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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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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肖华上将。肖华，十二岁入团，十四岁入党，十八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前不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十四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猪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撤消了总参谋长职务……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口《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二十一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未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北京在起草《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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