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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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长沙人。在长沙读完初中，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便是王海容（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原名唐锡朝，一九一○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一九四○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他们的女儿出身于纽约，那就是唐闻生。正因为这样，唐闻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唐闻生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创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问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