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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黑暗中呻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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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神女》片头的字幕这样写着：“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旋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示了伟大的人格。”这起头的话是点题，也是导演吴永刚的姿态，在一幅贯穿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母亲哺乳婴儿的浮雕画的衬托下，静静地讲述了一个低贱而高贵的从“神女”到“女神”的故事。
阮玲玉扮演一个夜上海街头的暗娼，她全部的生活渴望就是让儿子小宝长大成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每天晚上，她看着儿子入睡，然后穿起紧身旗袍在街头揽客。在一次躲避夜巡的警察时，误入一黑社会老大家中，从此被其霸占。老大整天吃喝嫖赌，不仅占有她的身子，还要搜刮她的卖身钱。为摆脱流氓的纠缠勒索，她本决意搬走，靠典当度日，无奈老大以小宝相要挟，而她又难以找到体面职业，只得委曲求全。转眼，小宝到了上学年龄，她拿出多年积蓄，送孩子上学，希望他能过上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现实对于这个乖巧好学的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同学的家长得知小宝母亲的身份后联名写信向校长抗议。在校长家访时，她乞求老校长：“……我不要脸地活着，都为的是这孩子……他就是我的命。” 老校长被她的真诚所感动，决定继续保留小宝读书的权利。然而，好景不长，老大偷走了她藏在墙洞中的全部血汗钱去赌场豪赌，而学校董事会集体反对将小宝继续留在学校中，老校长愤而提出辞呈，小宝也被勒令退学。在悲愤至极中，走投无路的她冲到赌场，要流氓老大还钱，老大支吾不还，她用酒瓶砸向老大的头，结果，她以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最早看到阮玲玉的照片，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本电影杂志上，是迎光的侧影。她清纯而甜美地笑着，眼角眉梢都透着媚，照片下方有她赠给吴永刚的题字，字迹娟秀脱俗。《神女》是我第一次看阮玲玉的电影，她的风尘感真是浑身渗透，她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表现，举手投足处处有戏，在她面前，今天的无数大明星黯然失色。这个天才的演员最后竟因桃色谣言而自尽，想想，令人唏嘘不已。
看《神女》时，我特别注意到它的摄制时间—1934年，就是说比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魂断蓝桥》早了六年。过去，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魂断蓝桥》叙述语言的高超，为了不破坏女主角的形象，将表现妓女拉客的细节只淡化成一个眼神且让嫖客置身画外。而在《神女》中，吴永刚三次表现妓女拉客都极为含蓄淡雅，且次次富有变化和新意，一次通过与嫖客之间交换眼色来暗示，一次是俯拍的特写（画面上只见女主角和嫖客的两双脚，由对立而转为并排走到一起），最后一次更简洁，大全景别的垂直方向的俯拍—路灯下两个人一起离开。早在1934年的默片时代，吴永刚就在表现妓女生活的影片里有如此独到的视角和干净的表达，令人叹服。我甚至想到，2000年曾风靡世界的丹麦巨片《黑暗中的舞者》可能都是受了《神女》的影响，除了女主角职业有异，整部影片的结构、人物关系以及结局的震撼性都有些相近。
当然，叙述手段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表现妓女生活的影片，却是将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塑造成一个铅华洗尽，本色高贵的女神。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品行善良的女子，她虽靠卖笑为生，却疾恶向善，追求着与他人平等的生活。影片表达的是一个“非人”的“神女”想为“人”而不能的苦痛。导演通过老校长在董事会上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立场：“她是一个私娼，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她是有独立的人格的，她的孩子也是有独立的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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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与“女神”（2）
我觉得，影片中两段道白的细节让这个“神女”变成了“女神”，一是她为孩子的上学权利对校长的慷慨陈词；还有就是影片最后，赋闲的老校长来监狱探望，答应帮她教养她惟一的亲人小宝。而她最后的叮嘱是，请求老校长千万不要告诉孩子母亲是谁，等他长大以后，就说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她不愿自己的孩子再承担母亲的耻辱，她宁愿在孤苦中度过余生，只期盼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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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与富有
多年前，我初到深圳，曾在一家文化公司谋生，有一次，公司领导层的某位女强人说到那些风尘女子，竟说：“她们倒好，又舒服又赚钱！” 颇有对自己终日辛劳的愤愤与不平。其实，这种愤愤与不平至今仍代表着不少人的情绪和观点。
