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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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小白正坐在屋里写东西，忽然觉着身后似有什么悉索的动静，回头从开着的房门看出去。隔着吃饭间和灶间，可看见敞开的后门口的弄堂，弄堂里很亮，充盈着午后的光线。门口有一个人，正伸头往里探着。因是背光，又隔得远，看不清是谁，小白以为是个无关的过路人。待要重新回头到书桌上写着的东西里，却见那人很固执地站在门口，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再注意地向那里看去，发现这人是认识的，是妹头的朋友，薛雅琴。他略感意外，站起身迎出去：薛雅琴，你找妹头吗？薛雅琴见他出来，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一下，说：妹头不在吗？这时，小白已经走到后门口，站在她对面，这会儿他看清了薛雅琴。她脸上重新有了那种瑟缩的表情，眼光犹疑不定地从小白身上滑过，看着他身后黑洞洞的灶间。小白说：妹头在店里面，你去那里找好了。薛雅琴说：好的，我去店里。她斯斯文文的，欲转身离去，又站住了，然后说：其实，我是找你，小白。小白更觉意外，说：那你就进来说好了。她却不肯进去，很有顾虑地伸头看着。小白满腹狐疑，就提议：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坐坐。他让薛雅琴等他一会儿，进去拿了香烟和打火机，锁上房门，再又出来。薛雅琴则又要小白管自己走，她跟在后面。小白兀自走出弄堂，走过马路，上了前面的淮海路。有几次他回头看，薛雅琴便一躲，好像怕给他看见似的。小白觉得十分滑稽，并且荒唐，但又觉得薛雅琴是真的有什么事情。他穿过马路，走进一家食品商店，在咖啡座上占了一张圆桌。不一会儿，薛雅琴也到了。他要了两杯所谓奶咖，是用温吞水冲泡的速溶咖啡，知己没有化开，浮在面上，屑屑粒粒的。桌面上铺了塑料薄膜，粘着手和衣服。整个情形都是令人极不舒服的。又捱了一会儿，薛雅琴说道：小白，你好好给妹头说说，但不要说是我对你说的，你就说是你自己说的。小白被她绕口令的话弄得十分厌烦，可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半。他继续耐了性子听薛雅琴绕，渐渐绕到了主题：这不光是我和阿川的事情，也是妹头和你小白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小白在心里奇怪了一下，薛雅琴会使用思来想去这么个词汇——我思来想去，薛雅琴说，还是来找你小白，你是知识分子，讲道理，也上路，她絮絮叨叨着。小白此时的厌烦远远超过了恼怒和震惊，他想，妹头将他扯到了这般无趣又无聊的纠葛里面，他竟和对面这个顶颟的女人处境相同，实在是不可理喻。他不想再听薛雅琴絮叨，而是转过头四下打量了一番。他想起他曾经和妹头一起在这里吃过刨冰，那时候这里非常清洁，刨冰做得很地道，可算上乘的消费。他回忆起那时候刨冰下面的赤豆，一颗颗又大又饱，非常酥甜。这就是那时代的生活，简单，朴素，但是货真价实。这段往事并没有使他感伤，他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摆脱对面这女人。
　　　　极度的厌烦，竟使他一连三天没有向妹头摊牌。他仅仅是比较地沉默了些，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很少话了。妹头早出晚归，还要出门跑码头，他基本是过着单身的生活。但是，妹头是何等样的人？她发觉了不对，由于自知理亏，就格外有眼色。小白的沉默，很像是一种城府，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举动跟在后面。妹头这几天过得很不安，她等待着小白发作。可小白就像哑了似的，无甚表示。后来，妹头甚至以为小白是对此事无所谓的，这就使她心头火起了。这一天，她又要出门了。她告诉小白，她要去南边，小白说：好的。妹头又说，我和阿川一起去的，小白又说：好的。妹头从来没有这样给小白拿住的时候，她只得不讲理了。她蛮横地说：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这句话小白实在听不懂了，可他心里就是厌烦，厌烦，厌烦！他一点没有兴趣和妹头接火，干脆不说话了。妹头把门砰地一声摔上，走了。