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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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于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捉摸“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一首诗表态：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团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党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十五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三、二十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四月二十八日，发生缺氧病状；
　　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一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六月二十二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第二十章　“组阁”失败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