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天堂的班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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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众人拍手表态‘的确不是问题’）

　　同志们呀，我们想过没有：区区三千万算啥子呀？请我们大家计算一下：50多万人口，摊区区两千万，每人该摊多少？算一算，啊，用笔算一算，摊多少。当然另有一千万我们决定向市农行借款，现在利息低嘛，市委领导也很重视我们的工作。这里我姑且先给大家透露点稍息，市委曹书记已为我们向市农行借款1000万担保，这还有啥子困难？算出来没有？

　　（台下有人说：算出来了，如果不包括市农行的1000万，那么50多万人，平均每人摊不到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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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算得好！40元钱？我们办这么大一个公司，每个人才出40元钱，办得到不？嗯？

　　（台下部份人回答：不成问题，另有部份回答：城区呢，可能问题不大，可乡、镇农村……）

　　谁说的，谁说‘乡、镇农村’怎么的，说嘛，没关系，我这人是最讲究民主的，勇敢点，啊，有啥子就在这里说嘛，你——你是农办的负责人，是不是？你站起来谈一谈，把话说完嘛。

　　台下，县农办主任但皮滕慢慢站起来，满脸通红地、结结巴巴地讲到：

　　“我——我其实也是听几个乡、镇的书记说的，我——我也认为没啥子问题。”

　　说的啥子，你就说吧，反正我们都召开的是讨论会，允许大家各抒己见，说嘛。

　　“那天，我们去玉池乡调查旱情，听乡党委袁书记在发牢骚，说啥子他们乡去年根据县上安排‘普九’，由于上面资金没拔下去，而上面又要求他们必须完成任务——修教学大楼，他们没办法只好让群众人平集资100元。除少数几家人是主动上缴了集资款外，其余的都没交齐。去年年底，他们还派乡干部去这些没有交清钱的农户家牵猪赶牛呢，好不容易，才集收缴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至今还没有收缴上来。当时——当时我跟他讲了县委去年的《报告》精神，袁书记当时就跳起来，叫喊说啥子‘妈哟，这次恐怕抓起来吊起打，恐怕也打不出钱来了’，同时还说啥子他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农民交不上来钱，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收不到钱，同时建议县上干部干脆派公、检、法的干警持枪跑去协助，否则——否则，袁书记说，要不，干脆上头摘了我的帽儿……”

　　不能这样嘛，革命干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如果是要甩担子，那就更不对了，是不是？群众不交清钱，那是群众思想不通，这时候我们的干部该做啥子？‘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三大发宝嘛，我们怎么忘记了呢？思想工作，一切问题都在于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就能成功；做不好，群众就不理解；群众不理解，我们就要做思想工作，你们说是不是呀？

　　（台下众公仆曰：是的、是的……）

　　最后，我县财政认缴的2000万元的资金缺口问题，在筹备领导小组充分讨论后，一致决定：以制发股票的形式，向全县50多万人募集资金。今后，全县凡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均可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该股票，可流通转让，不限县内或县外。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徐家坳
时间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听见院子西边的房屋后边有汽车鸣喇叭的声音，于根远急忙跑出了院子，来到外面的公路上。他以为程光清他们来了，然而，却是一辆拖砖的卡车。

　　于根远好不失望。

　　但是，一想到离开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程光清，马上又要回到这徐家凹来，于根远便倍感兴奋。

　　“至少得呆上一年半载吧！”

　　他想到。这样，我们又能一起愉快地生活一段时光了。

　　于根远出生在黑山村八组一个祖上十八代皆为农民的家庭。他父、母就他一根独苗苗，从小视为宝贝。二十多年前，程光清当时是本乡的广播员。是程光清这位好人振救了他的一生，改善了他祖宗十八代皆为农民的命运。那年，他刚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的贫困和家中没有多余的劳动力，他只好放弃了读高中的希望。然而，他在初中里成绩是优异的，常常在班上是名列前茅。但是，他最终还是得回乡下当农民，就象他瘦弱的父母一样，接受那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然而，是程光清这位贵人发现了他，并最终给他带来了好运。是程光清向当时公社里的一名领导建议：让于根远来广播站做点杂活，搞些维护广播线路的工作，顺便要他为广播站写点稿子。程光清向那位乡领导说：

