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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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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槁、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
第二章 真实身世
拨开云雾探真容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江青曾记得：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
江青曾叹道：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学戏生涯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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