这一声响倒是把小白摔得清醒了一些，他冷静地想道；怎么还是妹头凶呢？可是，再一想，他又能怎么办？于是，他便想到了离婚。想到了离婚，他忽然就安宁下来，心里一直壅塞着的那股污浊的感觉也褪去了。并且，因他向来是个滞于行动的人，所以，妹头不在家倒帮了他，使他可以不必立即着手离婚这件事。现在，他希望妹头越晚回来越好，反正，他已经做了决定，再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可是这一次妹头却很快就转了回来。她正和小白相反，她决不能让事情这样不明不白着，她一定要搞个究竟。她回来的时候正是早晨，孩子已经让小白的妈妈送去托儿所，小白因为前日晚上开了夜车，还未起床。房间里四处摊着孩子的玩具，换下的衣服。外面的饭桌上放着酱菜，腐乳，冷油条和泡饭，等着小白起床后吃。这是一日中最乱的时刻，叫人意气消沉。妹头这时候进门来，照例拖了鼓鼓囊囊的一大蛇皮袋。小白忽然从床上跃起，将她的蛇皮袋向门外踢去。蛇皮袋臃肿，庞大，而且柔软，他这一脚就像踢在棉花包上。蛇皮袋略歪了歪，没有动。他泄气地回到床上，将被子蒙了头，一言不发。但他的这一发作，还是使妹头满意了，她想：小白你到底不是没什么的！而且，她感到了小白的可怜，小白真的很可怜。她想起他拿了那么小的一个牛奶锅去买油条，油条只能站在锅里的情景，心里软得要命。她走到床跟前，摸摸小白露在被子外面的一丛乱发，小白一动不动。小白，妹头喊他。小白听见她的声音，忽然感到无尽的委屈，便流下了眼泪。妹头感觉到他的抽泣，也流下了眼泪。她隔了被子抱住小白，哭着叫他：小白，小白。小白开始想挣，挣不动，就罢了。被子把他裹得那么紧，眼泪又哽住了鼻腔和咽喉，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两个人被里被外地哭了一会，小白终于挣脱了出来。伸出半个身子，停了一会儿，他说：怎么办？妹头说，随便你。小白就说离婚，妹头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两人谁也不看谁地坐着。平静了一会，小白正过眼睛，看见了妹头的侧面。夜间旅行，再加方才哭了一场，脸上的脂粉斑斑驳驳，蓝的眼影，黄的粉蜜，红的唇膏，混在一起，成了一张花脸。小白又有点可怜她，就松了口气：那你说怎么办？妹头冷笑了一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算是输给你了，其实，你又是什么好人呢，还不是我抓得紧！小白不禁奇怪地问：你怎么抓得紧？妹头就说出了，每天与他缠绵的真相。小白深深地感觉到受了欺凌，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跳下床，套上裤子，简短而又果断地说了两个字：离婚！
　　　　他和妹头的离婚顺利经过通常的那些手续，有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人的结婚证没有了。在几年前的一次吵架中，妹头把它们撕得粉碎，扔了。谁知道还会有用得着的时候，并且是在离婚的时候。所以，他们只得又补了两张结婚证，才算完。
　　　　他和妹头办完离婚，就好像前嫌尽释了，他问了妹头一句：阿川会和你结婚吗？妹头冷笑道：我要和他结婚早就结了。这话说得固然不错，但毕竟带了一些苍凉。此一时，彼一时，阿川现在是不会和妹头结婚了。男人大都不会和婚外关系的女人结婚，再说，在他们的生意淘里，婚外关系是无所谓的，阿川可能是会对妹头有几分真情，但一旦混入生意淘里，事情也就变了面目。而老婆是可靠的，稳定的。更何况是薛雅琴这样的老婆，凡事都不大计较，一点不妨碍的。她还给阿川生儿子了呢！宁波人是重子嗣的，尤其是阿川这样，父亲早逝，又是独出的儿子。再反过来说，妹头也未必对阿川有真情，单是为了薛雅琴这一层，她就不会把阿川放在眼里。但阿川确是动了她的欲念，这种欲念好像在他们之间埋藏很久远了。当他们头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时，两人不约而同的，耳边都响起小时候，阿川的自行车骑向妹头她们的橡皮筋，妹头逼人的叫声：你骑！你骑！你骑！这是翻成普通话的说法，沪语里自行车是被叫做脚踏车的，所以，妹头叫的是：依踏！依踏！依踏！这个踏字发音哒，音更短促：依哒！依哒！依哒！他们耳边响着这声音，有一股施虐和受虐的刺激，加强了快感。这是在南边一个叫东莞的小镇上的旅馆，气候炎热而潮湿，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屋顶，破碎的瓦爿上林立着电视天线，挂着一些肮脏的塑料袋。他们出生并长大的上海，那条城市中心的弄堂，一下子退到无影无踪，他们都好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他们一下于变得如此相像和接近，他们均是充斥着旺盛粗野的欲望，还有活力。
