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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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