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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雀群-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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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位身旁发现了一个木质粉盒，还发现了一个木奁和木纺轮，一些碎羊毛，一把梳子。他知道“她”应该就是“母亲”了。那年秋天，他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内心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来到这一片广阔的芨芨草草原上探寻，跟随一群野驴来到这儿。看到了两根栽在沙土中的木桩。木桩上的疤节和裂痕告诉他，它是被人栽插在这儿的，至少也应该有一千四五百年了。细细一观察，他又发现，这木桩其实是古代一种船桨的演化品，比实用的要高大一些。他忽然记起在某一本考古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时间他想不起来是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的那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还是俄罗斯探险家柯兹洛夫，或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某本著作中看到的。）不少独木舟类的墓葬在地表上都会竖立类似的木桩。直觉告诉他，此处可能会有重大发现。他时断时续地在这儿挖掘了将近半年。（他当然不能天天泡在这儿。）终于让这一对一千多年前的夫妇重见了天日。发现这个墓葬后，他很多次拿起电话要报告给有关部门。但每一次都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知道只要一打通这个电话，这一对夫妇很快就会被打扰。很快就会招来很多的人，拍照，丈量，绘图，还有可能把他俩搬运走。他不知道这二位当年是怎样一群孩子的父母。但只要一走近他们，他眼前总是能出现一万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想象自己也披着兽皮，或披着印金显花的圆领左衽袍服，行走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古大地上。每每在这个时候，他总是会很激动，也不再感到孤独。他知道自己是这一类真正的“冈古拉人”的“后代”。他是可以静静地跟他们“对话”的。他决定违规地把他们“隐藏”起来，化了极大的力气，秘密地为他们修建了这样一座简陋的“地宫”。
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
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上这儿来呆上一会儿。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心理上，他把这一对“夫妇”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那天韩起科把那一提兜书和图册放到“尸骸”身旁后，便在土坑旁歇息了一会儿，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仿佛在跟他俩“告别”；然后重新拿芨芨草和苇子掩藏妥了这地窝子，便回到了小木屋跟前。也许是多年来一心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又不敢当面去询问高福海的缘故吧，自从那年接触了那些考古队员后，寻找“远古冈古拉人的踪迹”，就成了这狗屁孩子惟一的“业余爱好”。按说，这种行为不该出现在一个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但是只要跟冈古拉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能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还能深深地震撼他。
然后他从小木屋里拣出一点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肥皂换洗内衣之类的，打成一个小包；再往木屋上洒了煤油；再在牙齿的帮助下，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掏出打火机，摁着了，却又久久地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去点燃那两间小木屋……