　　“他能写，有功底，初中成绩是班上的前矛！”

　　就这样，他便到了乡里的广播站。先是当临工，然后机遇到来时，又转为了一名吃公家饭的正式干部。从一名农民到一位乡干部，这是多么巨大的一次变化呀！而给予他这次变化的，便是程光清这位贵人。否则，今天，他哪有这样一个身份，更谈不上有这样一个由乡广播员和区供销社分店的一名女工人组成的家庭呢。同时，也就更不用提乡下那纯碎是农民的老实巴交的父母了。他（她）们曾经多少次暗暗流下激动而庆幸的泪水，多少次在心底深处对程光清感恩不尽呀！

　　于根远也很争气。他干活很卖力，很踏实，从不会让上上下下觉得他很奸滑。这种性格完全符合程光清，包括程光清那时还在这里工作、生活时那年月里的领导干部讲的用人观点。以至于，当转干机会到来时，他便准确无误地把它给抓住了……

　　于是，程光清和于根远便成了忘年交，直到程光清后来因工作安排被调到区公所之后，乡里便把全乡的广播站工作交给了他于根远一个人。

　　程光清的即将回来，勾起了于根远他许多动人的回忆：那寒冷的冬夜里，徐家凹公社大院内的广播站房间里，有他俩或看书或撰稿的身影；那明媚的春光下，碧绿的山间小径上，有他俩背着帆布包，边走边谈笑的身影；炎热的夏季，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寝室里，有他俩因闷热而不想早早地上床躺下，而是围坐在一张简陋的小饭桌上，摆上一盘花生米或半碗炒黄豆，你一杯、我一杯并喝得面颊通红、背心冒汗的身影……　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虽然远不能跟这些年的日子相比，可在那个年代的黑山一带，能有几个人能期望拥有这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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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随着后来程光清的调离而逝去了——这倒不是说他和他家庭的物质生活越来越贫困，而是，从精神上，他再也没有过以前那段时光里幸福的感觉了。到底啥子原因？他于根远也弄不懂实情，只是无可奈何地认为：或许，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子吧……

　　特别是去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当县广播局的一名副局长下乡来检查乡里的村村通广播工程时。那天，他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遭糕的表现而深感苦闷。之后的个多月时间里，这个阴影始终浮现在他的脑海。实在是闷得恼火，他便以“自己文化太少”或“工作经验不足”而聊以自慰。他越来越觉得：这年头，象他这样的“老实人”在政府机构，或者扩大一点范围来说是社会上，均难以“混”了……

　　那天。乡党委吴书记和乡政府王乡长等人陪同县广播电视局的程副局长顺便来视察乡广播站办公室的建设。当时，于远根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们。当程副局长、吴书记、王乡长等一伙人到来时，于根远便让县、乡的领导们先进屋去，他自己却跟在队伍后面与乡党委办的罗主任站在一起。这时，程副局长在门口停下了脚步，迟迟不肯走进屋去。这时，吴书记转过头来四下寻找于根远的身影，当他发现于根远跟在了人群后面时，便很不高兴地把于根远叫了过来。

　　“小于，快点到前面来，你怎么跑到后面去啦？为啥子不来给程局长带路？”

　　于是，于根远赶忙红着脸跑上前去带路，这样，程副局长才肯进屋去。

　　进到机房来时，于根远想：这回自己总算明白了，领导干部视察工作时，是不走前面的，因为，走在前面的，多半都是些带路的象我这样的一般干部。于是，于根远便慢慢地领会了这个经验。

　　然而，当他带着领导们走进机房来后准备带着程局长和吴书记等领导参观设备时，党委办的罗主任却一把把他拉到了后面，怒目说道：

　　“你怎么走在程局长、吴书记、王乡长他们前边呢？真不懂规矩！进来了，那还用得着你去陪？不是有吴书记、王乡长在前面吗？你只负责带带路！”

　　于根远便赶紧跑到了人群的后面去，这一前一后，倒还真让他背心里出了一身冷汗，一脸窘态。于是，从罗主任那里，他又学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陪程局长检察工作，自己这样的干部，只能为这些领导们带带路而也。