近年以来，在新中国曾经近于绝迹的妓女又死灰复燃。有人认为这是追逐富裕道路上的必然结果，有专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阐述了“职业环境差异”的说法。研究者称女性所能够从事的职业，对于她们会不会成为妓女，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研究者举例说，美国1888年的调查发现：在有过工作又当妓女的人中，是原来的服务行业女工，是工厂女工，是小商贩，只有是电话员之类的白领女工。1914年的调查又发现：90％以上的妓女来自零散工和半熟练工人的家庭，她们自己50％以上当过服务女工，其余人原来的工作也都非常不受社会赏识。
沦落风尘的女子多曾从事过服务行业工作，多多少少为陌生人服务的经历成为她们最早的职业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作过关于风尘女子的专题采访。我发现，从事风尘职业的女子大多是服务行业的女工、进城打工一段时间姿色较好而收入菲薄的农村女子。她们因不满父母的工作或自己原有工作，而走进风尘。
妓女受到最大的盘剥往往来自于黑社会或老鸨，若是一些自由的“风尘”，她们的收入往往还是很可观的。一些女子之所以走进风尘，最大的诱惑是颇为丰厚的收益，妓女比一般女性工作者的收入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研究者发现：卖淫的单位时间收入，比女性所能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多。据说，在古希腊时代，吻一下一个名妓，收费五十个金币，过一夜收费二百个金币。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妓女卖淫一次的收入，等于高级女仆（当时收入最高的女人）十年的工资。即使在妓女大增的19世纪的欧洲，妓女卖淫一次也等于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除了直接的收入，风尘女子相对奢侈的生活，对不少底层女子也是一种诱惑。
1992年夏，我在广东惠州地区采访，在一个新兴的汽车小镇听说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十八岁打工妹的故事。她原是流水线的一个装配工，后放弃车间而投身风尘，仅半年就赚了她十八年打工才能达到的收入总合。她很快洗去风尘，回老家自开工厂去了。据说，她在老家办厂一年后，曾经“风尘”的经历被人揭破，在新交男友和当地的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下，被绑票勒索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在对待风尘女子的姿态上，人性中诸多的善与恶展现得特别集中、全面和赤裸。即使她们早已远离了“风尘”，仍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善待。在日本电影《望乡》中，从良回到故乡的阿崎婆仍受到乡亲乃至家人的歧视，又被迫有家难回地漂泊南洋。影片最后，年老的阿崎婆的凄苦悲鸣真是撕心裂肺。人们歧视甚至仇视妓女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道德家觉得她们是社会的渣滓和毒瘤，更多的人把她们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不论是现实中还是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变态的杀手以杀风尘女子为乐。她们得到再多的财富，也难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因此，妓女不仅是身体上的高危职业，也是生命安全上的高危职业。
“色即是空”、“钱财终归是过眼烟云”在风尘女子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正像法国影片《妓女网》里的一个妓女的悲怆叫喊：“我拥有所有的男人，却没一个人爱我。我曾经很有钱，但最终一无所有！”
拿刀还是拿别的
当时，从良妓女阿部定在吉田餐馆做女佣，因不堪女主人的挑剔指责，抄起菜刀要给老板娘点颜色看看。正剑拔弩张之际，风流倜傥的老板吉藏手执梅花进得门来，他一把抓住阿部定持刀的手，看着那张虽愤怒仍不失娇艳的脸，一语双关地说：“这么漂亮的手不能拿刀，而应拿别的东西……”
拿什么别的东西呢？看到后来自然明白。
这是大岛渚的著名影片《感官王国》，大岛渚不愧是大师级导演，他让男女主角初见时便说了这句颇富韵味的话，也为整部影片奠定了探索性爱与暴力的既平和又残酷的叙事格调。跟下来的故事，就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吉藏和阿部定这对主仆男女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寻欢作乐，正如吉藏在一次从厕所回来后所说：“我的家伙只有在小便时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笑话归笑话，爱还是做的好，刚刚说完，两人又在走廊里颠鸾倒凤地干起来。就这样，这对性爱至上的人，变换各种花样尽享本能的男欢女爱。直到吉藏在疯狂的做爱中被阿部定用腰带勒死，沉迷在性中的阿部定即使死也不愿与心爱的宝贝分开，她用利刃割下吉藏的阳具，并蘸着血写下“阿部定和吉藏永远不分离”。
这样癫狂的故事哪个国家都可能有，但把它拍成电影的却只有日本（而且，这个根据1936年发生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影片拍摄了不只一次，田中登曾在此前拍过《实录阿部定》）。表现这样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色情的场面，但《感官王国》绝对不是一部简单的色情片，它通过人物对色情的追求，表现了人在无边的性欲面前的沉湎与无奈。阿部定的无意“杀人”和吉藏的无意被杀，都像是有理想的人的一种奉献，凸现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状态。所以，在日本，吉藏是被作为喜剧人物来看待的。导演深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因此，这部影片被称为是写在银幕上的性心理分析报告，而且报告得如此有声有色，如此耐人寻味。