原以为，法庭一定会判自己死刑。得知严重烧伤了两个四五岁的娃娃，将给他们带去终生的残疾。那场火把场部的黑杨林基本上全烧毁了。他觉得自己真的该枪毙，真的应该拿自己的命去抵偿。那天公审，是在冈古拉农场场部的老俱乐部举行的。开春前的雨夹雪天气，使那天变得特别阴冷。烧焦的黑杨树湿淋淋地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看起来也特别的凄戚。那天冈古拉所有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到了，心情虽不尽然相同，但却一概地全都阴沉着脸盘，裹着淋湿了的老棉袄，老山羊皮大衣，踹着一脚黏稠的泥巴，把那个本来就不算大的俱乐部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天高福海病了。主持公审大会的是朱副场长。由哈拉努里法院的三位审判员和一位书记员组成的合议庭成员，端坐在泥土垒起的主席台正当间。小分队的全体队员，除了因伤仍在住院的赵光和仍然在“逃”的张建国孟在军以外，按通知的要求，全都到场接受教育，而且被安顿在最靠前的两排位置上。也许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座位的两端，大会组织者都安排了持枪警卫把守。后来才知道，在礼堂后身的化装间和道具间里，当时还预备了两个班的持枪警卫，在楼上电影放映间里还秘密地架着两挺机枪。主要就是担心小分队的人在公审开始后，会突然带领一部分老职工公然“作乱”。据说，大会组织者曾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小分队的队员在得知第二天要公审韩起科的消息后，当天晚间，互相走动得相当厉害，“一直在密谋着啥”。而一部分老职工频繁串门，也“躁动得可以”。
整个庭审过程中，韩起科一直带着手铐。（按说，庭审程序开始前，就应该除去被告身上的任何械具。但那个时候，不仅在冈古拉，可能整个中国都还没那些讲究。）大约是因为在看守所的这几个月时间中，一直没能见到太阳，他的脸色变得特别苍白。苍白到青白的程度。
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站得规矩一些，把上身挺得直一些。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小分队队员一眼。最后宣布，判处韩起科有期徒刑十年。一直保持着死一般寂静的礼堂里才突然升起了一阵潮水般的嘈杂声。小分队队员也一下都站了起来。但他们没有叫喊。因为坐在他们两旁的那些持枪警卫（全都是从那批退伍军人中选调来的）立即也站了起来，虎着脸，用枪指定了他们。除了几个女队员抱在一起，当庭哭了起来以外，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直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
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
当时他也还是想回冈古拉的。但就在他拿到假释证那天的中午，在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服刑五年，由于在狱中表现突出，韩起科获得假释。按规定，他本应回冈古拉，向当地的派出所报到后，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当时他也的确想回冈古拉。但就在拿到假释证的当天晚间，他去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买第二天回冈古拉的车票，却在那儿遭遇了这样一档子事，使他一下打消了回冈古拉的念头。那会儿，去冈古拉的长途班车，已从过去十天一趟，增加到隔天一趟，但车票仍然紧张得要命。黑市票黄牛票能比正常票价高出一两倍去。即便如此，车站候车室里仍然常常挤满了因为买不到车票，去不成冈古拉，而不得不滞留在那儿的人。他们枕着各自沾满灰土泥垢的行李包，躺在候车室同样积满泥垢和瓜子壳儿的水泥地上，等候车站里卖出加班车的车票。这趟线路突然走俏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人们发现冈古拉戈壁滩上的甘草肉苁蓉能卖大价钱；再一个就是，在冈古拉的西山里，据说发现了多处优质煤的矿藏。传说国家已经决定加大投资力度，开采这些矿藏。为此，要修路、要砍树、要架高压线、还要搭建无数的工棚……于是，各地的民工和盲流纷纷涌向冈古拉，长途班车票自然就走俏了。
那天，韩起科吃过晚饭不久，就向分区监狱长请了假，带上一个小马扎，一本《简明中国近现代通史》，还带一件夹外套，上车站通宵排队，购买去冈古拉的车票。到车站一看，售票窗口前已经排上了长队。每个人都带了一根短绳子，栓住自己前边那个人的裤腰，防止加塞儿。这四五年一直在监狱里渡过的韩起科哪会知道这样的规矩和窍门？再回监狱去取绳子，肯定来不及了，解裤腰带吧，既不雅观，也不方便。赶紧想别的办法吧。便跟身前身后两位也是来排队买车票的主儿，打了声招呼，就向车站外走去；一出车站，就瞧见附近各小商店的柜台上都挂着有这样的绳子出售，便赶紧买来一根，上队伍里去系上；又听说明天肯定会有加班车，再加上原定的那一班车，怎么也能有八九十张票供出售，再加上部分站票，总共可能会超出一百张票了。就算拿出一半来走后门，照顾关系户，那在售票窗口还能卖出五十来张哩。