地笑着，这样的笑容使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又像鬼魅般浮现了出来。
朱鹃一直在留意着我表情的变化，她摁灭烟蒂，走到我身边，问我哪儿不舒服。我指了指下面，“肚子，”我说，“唉，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很难受，胃胀气……”。“我看看，”朱鹃做了个让我平躺下去的手势，“不知所踪、不知所往的疼，甚至不知所在的痛，是最可怕的，我体验过的。躺下吧，让我看看，说不定可以帮你找出准确具体的位置呢。”她一语双关地说道。
我见周围没有什么人走动，就朝外面挪了挪身子，半躺下来，腿伸在座椅子外面。一只光滑柔顺的手就这样无所顾忌地伸进了我的衬衫里，并将我的皮带往下扯了半寸。“是小腹吧，最好解掉皮带，方便我检查，”她像医生似地很在行地吩咐道。我有些难为情，虽然我们曾经肌肤相亲，但那毕竟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见我自己不动手，朱鹃就“嗤啦”一下，一把拉开我的皮带扣，笑道，“又不是没见过的，还以为你是谁啊。”她伸张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从我胸口逐渐按下去，每按一下，就问我一声“疼不疼？”我就“哎哟”一声，随着她越来越用力，我的叫声越来越大了。折腾了半晌，最后，朱鹃的指头停在了我右腹下方，她使劲按了一下，接着马上松手，再按，再松手，连续试探了几次后，她问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一松手就非常痛。
“那就是了，”朱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吩咐我起来穿衣服，“马上去医院，很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朱鹃说对了，果然是急性阑尾炎。再晚一点，阑尾一旦穿孔引起腹膜炎，你这条命可就丢了，医生说道。朱鹃在一旁得意地笑着。当晚，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朱鹃替我在“家属”栏中签了字，并垫付了住院费。
朱鹃凭什么断定我得了阑尾炎呢？她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也与医学毫无瓜葛，怎么就能一口咬定我是阑尾发炎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现在才想到的，朱鹃并不是个左撇子，但十年前的那天晚上她怎么可能剁掉自己的右手无名指呢？真是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年我居然从来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在病床上躺了五天，连线也没拆就出院了，当朱鹃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搬到她家去休养时，我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朱鹃的家位于一座新建的小区里，三楼，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很大，装潢简洁明快，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属于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搁置在客厅矮柜上面的那只用来装古筝的琴盒。我在前面说过，那个箱盒状如棺材，这些年来我一直避而不见，没有想到又在这里见到了。
躺在朱鹃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舒适的大床上，我竟然产生了一种浪子归家的温暖感来。家具都是新的，这间房好像专门留着等待我来居住似的，每一件物品都暗合我的审美趣味。朱鹃出去拿来两只米黄色的靠背垫，丢在床头，说道，怎么样？能习惯吗？我点头说很舒服。我突然想到了那天在电话里面听见的那个陌生的声音，就问道，“家里还有其他人吧？”
朱鹃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迷惘地看着我。我解释道，“那天，我打电话来，那个嗓子有点沙哑的人是谁啊？”
“哈哈，她呀，她临时客串一下我……”，朱鹃歪着脑袋望着我傻笑，轮到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了，朱鹃笑道，“那人是我呗。”“不会吧？”我狐疑道，“她的嗓音很粗啊，怎么是你？”“是我，”于是，朱鹃捏着喉咙学着那天的腔调，说道，“这么多年没见了，我哪里敢轻易见你啊，总得考虑考虑吧。”
原来是这样。以前她虽然也调皮，但没有现在这么油滑。我的目光很快就被摆放在桌子上的几张相框很吸引过去了，我拿起靠床沿边的那个小镜框，问道，“你儿子？”
朱鹃点点头，“当然。我儿子。”
“好小子，长得真俊，”我赞美道，同时细心地察看他的五官相貌，暗自比较这张小脸蛋上有哪个部位与我有近似之处，我端详了半天，却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过了一会儿，朱鹃端着一杯温热的牛奶走了进来，“还在看啊，”她笑道，“你小孩多大了？”
我摇摇头。
她好像有些惊讶，“你不是一和我分手，就与那个叫杨芬的女孩结婚了吗？怎么到现在也没有要小孩？”
我再次摇了摇头，端起牛奶咕噜咕噜地喝。
“那么，是谁的问题？照说不应该是你的呀，”朱鹃递给我一张餐巾纸，让我擦擦沾在嘴角边的奶沫，“当然啦，离开我后你也许不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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