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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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姣云扬了扬眉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没有一丝的阴影。她说，每次参加“派对”，大家的都感到很刺激，因为不知几钟后的“亲密朋友”是谁而大造神秘气氛。当男人们在楼下抓阉的时候，女人们在房间里也并没有闲下来，除了将房间好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一番外，大家还打电话到各个房间去“大开玩笑”还搞过“竞猜中奖”的附加游戏，谁猜对了配对的男人，谁就会得到一份神秘的奖品。
　　总之，大家充分发挥各人的想像，什么稀奇古怪的都行。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是想不到，开心极了。
　　尤其有意思的是，猜来猜去，结果从房间进来的那个人说不定还是你暗恋已久的梦中情人呢。
　　即使没有这么美好，男女双方也十分体贴和尊重，没有任何一方会受到强迫。
　　而且，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了，彼此都能轻松自如地调情说笑，制造温馨浪漫的氛围，很少有“土老帽”一进门就直奔主题的。
　　“还有一点让我高兴的是，我也从没碰上‘用药’的‘博命郎’。”郭姣云最后强调说。
　　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
　　即使是经常参加这类活动的人，也并不是人人都只看到“性派对”的“光明面”，而掩饰它的“黑暗面”。
　　“‘性派对’是毒药，有毒的人越吃越上瘾，无毒的人越吃越体弱。”　深圳德成广告公司经理彭进喜打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问题是，无论有毒或无毒的人，一旦进了这个圈子，要想金盆洗手，倒也很难。”
　　如果说，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第一次参加“性派对”都是在事先对这个游戏规则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彭进喜却是个例外。
　　说起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彭进喜至今还耿耿于怀，说自己“惨遭暗算”了。
　　据彭进喜介绍，他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五六年历史了。最初那次是只身参加一位朋友在私家游艇上举行的生日联欢会，因不胜酒力要找床休息，结果撞上了同事间的换妻游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怀里，以为碰到了女鬼，吓得赤裸裸地跑到游艇上痛哭。
　　阿东后来证实，那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当时联欢会中多来了一个女生，阿东是临时得到消息的。他来不及向彭进喜作过多的解释，原想等吃完饭后找他单独谈，如果他不愿意，就劝退一个女人。没想到，他一时逞能，没几下就被人灌得烂醉，早早地进房休息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五点多了。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
　　当彭进喜悲痛欲绝地跑到游艇上时，那个女人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浓茶来到他的身边，并轻轻地说，“你到这儿来醒醒也好。昨天晚上，你吐得太多了。”
　　人都是肉长的。女人轻轻的两句话，将彭进喜五脏六肺都翻了个底朝天。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糊涂，出了多少洋相，也扫了别人多少兴致。
　　彭进喜同那女人回到房里，尽管洒了不少香水，但房间还是残留一种难闻的酒臭味。他感到十分内疚，很快洗了一个澡。
　　作为报答——不管醉酒后，他是否与那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彭进喜与那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在黎明清醒的时刻，用尽力气作了一次精彩的生命表演。
　　克服了第一次“心理障碍”，以后就变得风调雨顺了。
　　后来，彭进喜虽然多次讲述“遭暗算”的第一次，但那不过是为了给生活增加笑料，特别是为那些新加入进来的成员扫除“障碍”而现身说法，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方便行事，他竟又左试右探，好说歹说，居然将太太陈思佳也“拉下了水”。
　　“拉上太太入局，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挑战，至今想来还恍如梦中。”彭进喜笑嘻嘻地说。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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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长。强扭的瓜不甜嘛。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原因就是将本来三五年的缘分硬要拉成一辈子，能有激情吗？”
　　游戏规则：“只做爱不相爱”
　　针对日益泛滥的同事间换妻游戏，日前广州《新快报》刊登了一则报导，称“这个圈子里有性无爱，跟网络‘一夜情’相比，它更为放肆和大胆……”
　　消息讲述了一位女士的经历。
　　这位潘姓女士是某私企管理人员，今年二十六岁。和她身边的朋友一样，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四年前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不久后被同事带入了这个隐秘的性爱群体。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要么是同事或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都知道谁有女友或男友，谁结了婚，也都认识他们的另一半。
　　他们在舞厅、酒巴聚会时，只要找到一点感觉，大家就会彼此放任自己的身体出轨。
　　他们的共识是：“只做爱不相爱”。
　　潘姓女士坦言：“记不清跟多少个朋友做过了。”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性游戏”时，潘姓女士想了想，说，“一半是报复，一半是空虚吧。”
　　说到这里，她眼里流露出无奈和茫然。
　　“花心男人”或“遭遇劫匪”
　　当今都市里的男女，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男女私会最迅速、最直接的“入门方式”。


　　“过去人们见面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现在这句问候语变成了：你做爱了吗？”
　　二十九岁的导游小姐仇玲似笑非笑地说。
　　仇玲也尝过网络情，那是她在很偶然的一天，她在聊天室碰见一个取名叫“花心男人”的网友，这个网名让仇玲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工作与性”搅在一起没意思，而且男团员花言巧语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卖的感觉”，“那样的话，与妓女又有什么差别呢？”
　　仇玲也曾到外边去找过“一夜情”，一是为了刺激，二是为了体验——“生命就是在体验中丰富”，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没想到，那家伙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劫匪”，他不但劫了她的“色”，而且劫了她的“财”，气得她找了一伙人将那个家伙“修理得半死。”
　　从此，仇玲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一怕陷入“麻烦”，二怕染上什么病，而自己的朋友则比较可信，这是她参加“性派对”游戏的直接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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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玲毫不掩饰地说：“在很孤独和空虚的时候，我常常放任自己的身体，但过后我得到的是更多的空虚，还有对人性的怀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对谁动真情。”
　　“城市猎人”
　　有“城市猎人”之美名的项兵是属于那种一直想发财而机会不济的人。
　　项兵觉得自己总是比社会“慢半拍”。当年为了早日走上社会，他不听从老师的劝告，而轻松地上了一个中专。