　　于是，当程局长、吴书记、王乡长等一行人在机房里视察完必，将出门去乡政府吃中午饭时，于根远吸取了刚才的教训，便走在程局长、吴书记等领导前面，抢先一步带他们出门。

　　正在此时，于根远的后背襟被罗主任一把拖住了。于根远正在发愣，就听罗主任小声训斥道：

　　“你怎么跑到程局长、吴书记他们前面去呢？领导们视察工作出来时，一般情况下都有随行记者要摄。，如果你站在前面，那一位记者不就把你当成主要领导了？”

　　听罢罗主任的训斥，于根远深感自己脑袋太笨：怎么罗主任就能把握得这么好，而自己却总是犯错误呢？明明是记住了的嘛，但关键时候怎么总出错呢？咳，这“路”真难走呀……

　　于根远想到这里，同时，耳朵里又还没有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因而，让他心情灰灰的。他又来到院坝中央的水池边。谭大娘也在那儿，见他过来，便说道：

　　“池子里的水都又快见底了，水管也好多天没流出水来了。”

　　“一定又是吴老头把入水口给赌住了。这老头，真做得绝！”于根远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回答道。

　　“当真硬是没王法了么？你跟吴书记他们反映过没有？”

　　“早我就反映过了，本来说今天上来一方面迎接县上的工作组，一方面顺便解决水的问题，可是……”

　　于根远说道此处，便没说下去了，只是朝宋宏伟家呶了呶嘴，向谭大良示意：吴书记、王乡长他们正在里面打牌呢！

　　谭大娘会意，鄙夷地抿抿嘴，沉重叹息一声……

　　住在徐家凹的人们：院子里的、院子外卫生院和小学的教师们，他们大家的饮用水全部都依赖于黑山半山腰一口废煤井的浸水。这煤井开创于1935年，52年便因煤层枯竭而停闭。废煤井洞口很深，终年都有浸水，浸水清澈透凉。土地下放时，组里把该煤井周围的田土划给了家住煤洞口旁边的村民伍梦良。从此，性格狭隘的伍梦良便打起了这口煤洞的主意。

　　雨水比较丰富的年辰，由于煤洞里溢出的浸水太多，伍梦良的承包田里盛不完这么多水，虽然他是极不情愿，但浸水依然经过他的承包田，然后向山下流去，一直流到其他村民的承包地里去。伍梦良虽然心不甘，但却也无可奈何。但是，如果遇到天干年辰，当山下众多农户的承包田都缺水，并且连吃水都成问题时，而煤洞里的溢水也因天干而骤减时，伍梦良便施展技艺：他先是把自己位于洞口前的承包田的田坎加宽加高，让洞里的溢水一滴不漏地全中关进自己的田里。这时候，他的田便相当于一口小水塘了。他自己是用不完这水的，但他却宁愿让这溢水从他田里蒸发掉，也不放一滴给山下的其他村民。当然，他自有他的目的：希望山下的农户请求他给水用，同时，得向他交纳水费。当然，山下的农户迫于无奈（谁叫人家运气好，划到这么个好地势的承包田呢），为了不眼睁睁看着田里的秧苗被旱死或为了不到二、三里路远的山沟里去担水，便只好依了伍梦良。于是，这口废煤井里的沁水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他的“财源”！

　　然而，由于徐家凹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住在徐家凹的乡干部们，以及卫生院、小学校的老师们在未发现废煤井里的溢水可利用之前，全都是用的院坝外面那口山塘里的积水。但是，遇到天干年辰，这水塘里的积水肯定不够用。况且，由于人、畜都在里面用水，也很不卫生。这时，不知是谁向乡领导反映：黑山腰的煤井里终年都有溢不尽的泉水！乡领导们实地考察后，便决定在洞口处砌一道约一米高的石坎，将浸水挡在洞里。然后，又在石坎底部安装上了铁水管，将井里的浸水接到了山下的徐家凹乡政府大院。大院中央又石砌了一口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水池。这样一来，住在徐家凹的政府大院里的人、乡卫生院的职工、小学的师生们的吃水问题便通通得到了解决。然而，伍梦良的“财源”却因乡政府有了水吃而给断绝了。当然在那时，伍梦良虽然一万个不高兴却也觉得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乡里的领导们要用水！虽然其他如卫生院、学校老师们也搭着有了水用，但他充其量也只能在私底下骂一骂便了事。

