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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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生；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