　　　　离婚后，妹头带了孩子搬到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舅公的房子里。小白的房间，先是去掉了一半家具，然后，紧接着就填满了更多的舅公的旧东西，那张宁式眠床又回来了，老迈而多病的舅公，从早到晚睡在上面。孩子虽然跟了妹头，但因这里是他住惯了的地方，所以，几乎每天都要来，三顿饭里有两顿在这里吃。甚至连妹头也一起来，熟门熟路的，倒反比过去更热闹也更杂沓了。小白就在西边开发区里借了套一室户的工房，搬过去住了。生活陡然地清静下来，变得很单纯。开发区的夜晚是寂静的，他这才发现他在喧哗的市声里已经生活得多么久了。远处有几部塔吊在工作，塔吊上的灯在夜雾中一明一灭，更显出了夜的辽阔空旷。他的思想便在这空廓中活跃着。
　　　　就这样，他开始了真正的写作人的生涯。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一起讨论着思想和写作。但这许多朋友中并没有阿五头。阿五头依然住在他们家的老式公寓房子里，读着（周易）。他和小白已经很久不通信息了。在小白结交的朋友中，常有年轻的女性。她们思想开放，特别喜爱清谈，其中有一个做了小白的女朋友，他们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了同居。小白却不打算与她结婚。倒不是说他惧怕婚姻，而是觉得他与女朋友的关系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他们是思想的伴侣，婚姻却是，生活。而他多少有一点惧怕生活。后来，女朋友主动了断了这样的、没有结果的关系，另寻归宿。女朋友的离去，使小白伤心了一阵，他感到了一个人生活的寂寞。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女朋友。但这一个是比上一个更没有婚姻的希望了，因为更加不真实。前一个到底是小白第一个情人，要从思想的接近和交流来说，她又可算是小白的第一个异性朋友，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影响，有过一些动情的时刻。而这一次，似乎只是对上一次的某种模拟和重复，不管承认不承认，是有些填补空白的意思。之后，小白也还有过另外的，或长或短的异性经验。这些异性像流水一样从小白的生活里流过，陪伴着小白的孤夜。小白住的这座楼的周围，渐渐矗立并簇拥起高楼，最终，这座旧楼宣告废弃，将进行爆破，夷为平地，再建新的大楼。小白便搬出了这个套间。这时候，他已经在开发区另一角的高层里，以按揭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他住进了新居，夜晚，拉开窗帘，见已是万家灯火。
　　　　他很少回家。舅公和阿娘相继去世，哥哥去了美国，将父母接去探亲，姐姐一家则从住房逼厌的婆家搬回了老房子。他就更少回家了。儿子有时会来看他。他已经是个小小少年，迷恋电视和游戏机，和他并无多少话讲。他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孩子，觉得他们很麻烦，现在就更不谈了。他只是替儿子支付生活费，交纳学费，还有赠送礼品。妹头的消息时有时无，最新的一个是，妹头出国了，去的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略有些惊奇，想妹头怎么会去那么一个冷门的地方。但再一想，又觉得妹头和这地方相配极了。小时候，这城市的大大小小弄堂里的孩子，都是用一句沪语的谐音，来记诵地理课上的这个地名，叫做玻璃木梳眼泪水。谁让它有这样奇怪的冗长的发音呢？就这样，玻璃木梳眼泪水。他们念经似地背诵着，心里其实并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谁会叫做玻璃本梳眼泪水呢？可妹头果真去了。
　　　　现在，他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迎面而来，最触目的，是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她们一律穿着最为时尚的衣着。由于时尚，她们的面目彼此就有些相像，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她们各不相同。在他从小长大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有着特殊的脸相，她们渐渐地出现在他眼前。有淮海路上一枝花的端正的鹅蛋脸型，这种脸型轮廓特别匀称，额，颊，眉棱，下颌，线条紧凑而柔和，在颧和腮之