　　然而，###年，夕阳乡政府因与东边的乌山乡合并而搬迁至徐家凹东山脚的毛家场去了，与此相应的，原来的乡领导们几乎全都搬到毛家场去住去了，而徐家凹大院里，只有少数两、三个乡里的一般干部还仍住在里面。而这留住在徐家凹大院里的两、三名乡干部中，除宋宏伟是乡里财政所的所长外，其他都是‘说不起话’的，而且，宋宏伟一般也少时间回徐家凹来（他在毛家场的乡政府办公楼另有寝室）。正因为这样，早就对徐家凹人用其屋后废煤井里泉水心怀不满的伍梦良，便在充分对比力量和仔细规划后，开始了他的“复仇”行动：他知道，乡长、书记们都远在毛家场办公，如果要上得山来，一般都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因此，为了达到不要徐家凹的人们用废煤井里的泉水的目的，伍梦良便开始耍小动作了——他只需在煤洞口的石坎下面的铁管口，塞进一块小石头（用泥土是不行的，因为泥土会被吸走），铁管里便没了水。一开始，徐家凹院子里的人们见水池里的水越来越少，还以为是因为天干、煤洞里的泉水全用完的缘故。可是，到后来即便是连续一段时间的雨季，也不见铁管里有水来。觉得事情很蹊娆的于根远他们，便跑去煤洞口观看，却见洞里有的是泉水，而且泉水从石砍上边漫出来了都是。于是，他们一检查铁管口，便发现了那挡在铁管口的石块。然而，一开始于根远他们还没料到是伍梦良干的事，满以为是水管吸水时把石块吸了进去的。但是，后来这种现象发生的次数太多了，有时甚至待他们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把水管理通，可转背下山回到院子里，水管流两、三个小时后，便又不流水了。又上山去检查，仍然是石块堵住了水管口。连续很多次后，于根远他们便怀疑是伍梦良干的“好事”了。但每当追问，伍梦良却装说不知道。如此往来，直弄得于根远他们精疲立竭，可仍不能使水管的流水畅通。

　　于根远就此事曾多次向乡党委吴书记和乡长王清平汇报过，但他们要么是没时间上来；要么好不容易等他们上来解决了，当天徐家凹还能得到水用。可等乡领导们一下山，伍梦良又故伎重演。

　　如此几番，把乡领导也折磨烦了，最后便懒得来解决了……

　　前几天，实在是没办法的于根远又缠着吴书记反映这事，而吴书记也是在实在推诿不过的情况下，便答应等到今天上山来接县上的工作组的时候，顺便解决此事。可是，现在吴书记他们却——想到这里，于根远在痛感伍梦良可恶的同时，也隐隐觉得乡上的领导们，也不那么可爱了……

　　直到中午十二点四十八分，程光清和阚海乘座的那辆吉普车才气喘吁吁地驶进向徐家凹。此时，已是于根远第五次走出院子站在公路边上向西眺望了。

　　听见于根远大声喊叫，知道是县上工作组的车到了的乡党委书记吴树明和乡长王清平等人均陆陆续续从宋宏伟家走出来。

　　“两位领导辛苦啦，司长（司机的雅称）也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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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树明、王清平分别紧握着程光清、阚海和司机小吴的手，朗朗说道：

　　“我代表全乡两万四千六百一十三名群众，热烈地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亲自不远万里、翻山越岭，来到我们乡亲自指导工作。欢迎啊，热烈欢迎！欢迎！”

　　“岂敢，岂敢，我们是来取经的，哪敢指导你们的工作？我也是乌山乡人嘛，我这是回娘家来的。”

　　程光清双手捧着吴书记的手，笑哈哈地说道：

　　“向诸位学习！请诸位父母官以后多多赐教啊！”

