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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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
　　——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拔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
　　“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五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①
　　①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九八○年十二月五、六、八日《工人日报》。
　　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四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四月一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忿忿地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