　　　　间，有些微的凹陷，这一处凹陷使得脸部有了股伤感的格调。这种脸型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些憔悴，这就是那伤感格调忽然间并发的缘故。七○届的拉三的脸型比较华丽，色彩相当强烈，从细节看，不是那么均衡，但每一个冲突，都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是，整体的和谐。由于它性格突出，所以，并不是每个角度都是好看，某一个角度，甚至颇为难看，可这难看也是有色彩的。总之，它招人眼目。玲玲是有些怪异的脸型，她的近乎透明的白皙，浅蓝的眼白，微黄的头发，还有包着的嘴形，流露出的是诡秘的情调。没有人说她像异国人，她不是那种异国人的形象，但她怪异。她特别适合她后来选定的发型，就是将头发梳向一侧，在一侧的耳畔系起一束，这加强了她的怪异。淮海路上还有一种脸相，是有些像动物，比如说，狐狸。吊眼梢，尖下巴，鼻子细长，嘴，阔而扁。这种脸相的女孩子，大都聪明活泼，但是也有些刁，口齿尖利，不怎么好相处。再有一种类型是接近亚热带的种族，肤色黝黑，小而圆的头部，面部肌肉结实，瞳仁的颜色特别深，眼睛的重睑阔而显著。她们大都是小个子的女孩，动作富有弹性，适合劳动和运动。许多脸相涌现在他的眼前，街上的女孩都换了脸，变成他所熟悉的那些。在她们中间，他好像看见了妹头。妹头的脸，是的，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妹头面目奇异地走在人丛里面，走着，走着，然后飞翔起来。她越过了那么多的各不相同的脸，飞翔起来，很多脸都落到了她的身后。她飞翔，飞翔，一直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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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在我睁开眼睛看这城市的时候，这城市正处于一个交替的时节。一些旧篇章行将结束，另一些新篇章则将起首。这虽是一个戏剧性的时节，可由于年幼无知，也由于没有根基，是领会不到其中过节之处的微妙，不免粗心地略过了许多情节。只有当剧情直指核心处，也就是说到了高潮的时分，才回过头去，追究原委。而一旦回头，却发现早已经事过境迁，人物两非，那原那委就不知该往哪里去寻了。城市的生活又带有相当程度的隐秘性，因都是些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谁也信不过谁，怀着防范心，生怕被窥见了根底，就更看不清了。其实，有谁能一帆风顺地来到这地场呢？这地场多少带有些搏击场、生死场的意思，来到这里，谁都带着几分争取的任务，有着几分不甘心。所以就攒下了阅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等我们赶来这城市了，这故事差不多已经收场，只剩下一些尾声，蛛丝马迹的。
　　　　说是交替的时节，旧篇章和新篇章，是因为这两种故事的完全不相同。它们看上去几乎毫不相干，除了时间上的连续性，情节、细节、人物都是中断的，终止以后再另起。它们呈现出孤立发展的趋向。或许所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带有激变的形态。所以，当我睁开眼睛，这城市的人和事扑面而来，都是第一幕的性质。序幕呢，也已经在半知半觉中过去了，现在开始的是正剧。
　　　　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光景。我家所在的弄堂前面，这个城市中著名的街道：淮海中路，梧桐树冠覆顶，尤其在夏天，浓荫遍地。一些细碎的阳光从叶间均匀地遗漏下来，落到一半便化作了满地的蝉鸣。我家弄堂口是一条街心花园，人们都叫它做小花园。花园后头是一排红砖楼房。样式是洋房，又不完全西式，在楼房的背面，连接有类似内地四合院格式的内天井，环着一周矮楼，顶上覆黑瓦，开有后门。前门的门厅十分阔大，座在高台阶上，说是底层，其实已是半层上了、我就读的小学校舍就分散在这排民居之中。其时，有许多小学校都是这样，和民居间杂在一起。但在我印象中，这排楼房里的居民都是深居简出，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日常生活紧闭在一扇扇阔大而厚重的门扉后头，莫测高深。