　　说道这里，程光清便又转过身来，把阚海向乡里的领导们作介绍。

　　“这位是我们工作组的阚海同志，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县工商局工作的，正宗的本科生啊，年轻有为，还请诸位今后多多关照！”

　　在场的各位如此客气，阚海不禁面色通红，他一边局促地跟各位乡领导握手，嘴里不停地说着：

　　“请多多指教！”

　　之后，程光清又把司机小吴向各位作了介绍，并对小吴的车技当着众人大为赞尚了一番。

　　当程光清作完介绍，又转过身去跟于根远、谭大娘、徐国立等人热情招呼去了之后，乡党委书记吴树明走到阚海面前来，非常亲热地牵着阚海的手说：

　　“阚兄，你放心，昨天下午你们丁局长在电话里已经把你的情况向我说了，你放心，今后不管有啥子需求，你尽管对我讲好了！请不要客气，客气了，大家就见外了，啊？今后有啥子要求，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只管跟我说好了。你要知道，县领导中，我最敬仰的就是史书记了，他雷厉风行，敢说敢做，领导有方，是云江县人民的大救星啊！”

　　“多谢吴书记的关心，今后，我——我一定随时向吴书记汇报……”

　　阚海回答说。吴树明一个劲儿地赞美史立成，使阚海觉得很不是滋味——难道丁永明把自己跟史家的关系，也给吴树明说了不成？肯定是说了！

　　想到这里，敢海便有些茫然了。

　　“啥汇报？别这么客套的，阚老弟，你怎么见外了啦？！”

　　当天的午饭和晚饭都由乡领导作了安排，安排在乡政府对面的王清平老婆开的饭馆里吃的。由于县上工作组第一天下来，吃过中午饭后还得履行一下程序——开个接见会。于是，中午便没有饮酒。但到了吃晚饭时，吴树明和王清平便硬要程光清和阚海加入他们的“酒战”行例。

　　由于经过了半天的长途颠跛，本来就没啥子酒量的阚海在与吴树明、王清平等人碰了一杯后，便恍恍惚惚起来。直到最后，阚海实在支撑不住了，在匆匆扒了半碗饭后，不知啥子时候就伏在饭桌上睡着了，只剩下程光清独自一人迎战乡里大大小小的五、六个官儿。但吴树明、王清平等这些“酒精”考验的乡干部们，程光清一人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当第二瓶酒还没饮得三分之二的量时，程光清便建议大伙儿就此休战。但是，乌山乡的干部们那里肯依？最后，连司机小吴也不得不被拖下了“水”，也被‘牵连’着跟吴书记、王乡长等人各饮了一杯，这样，以吴树明为首的乡干部们才得以罢休！

　　那时，已是傍晚八点过十几分了。

　　由于司机小吴还将驾车翻越黑山返回县城去。因此，“酒战”结束后，每人各自粗略地塞了一、二两饭，大家便纷纷离桌了。

　　已经清醒了几分的阚海和微微有些醉意的程光清纷纷与吴树明、王清平等人辞了别，坐了小吴开的吉普车返回徐家凹去……

　　你——你没——没事吧？”

　　程光清有些口吃了，他便关爱地问司机小吴说。

　　“您放心，程组长，我能撑住！”小吴回答说。

　　“别硬撑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不——要不干脆明——明天再走？”

　　“您老人家放心，我真的没关系，不瞒您老人家说，平时我如果是不开车，恐怕再喝个这么多也没啥子事的！今天么——怎么能不留两手？”

　　司机小吴神志清醒地回答说。同时，一边麻利地转动着方向盘。

　　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这个静寂的山谷。吉普车咆哮着、摇摆着、一颠一跛地朝黑漆漆的黑山爬去……

　　山村的夜晚，是无边的黑暗；只有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声，在死亡一般静寂的山谷间回响，引来远方偶尔一、两声狗吠；阴冷的山风，似荒鬼野魂般在林间、坳口游荡；徐家坳大院里溢出的灯光，如萤火般在黑暗中忽隐忽现……

　　于根远早已把程光清和阚海的木板床铺好，现在已经是第四次走出大院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