再探出头去数过两三遍，队伍排到自己这儿，也就是四十来人，应该说，不发生天大的意外，将将地买到票是不成问题的了。于是稍稍安下心来等待。到明天早晨，回头一看，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四五十人。关于加班车的说法也增加了许多个版本，有说压根儿就没什么加班车，有说绝对会有加班车，有说加一辆，还有乐天派的家伙说加两辆。有的还说，昨天深夜，改镇建市临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亲自来车站视察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已下令今天加三个班次的车开往冈古拉。全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全都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越是临近售票时间，大伙越发紧张。坐着躺着的人全都站起，一个紧挨住一个，手里还死死地攥紧了裤腰上的那根短绳。韩起科想到自己即将登上重返冈古拉的车，回到久久思念的冈古拉，他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看到往日落寞的冈古拉，今天居然成为众人如此向往的目的地，他感慨万千，又难免有一点忐忑和虚惘。他默默地打量着身边这些争先恐后涌向冈古拉去“发财”的人，一时间，甜酸苦辣，各种滋味都从心间泛起。北京时间九点准，半块板儿砖那么大小的售票窗口里终于有了动静。队伍即刻骚动起来，又赶紧往前压缩了一下。四十多分钟后，韩起科数着大约卖掉了二十六七张左右的票，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拿着一块小黑板往售票窗口上一挂，大声告诉，窗口里只剩十张票了。其余人不必再排队了。队伍里顿时炸了窝。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在这儿已经折腾了两天两宿，有的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蜂涌上前追问，今天到底发几班车？得到的答复是发两班车。大伙儿更不懂了，既然发两班车，咋会只卖三十来张票呢？这样的追问就得不到答复了。于是大伙儿大声吼叫，其余的票是不是都从后门走到那些黄牛票贩腰包里去了？那些黄牛票贩是你们的姐夫还是小舅子？而那个半块板儿砖一般大的售票窗口里的那只女人的手，矜持着，只是用手指若无其事一般地在轻轻弹击桌面。
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
服刑五年，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
她默不作声，不加理睬。这一招最厉害。等了一会儿，她索性把窗口关了，挂出另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今日票已售完”。连刚才还允诺的那最后十张票也不给卖了。叫你们嚷嚷！车是隔天发的。也就是说，剩下这一百来人必须在这又臭又脏又闷的候车室里，再等上四十八小时。到那时候还不一定保证能买到票。而这鬼地方，大碗茶都要卖到五毛钱一碗。而换任何一个地方，五毛钱都能买到一个上好的肉夹馍了。整个队伍霎时间在这两块小黑板跟前都呆傻住了。人们再一次品尝到了什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悲忿啊！无奈啊！自惭形秽啊！这时，有二三十人突然向票房的后门口冲去。韩起科忙抬头去看，只见从那门里走出三个男人。两高一矮。高个子们护卫着一个稍矮一点的男子。那个稍矮一点的男子提溜着一个真牛皮做的黑色手包，旁若无人地向停车场外走去。韩起科看了这个稍矮一点的男子一眼后，总觉得他有些眼熟。是谁呢？是谁呢？他反复征询自己。这时，大家吼道，这几个家伙就是黄牛票贩的头儿。车票就是让他们从后门弄走的。但那三个男子照旧没给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继续走他们的。眼瞅着这三人就要走出停车场大门了。大家再一次围了上去。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车票儿就在他那底黑包包儿里哩。我知道底咧。每回回都是他来哩从后门把车票弄走了呢咧。我都见他好几回回了。不能让他走咧。票全在他那个底黑包包儿里藏着咧。那个喊叫的人挥舞着胳膊，蹦着跳着，发疯似的喊叫着。已经快走到停车场大门口的矮个子一下站住了（其实他个子并不矮，只是相对那两个大个子护卫而言，他确实是矮了一点，）回过头来冷冷地打量了那个喊叫的人一眼，甚至还向那人走了两步过去，不紧不慢地问那个人：“说啥呢？你见我给票贩子们票了？你见了？嗯？红嘴白牙的说啥屁话呢咧？