以我们那种自我中心的心理来看，这些人的生活只是我们轰轰烈烈的小学生活的附属，是谈不上有什么意义的。这些木质沉重的门窗，隔音良好的墙壁，幽暗的走廊，顶楼，墙角，以及寂静无声，使他们很像一种幽居的动物：鼹鼠。我始终没有走近过那里生活的任何人。其实，这是和所有这城市的居民们一样的生活，可因为隔膜，他们就留给了我暗淡和没落的印象。我想，这个印象的名字叫做道民。这种印象还在其他一些时间和地点产生过，比如，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我们本来是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却因林彪的一级战备命令滞留乡间，一直到了这年的深秋。我在学校宣传队拉手风琴，因想家情绪低落，老师便派了我一个差，回上海修理手风琴。独自一人回家，路途显得有些艰巨，要经历多次转车转船，可我就像得了救似地上了路。到家已是傍晚，家中只有老保姆和弟弟。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姐姐在安徽插队，境况是有些凄凉，而我却安了心，多日的抑郁消解了许多。吃过晚饭，我便出门去给同学家里送信。因为划地段进的中学，所以我的同学们都是沿这条淮海路居住。我是自下乡以后第一个回上海的，就有许多同学托我捎信，包括一些平时并不亲密的同学。在这一个夜晚，我敲开了淮海路街面或弄堂里的许多门扇，这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其时，马路变得十分冷清。霓虹灯是早没了，橱窗也暗了灯光，只剩一些路灯，照射着行人寥寥的街面。是因为战备疏散了一些人，还因为没有心境，人和车都很少。沿街的窗户，贴了米字条，说是为防空袭的措施。这样的话，窗玻璃不至因为破碎而四溅开来，也不会发出裂响。这城市真是显得荒凉了，再加上秋风瑟瑟，梧桐落叶一卷卷地扫着地面。相比较而言，那聚集了我们班级和宣传队的老师同学的乡间，倒显得人气旺盛，颇勾人想念。但心情是平静的，我走在街上，才不过七点，就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样子。我挨家敲着门。这些门都不很容易敲开，半天才有人应声，半掩着人影，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他们大都只让我送进信去，然后就关上门。我只得走开，去下一家同学家。有一些地址是不那么好寻的，号码是跳开的，待到找见，却发现是一个店铺，已经打烊。再绕去后门，则又迷失了号码。当我又一次兜进兜出地找着号码，结果是无望地干脆大叫起这同学的父母的名字。头顶上忽传来一阵子清脆可喜的小姑娘的声音，七嘴八舌问道是什么人找。抬头一看，是一个木阳台，面临着这一条窄小的横马路，也没有灯。阳台上挤着几个小姑娘，是比我们更小的一伙，大约刚上小学不久，其中有我同学的妹妹。虽然看不清她们眉眼，但她们灵巧活泼的身影依稀可见。她们是这个宵禁似的暗夜里，惟有的一点活跃，也是我这一夜的沿街寻找的惟有的一点光明。她们还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不像我们，已经初尝人世。
　　　　离开她们，再去下一家。那是在一幢大楼里。楼道没有一点光，黑得可怕。我扶着墙壁上了楼，摸到了这家的门。门，应声而开，伸出一张脸。因是背光，脸是模糊的，但轮廓是一个老妇。她听我说是她女儿的同学，立即让我进了门。这是一个狭小却完整的套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的门厅，倚墙放一张旧方桌，一面墙上是我方才进来的门，另一面墙上也是一扇门，门的上方镶了两块毛玻璃，透出灯光，好像里面有人，却始终未见走出。厅里还有一个老妇，是她家的亲友？她们一同把我让到桌边坐下，然后同我说话。她们不知为什么一律都把声音压得很低，还向我凑得很近。这样，她们的脸就在我眼睛里放得很大，并且走形，就有些类似铜勺凸起的一面上映出的人脸，两头尖，中间鼓。她们说的多是她家女儿的身体状况，如何不适宜在乡间生活。因这时节流传着谣言，说我们这一批中学生再不会回城，很快就要迁走户口。她们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怖，那一扇亮着灯光的玻璃门也有些可怖。再有，房间里壅塞着一种气味，像是洇透了烟火油酱的木器的气味，来自我身椅的木桌，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