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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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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已,她跟唐纳悄然离开上海,在苏州唐纳老家小住几日,然后搬到上海法租界华勋路(今汾阳路)又开始同居生活。
  当时的报纸,对于“自杀案两主角”,作了如下评论,倒是勾画着两人不同的性格:
  “唐纳——他虽然具有着很前进很积极的思想,但是在性格上,却显得非常的软弱。对人总是笑嘻嘻的。没有看见他发过一次脾气。”
  “蓝苹,他的这个恋爱对手的个性,却正同他相反。”
  “一个豪放而带着孩子气的姑娘。在她的生命中,是没有畏惧,没有屈服的。刚强、豪爽。简直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风度。”
  “她还有着一个非常热诚的性格。只要性情相投的人,不必有多少次的会面,她就可以熟悉得像多年老友一般的无所不谈。”
  “关于她童年时顽皮的事迹,她说得最为起劲。每当冬日之夜,几个人围坐在火炉旁,她竟会毫不疲倦滔滔不绝地谈上一两个钟头。”
  “大概在她的生活过程中,所受的刺激太多了。神经衰弱的病症竟降临到这么一个天真;热诚的姑娘的身上。一些的刺激,都足以引动起她神经的反应……”
  唐纳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人们对他的印象如此,而他实际上也确如此。
  蓝苹却有着她的隐秘。这个看似“天真、热诚”的女人,却有着颇为复杂的背景……
  “唐蓝事件”,甚至引起陶行知的关注。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诗《送给唐纳先生》: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写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得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拼命。
  若是为意气拼命,
  为名利拼命,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①
  ①自行知著,《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版。
  陶行知的诗,写得恳切、真诚,今日读来,仍发人深省。
  当然,即便在“唐蓝事件”的报道满天飞的时候,谁也未曾提及“小俞”来沪之事——他化名“黄文山”出现在上海,谁也不知道他就是蓝苹的前夫,就连沈钧儒也不知道!事隔半 个多世纪,笔者在查阅有关全国学联和救国会的史著时,反复核对黄敬在沪的时间、地点并访问了有关当事人,这才终于弄清蓝苹出走上海的真正内幕……
  第六章 声名狼藉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
  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
  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到:“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
  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
  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提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噪血记)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
  “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
  “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于,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
  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争得主角。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的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这场风波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杂志六卷四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
  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虽说在今日中国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界》第一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一九三二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夏衍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
  “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室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的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
  《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那传奇的色彩、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宇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么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
  “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玉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玉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
  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
  “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
  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尽管在十一月十五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竞载“赛金花纠纷”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
  不过,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当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
  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
  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
  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当蓝苹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五月,由济南来到了上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随笔之类;三月十五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张春桥来上海之后,落脚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三二四号“红屋”。那里本是世界书局发行所,后来被张静卢的上海杂志公司所取代。张静卢为上海出版界巨头,他的自传便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书名。张春桥在张静卢手下,当一名校对员。张春桥常因分不清错别字和标错标点符号,受到老板的批评。
  张春桥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崔万秋,其中的缘由是复兴社搭了桥。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在济南发起的“华蒂社”,隶属于国民党复兴社。
  崔万秋呢?他是复兴社的上海头目——因为“军统”本来便是复兴社特务处。
  张春桥写了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严正批判。鲁迅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张春桥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信末,张春桥给鲁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张春桥跟崔万秋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太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活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廖廖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浑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录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蓝苹也并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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