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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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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就向她告辞出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大概已经有五点半钟了。……
这篇《蓝苹访问记》，除了真实地写出二十一岁的蓝苹的生活、处境，还写出了她的泼辣，她的勃勃野心。至于她公然向记者所宣称的：“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这是她的“恋爱信条”。她说这番话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后，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闹得沸沸扬扬，便是她的“恋爱信条”的“实践”结果。她“根本反对结婚”，为的就是不受婚约的束缚，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业”是当“大明星”，她把恋爱、同居当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第四章 明星生涯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时的心态：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当时，她曾说：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
“‘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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