“他说话的音量并不大，但无形中的确有一股震慑人的气势，扑面而来。那些人马上都不吱声了。而后他又冲着那个吼叫得最凶的人说了一句话：”你再胡说八道，我让你十天之内都走不成。你信不？“那人打了个咯愣，虽然没马上退缩进人群逃掉，脸上的神情却凿凿实实地一下萎顿了下来。在重新转过身向大门外走去之前，那个矮个子突然掉转脸，向韩起科投去认真的一瞥。也许在这众多的陌生人中间，在这么些他不屑一顾的人中间，他也感觉到了这么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容和目光，感觉到了一个不容他忽视的面容和目光。他需要确认一下。但一瞥之后，他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转身走了。只是走到他那辆停在大门外的黑壳子桑塔纳轿车跟前，他跟大个子中的一位，悄悄地耳语了两句。后来这位大个子，在送走了矮个子和桑塔纳轿车后，便回过头来装着上那边茶摊儿上买茶喝；等韩起科往外走时，便不远不近地跟在韩起科的身后，一直跟到第一监狱门口，亲眼看着韩起科进了监狱大门，才抽身离去。这一路上，韩起科一直非常纳闷。他总觉得那个个头稍矮一些的人脸熟。而且非常熟。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他也觉出，那个大个子在自己身后悄悄跟踪着，却又搞不明白，他跟踪他又是为了什么。再不想惹事的韩起科，只得加快脚步，赶紧向市一监走去。一进监狱大门，却突然想起来了，那矮个子应该就是赵光啊。这一想，还真的越想越像。但这小子怎么会变得那么横，那么“牛皮”了呢？他都趁上桑塔纳了？不会吧？但越想，这人还是越像赵光。包括他身边的那两个高个子，其中一位应该很像张建国啊。没错。应该就是他俩。他忙拔脚往监狱大门外跑去，再四处寻视，那一直跟踪他的大个子却早已不见半点踪影了。
到晚上，他去找分区监狱长，（就是那个沙哑嗓门，张嘴就称他“小王八蛋”的家伙，）把今天买票的情况报告了一下，想再请个假，过一天再去通宵排队弄这个车票去。分区监狱长却跟他说，你不用再这么费心劳神了，一会儿，自有人给你送票来哩。“送票？给谁送？给我呀？”他自嘲地一笑，说道，“分监狱长，我这儿正窝着一肚子火哩，您就别再逗我玩了。”
那沙哑嗓门笑笑道：“谁逗你玩呢？反正刚才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不过，送不送，一会儿就知道了。”韩起科这才有点半信半疑地问道：“还真事哩？谁啊？”分区监狱长笑道：“谁，你就甭问了。我在电话里问半天，人家都不肯说咧。这鸡巴玩意儿，还真玩深沉底咧。咱就等着瞧吧。我想没人那么无聊，拿咱监狱里的人涮着玩底吧？”等到八点来钟，大门口警卫室打进电话来说，有人找韩起科。经分区监狱长批准，韩起科急匆匆赶到接见室，只见那盏用铁丝网保护起来的电灯泡下，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张建国，女的却是马桂花。
车票是赵光请他俩送来的。在长途汽车站，回头的一瞥间，赵光立刻就认出对面排队购票的人群中站着的那人，就是韩起科。这几年，赵光和许多小分队的队员一样，曾多次带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去狱中探望韩起科，但都遭到韩起科的拒绝。此刻，他担心韩起科仍不肯跟他相认，虽然心里热热地涌动着，但还是镇静地控制住了自己，装作没事人一样，一头钻进桑塔纳，扬尘而去。回到公司，他立即打了一圈电话，先了解到韩起科已被假释，然后赶紧把这消息通知了能联络上的小分队成员。最后又给马桂花打了电话，委托她和张建国送车票去。他自己之所以不出面，还是担心性子刚烈的韩起科，依然不原谅他，不肯见他。
其实，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五年间，韩起科不只是不肯见赵光，而是谁都没见，这五年里，他心甘情愿地又万般无奈地把自己死死地封闭在“监狱”里了。
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
“假释了，干吗还不给我们一个信儿？”马桂花嗔责道，说话间，眼圈便红了。从走进这监狱接见室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颤栗。再看到韩起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心里便酸涩得只想哭。这些年来，我的确一直很难捉摸得定，也很难向各位描述作为我妻子的马桂花，对韩起科所具有的那种一往情深而又不带半点杂念的眷恋和崇敬。我一直在试图理解这种情感，要求自己“宽容”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我做到了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而且也常常在深夜里无奈地承认，自己在妒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去妒忌，但还是要妒忌。隐隐的，拂之不去的，消蚀不掉的，总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挺好吧？”这时，张建国眼眶也略有些湿润发涩。他紧紧地握着韩起科的手，半晌工夫只问出了这三个字。
“你们来干什么？”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冷冷地问。
“你别这样！”马桂花终于叫了起来，眼泪也止不住地哗哗流了下来。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最后还是韩起科先开的口：“有事，快说吧。会见时间有限。”