　　可工作没过几年，昔日的中学同学一个个大学毕业了，分到了大城市，他不甘心在小城市守着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就再次发愤，竟然又考上了大学。
　　读完本科，学校推荐他读研究生，他婉言谢绝，急急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找了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风气又转了，本科生也不行了，研究生才吃香。加之单位效益越来越差，他眼看不妙，就再拼一回吧，好歹又考上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在武汉一省直机关单位工作，就像刘震云写的《单位》里的那个小林一样，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可是他看到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下海”，到广州、深圳等地“捞世界”，并个个“成了人物”，他也心动了，遂辞了职，来到惠州一家私营企业。
　　不久，他又辞了工作，自己搞了一个装潢公司，但生意一直不大如意，最多只能算是“吃喝不愁”罢了。
　　事业一再受挫，爱情像“垃圾股”一样总是提不起劲，心情的压抑无处发泄，甚至老是怀疑“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到最后，他竟然想用“性”来“救赎自己”。
　　可是，以游戏对游戏，让“性”成为口香糖一样的消费品，如此“救赎”，怎能“超渡”人世间的“欲海”！
　　项兵在谈到“性派对”的游戏时说，“我对爱情没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性伴侣——就像口渴了的两个人找水喝一样，喝完水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随机抽样调查
　　“性派对”的发源地是在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
　　香港、澳门等地也是当仁不让的“重灾区”。
　　而以“追风逐浪”著称的中国大陆人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着“莫名的热情”，特别是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的不少都市男女，他们正以“后进赶先进”的“斗志”，积极投身到这一“都市异类”的“性文化”热潮中来。
　　据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一书的香港某文化网站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台湾地区除外）共有各种类似“性派对活动小组”达二百六十多个，总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在五千人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快速增加。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竟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女生）认同这种“性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在该网站随后进行的抽样调查中，虽然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堕落，是对文明的粗暴践踏”，但也有百分之十一的人认为，“对新生事物不能一锤子打死”，声称可以“走一步，看一步”，这些“温和派”还说“真理并非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另外，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说，“别人的事，只要不危及我们，随他们去闹吧”，还有百分之五的人竟然说，“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在治疗‘性病’的大小广告贴满城市的电线柱杆和街头巷尾的今天，如果‘性派对’能够取代嫖娼卖淫，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让人吃惊的是两个“极端态度”：有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耻辱”，并急吁各地公安有责任将“这些社会败类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国无章法，民无宁日”。
　　而另有百之二点四左右的人则认为“性派对”对“解除人性的压抑”、“恢复健全的人性”起到了“治疗性的作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甚至扶助他们的存在”，让他们从“地下”走向“公开”。
　　其中有三个网友还大大咧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请阿东或其他当事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或各省市地方台的名牌栏目去“现身说法”，以便使这一“群体性游戏”深入人心，普及得像“乒乓球‘国粹’一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运动”。
　　然而，据网上坦承自己有过类似经历的男女在回答“每一次‘游戏’完成后的感受”这个问题时，竟有约八成女性和约半成男性承认在“放纵后并不能收获自己原先希望的快乐情绪”。
　　奇怪的是，这些人却无一例外不表示：“尽管如此，但仍然乐此不疲，甚至盼望着这类‘派对’能够更加经常地举行。因为每一次都是希望的开始。”
　　“锄奸团”的愤怒针对礼崩乐乱、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特别是有关“性派对”的讨论在网络上传播得越来越炽热的时候，一个自称为“锄奸团”的组织在网络上“愤怒地”诞生了。
　　在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的香港文化网站上，日前贴出了这个组织的一纸“战斗檄文”，行文虽然有些偏激，但读来倒也痛快。不妨摘录如下——
　　《尚书大传》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就是说，男女“乱交”或“滥交”就要受到“阉割”（对男的）和“幽闭”（对女的）的刑罚。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母给儿子一个健全的身体，身体“残破”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割了生殖器更是最大的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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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故此，自古以来，受过宫刑的人，总是把割下来的生殖器“用油炸透”，再用东西包好，放在器皿里，吊到偏远的房梁上，等到人死后再与尸体一起掩埋。
　　其寓意是：这辈子虽然六根不全，但来世可望修个全身。
　　参加“性派对”活动的人较之“乱交”或“滥交”者更为可恶，因为这些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感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羞耻感，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挑衅，是全社会的公敌！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锄奸团”本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眼看祖国沦陷，便纷纷起来，利用各种途征和方式，对“民族背叛者”进行无情地打击所形成的正义组织。
　　我们借用这个名称表明社会道德已败坏到了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呼吁一切有识之士立即行动，将所有“性派对”参与者都视为“民族背叛者”，要对他们进行“阉割”和“幽闭”，把他们的生殖器割下来，“用油炸透”后，趋势喂狗，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朋友们，常言道，无欲可以延年。和尚无欲，所以长寿。当爱滋病在每个人家门口探头探脑的时候，每个渴望生命的人，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昆德拉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今天，连做爱都追求“派对”，追求数量，追求次数，而不讲质量和效果。人们夸耀和衡量的标准是数字而不是质量。如果说你一夜有五六次甚至更多的“性行为”，人们便认为你精力充沛，技术过硬。
　　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