顺便说一句，大岛渚是我最敬重的日本导演之一，他是刻画人的极端状态（疯狂与残暴）的高手，且表现得十分冷静（北野武式“暴力美学”承袭的就是大岛渚）。除了《感官王国》，我还喜欢他的《爱的亡灵》、《绞刑》、《御法度》等。
我不想更多地介绍《感官王国》和大岛渚，之所以说起《感官王国》，是因为有天晚上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里，我看到一个“老没正形”的登徒子肉麻地捧着一个坐台小姐的手在说：“这么漂亮的手会干什么？”他色迷迷地抚摩着那双“漂亮的手”，反复问着同一问题。那个靠出卖色相赚钱的小姐点着那登徒子的鼻子，开玩笑说：“拿刀杀您……”
这使我想起了吉藏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么漂亮的手不能拿刀，而应拿别的东西……”
当然，美人的纤纤玉手肯定是不应拿刀的，那么该拿什么“别的东西”？按照吉藏的意思自然是该拿男人的“那话儿”的，这就是情色法眼中的美人手中的该有之物，似乎也该是所有美人掌握自己命运归宿的法宝。事实上，古今多少美人就是在刀和“那话儿”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
所有著名的风尘女子都是拿“那话儿”的，她们上演了无数“任人轻薄”最后“红颜薄命”的悲剧（好嫖的文人骚客喜欢吟诵她们的大情大义，而在生活里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婊子无情，戏子无意”），只有极少数的如李师师、小凤仙、赛金花、潘玉良之类的风尘女子通过拿“那话儿”进而拿住了英雄的心，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拿刀，却通过拿住男人，完成了用刀剑改变世界的结果。
我曾多次去绍兴，每每经过鉴湖女侠秋瑾的故居都有些疑惑，不知秋瑾为何放弃了女人的根本？她和同乡鲁迅差不多算邻居，却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按说，她也应算美人之列，却为何不满足于做个温良恭俭让的贤妻？似是而非的答案是：秋瑾见识过外面的广阔世界，便无心再囚禁在自己的闺院。她选择了拿刀，想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黑暗中国杀出一片光明来。不知为何，每当想到秋瑾，我都禁不住想到与其完全不相干的一个美国美人—梦露。我非常喜欢梦露，她几乎什么都不选择，以自己无敌的性感，让无数的男人迷失。她的银幕形象环球风靡，由此，她成了全世界男人梦寐以求的性感偶像。遗憾的是，秋瑾和梦露，两种迥然不同的美人，其下场都很悲惨，都以被杀而告终（梦露之死虽另有说法，实际也是被杀），她们共同的悲剧原因是介入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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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最讨厌女人介入政治，认为政治的肮脏会让水做的女人成为非人。“漂亮的手”一旦沾了“这一口”就无法再洗得干净。对女人而言，政治和爱情的宝剑其实都是双刃的，它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必会刺伤自己。像阿部定一样手中只有男人的“那话儿”，“那话儿”也终成为双刃剑样的东西，它的危险与刀是等同的，它会使人变成感官的奴隶，为感官而疯狂。
那么，漂亮的手不拿刀该拿什么呢？这个问题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一样难以回答。
我以为，她们什么都不应该拿。女人是感性的，她手中拿的不应是具体的刀或者“那话儿”，而应是一种看不见的温柔，如果说是刀的话，就是温柔一刀。即使是风尘女子，只要掌握了这温柔之刀，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她们不能战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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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蔑与尊重
中国的风月场中有句俗话，叫做“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讲的是在性的刺激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三种情境里，落脚点是最后，讲述的实际是一种审美规律，就是最大的诱惑是见到而得不到。妻妾和私下心想的都有了，独独没有提到嫖，可见嫖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纵情，没有顾虑又唾手可得，便不在“审美”的范畴。其实，不管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假想中，男人生命里是有着三种女人的：妻子、情人和一夜风流的风尘女子。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塑造了一个患得患失的振保：“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因了张爱玲的奇思妙想，也因了后来香港导演关锦鹏的电影演绎，“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成了经典的“对影成三人”的象征。其实，振保的生命里不仅是有两个女人，甚至他的第一次女人的经历都既不是“红玫瑰”也不是“白玫瑰”，而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但他没有把那风尘女子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那是他临时解决饥渴的快餐。张爱玲深谙男人心理，她通过振保对不同类型女人的心态，表现了人性的简单和复杂。振保曾经拥有过巴黎的妓女、玫瑰、娇蕊、烟鹂等各种姿色的女人，他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和妓女比起来，“红玫瑰”与“白玫瑰”都是劳神又劳心，因此，当他厌倦了乏味的婚姻，就重新转向了那些街头的风尘女子，当然，风尘女子从不在他心中占有位置。关于女子的贵贱，振保心中有着明确的分野：正经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与不正经女人（妓女）是要区分对待的，不可以和正经女人恣意寻欢，却可以和不正经女人忘我纵情。人都顾着一份所谓的尊严，而那尊严只是做给正经女人看的。
