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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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径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径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阂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径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于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
　　第十六章　迫害元勋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