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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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第九章　红都主妇
　　第三次面临审查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