风尘女子（妓女）因为和太多的男人有过肉体交合，似乎就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哪怕是嫖客也极为蔑视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是她们的宿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少电影表现了她们试图从一而终最后不能的悲惨命运。比如费里尼的《卡比莉亚之夜》，一个心地单纯、充满憧憬的年轻妓女努力想进入单纯的生活，但最后竟差点被那负心的嫖客推下悬崖，她只能在孤苦和凄惶中遁入无边的黑夜。
帕特里斯·勒孔特，是我十分关注的法国导演（他的《理发师的情人》、《圣皮埃尔的寡妇》和《火车上的男人》都是我喜爱的电影）。他在影片《浮色年华》（Rue des Plaisirs）中沉静地表达了对风尘女子尊严的呵护。影片通过几个在夜晚的街头等待接客的妓女之口来讲述故事，塑造了一个热爱妓女的独特人物—小路易。小路易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妓院里长大，他以自己的温柔之心关爱着所有的妓女，他成了妓女们的专业美容师和保护者。在众多女人中，他最深爱的是一个叫马丽安的妓女。这种爱不是肉体的情色之爱，或不只是情色，而是接近于亲情之爱，像父女、兄妹之爱。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他矢志不渝，直到马丽安找到了自己热恋的情人并被情人的敌手杀害，小路易始终忠贞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影片中表现少年的小路易成长为一个壮汉的转折颇为简洁出彩：少年的小路易正为一个妓女梳头，有人喊他，他转头去看墙上的穿衣镜，镜子里有个成年的男人也正朝他张望，那个张望的男人就是长大后的小路易。
我以为，《浮色年华》的名字颇具禅意，小路易对妓女们的爱已经博大到精深的地步，在这“浮色年华”的背后，是男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群落一往情深的爱，这种深爱也获得了众妓女们同样的回应。影片最后，几个街头妓女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完了小路易的故事，那崇敬与柔情就像宫女们在谈论皇帝。夜已深了，仍然没有客人来，她们转身结伴朝回家的路走去，落寞的身影消失在幽深的夜色里。
尊重妓女，其实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规则。在影片《未被饶恕》的结尾，老牛仔伊斯特伍德骑马挎枪走过黑暗的小镇，他对着空旷的雨夜威胁说：如果再有人不尊重妓女，他会回来照旧杀无赦。伊斯特伍德的宣言里，闪烁着人人平等的光辉。当我写这些文字时，报纸报道了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的一番惊世之言，奈保尔坦承，由于忙于工作，他无暇去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他只有常常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他说：“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他说他最要感谢的是妓女，“因为在我最孤寂和需要的时候，她们给了我最无私的安慰”。
我赞赏奈保尔的真率，但他对待妓女仍只局限在肉体满足的简单行为中，也只是身交，而未至心交的境界。事实上，我更佩服的是那些最终与曾经的妓女白头偕老的人，比如蔡锷将军、潘玉良的丈夫等等，我想，他们才真正是超越了世俗，“脱离了低级趣味”。
自愿与被迫（1）
基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三色”之《蓝》中，出现了几句关于妓女职业的对话，女主角朱丽叶问她的邻居—一位从不穿内裤的年轻妓女，为何要操皮肉生涯，那妓女简洁而由衷地回答：“我喜欢。”
19世纪的不少小说中，写到妓女之所以操皮肉生涯多将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或者因被轻薄男子始乱终弃而报复某个男人或者所有男人。比如，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里，将女主角沦落成妓女的直接诱因归结为遭受了贵族男子的强奸，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无耻男人强奸或诱奸底层的女性才迫使她们去卖淫。后来，有学者发现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成见，有不少妓女的从业起因是为了建立实用的社会关系，比如从下层阶级爬入上流社会等等。再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无论动机如何，妓女大多是自愿从事的，而且往往把其当做一个比一般职业要轻松的职业。据德国人爱德华·博克斯编著的《欧洲风化史》中说，1920年调查欧洲的入狱的妓女，发现其中42％的人坚持说，当妓女完全是自己主动自愿的选择。
就像有千奇百怪的爱情一样，妓女的生活起因也是千奇百怪的，被迫只是其中的渊源之一。老辈人为了一种道德需求，更愿意相信那些妓女是水深火热的生活所迫。陈果的《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都是当代妓女题材的上乘之作。在陈果的影像里，不管是明是暗，那些风尘女子虽有弱势群体的无奈成分，但更多的是把这种行当视为一种简洁省力的生财之道。陈果的成功并不艰深，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表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
对妓女生活的好奇甚至渴望尝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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