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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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士。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毛泽东同意了。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在林彪倒台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点火于北京高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在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①
　　①《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②
　　②《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其实，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③
　　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④
　　④《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革命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遂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引者注：应为在青岛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佩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佩云一样的困境！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于毛岸青之妻。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一九三七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栅飞》，写的便是张文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可是，没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
　　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人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祝愉快！
　　父亲①
　　①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
　　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江青得知后，笑道：“哈哈，你倒楣的日子到了！”
　　江青心中的积怨迸发了！正因为这样，她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
　　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
　　“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主席有个儿子，得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笔者访问了刘松林①，她回忆道：
　　①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多次采访刘松林。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楣了！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
　　“我母亲是董老（引者注：指董必武）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扎营钓鱼台
　　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一九五八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馆，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六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