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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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翁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①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①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一九四八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一九五一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七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引者注：指江青）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
　　“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①
　　①鲁公宣，《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陈伯达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引者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②
　　②鲁公室，《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四月二十九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六月三十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
　　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
　　江青之姐李云霞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霞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霞也住进中南海。
　　“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一九九○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但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人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目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口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目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一九五九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右足六趾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这么一来，进入六十年代，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看戏、看电影。
　　后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五十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采访王光美时，她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即现今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八年五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一九三六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九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