马桂花诧异地问：“你不是已经假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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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起科说道：“假释，不是释放，还是要受某种管制的。再说，这里是监狱，我们必须遵守狱规。”
“那就快说吧。”马桂花急急地说道。然后张建国就告诉韩起科，原先小分队的人，有相当多已经离开冈古拉，都定居在哈拉努里。约定要为假释出狱的韩起科搞一次聚会。聚会以后，他们派人派车送韩起科回冈古拉。
“派车？”韩起科诧异地问，“不是说给我送车票来的吗？怎么又说……派车了？谁派车？
政府能派车送我？“
张建国笑道：“干吗要政府派。原先小分队的人，不止一个买了私家车。大车，小车，都有咧。”
韩起科沉下心，想了一想，再说道：“大家伙一起见个面，可以。但得等我跟监狱长报告以后再定。还有一点，我得说明，不管咋见面，对外都不能说是‘聚会’。我毕竟还只是假释犯。就是将来拿到正式的释放证，咱们之间也别搞这种集会性质的事情，会被人误解的。咱们就是熟人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啥名义也别挂……”马桂花忙应道：“行行行。就是朋友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对外啥也别说。”张建国却没接韩起科的话茬。面对韩起科，听他言，观他行，张建国一时间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韩起科跟所有那些前小分队队员一样，个儿长高了，人也长开了，脸盘上必然地出现了成年男子那种应有的棱角，眉目间也相应地流露出多年的监狱生活烙下的那种顺从和谨慎，克制和压抑……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张建国的预料之中，但真的面对了，他还是感到意外，心里还是涌动出一阵阵无法言喻的伤感。到约定的那一天，韩起科还真的来了。原定要在新落成的哈拉努里大饭店预定一个带客厅的豪华包间，好好地坐一下，最后还是愣让韩起科给推掉了，说这事千万不能样做得太招人显眼。后来，马桂花提出上我家来坐。那时，我新任农科所所长。（就在韩起科在监狱里服刑的那四五年期间，我半脱产在省农大读了个专为在职干部开设的经济管理专业，拿到了对我一生来说可谓至关重要的大本文凭。）但韩起科还是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老话，他毕竟是个假释犯，找一帮人到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家去闹腾，更不合适。最后定在了赵光家。那时候赵光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在哈拉努里近郊盖了一幢假三层的小楼。院后，很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除了那辆桑塔纳轿车，还停着几辆东风牌卡车。财大气粗的赵光当然愿意坐地做东，也想借此进一步弥合和消除自己跟小分队许多同伴多年来遗留的分歧和宿怨。他只怕韩起科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他不想，只要韩起科不提出异议，那天的一切花销，都由他“埋单”。
没想韩起科还真同意了。那天，我本来也想去的。但韩起科托马桂花带话给我说，我跟他的见面，最好还是等他正式释放以后更妥当一点。我一转念，觉得也是的。那时，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改镇建市，我一方面主持农科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按某些领导的意图，腾出相当大的精力，参与改镇建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不久还兼任了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逐渐地把工作的重心从农科所转移到了办公室那方面去。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改镇建市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正式建市后，就是市府或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既定人选。我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确实应该谨慎一点才是，便只让桂花带了个问候过去，并许诺，等他正式刑满以后，再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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