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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品少帅-第2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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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与一种跟险峻的四川盆地很难说没有关系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态”有关。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
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德不在险” 。广义地讲，德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积极进取，险可代表其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兴盛强大。四川天府之国，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这本是据蜀者可以凭恃的有利条件，但历代据蜀者几乎一无例外地未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
公孙述据蜀，惑于图谶，帝制自为，却“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摆皇帝派头，“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他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况，以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也是大摆礼仪。马援当时即对其随行者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归报魄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史载公孙述“又立其两子为王。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惟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本来公孙述初起事时，“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川外那些失败的豪杰也纷纷投奔公孙述，但公孙述的这种作派搞得他外则被群雄所孤立，内则为士庶所离心，所以刘秀在削平东方群雄之后，举兵临蜀，蜀便不能幸免于灭亡的命运。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刘备本以匡扶汉室为号召，与汉室的关系是他的政治资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谋称汉中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为号召，力图摆脱偏霸局面；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但以刘禅之昏庸，姜维最后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祸。
公孙述和刘备在历代据蜀者中还算是较有作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人了。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顾祖禹对此总结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其次，在四川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与四川本土势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内部的力量。
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跟古代四川的民风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汉书》地理志载，四川“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Ying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隋书》地理志也记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风：“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汉书》和《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少可以代表东汉和唐朝时期对四川民风的一种总结性描述，从这些描述中似可一窥蜀人不乐仕、不热心政治的性格。
当然，蜀人不乐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关。宋人郭允蹈曾论及对蜀人的这种排抑政策：“自晋永和而元温始平李氏，讫梁承圣而蜀乃尽入于周，跨历四代，咸抚而有。虽苻坚之侵陷，焦纵之盗窃，声教暂阻而旋即讨平，其职贡于江东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显者，岂果无人！当两汉之际，蜀人文章节义足以冠冕海内、柱石帝京，夫岂足用于两汉而无用于晋宋齐梁者，失在于不能招徕也。”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原王朝尚能奖掖蜀人外（如西晋灭蜀之后为招徕吴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东南政权为确保上游之势，对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轻于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历代据蜀者中，除割据时间很短的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蜀者并非蜀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与四川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每逢动荡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流民，涌入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流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身于异地他乡，内部也比较团结。这些流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出兵后，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欲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种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子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乱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刘焉入川时，适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强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这次叛乱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马超为凉州人。刘备入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纳益州士人参入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巴氐人，东汉末迁于略阳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阳、天水等六郡百姓数万家流离迁徙，就食汉中、巴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流民的涌入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处置流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种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流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流民拥戴，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食。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流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子李雄等领导流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乱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乱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物。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乱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毛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巴西人侯晖等遂谋作乱，强胁巴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毛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毛氏之间矛盾，担心毛修之入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深。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
至于其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历代割据者中，公孙述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谋士对于蜀地经营的策划也基本上成了后来据蜀者的一种模式。
王莽代汉自立，绿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杰亦纷纷起兵。时扶风茂陵人公孙述为导江卒正（王莽时多改地名官名，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对公孙述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建议公孙述称帝。公孙述遂自立为天子，并置文武百官，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汉中；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这期间，东方群雄混战正激烈，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此前在汉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关中起兵的吕鲔都于此时投奔公孙述，公孙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以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以取荆州，但都被东汉击还。此时，东汉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刘秀大致削平东方群雄，将图陇、蜀。这年，陇西隗嚣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部下荆邯见东方将平，建议公孙述说：“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述遂停出兵之议。次年，隗嚣败亡，蜀中震恐。公孙述这才按荆邯的建议采取行动，遣魄嚣部将王元与领军环安引兵上陇，拒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外部环境已很不利，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因而蜀军的行动没有取得荆邯所预期的效果。
东汉建武十一年，刘秀遣岑彭率荆州诸军从东道由荆门西进；遣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道钳击，会攻成都。东路岑彭军强攻荆门，经过苦战，攻拔荆门，并长驱入江关。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重庆）。北路汉军则因公孙述派刺客暗杀来歙而止。刘秀又陆续遣吴汉、刘尚率军增援岑彭。岑彭进至江州，留军一部围困江州，自引大军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遂重点防御东路汉军。岑彭留臧宫率军一部在垫江一带与蜀军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长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宫所部也击溃蜀军，进抵平阳（今绵竹），从北面直压成都。这时，公孙述又派刺客刺杀了岑彭。吴汉受命指挥作战。这年十一月，臧宫与吴汉会师于成都。城下一战，公孙述重伤身亡，蜀地遂平。
李熊对公孙述所建议的“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是为公孙述起兵的第一阶段的事，即完成割据，这一点公孙述做到了；至于第二阶段，“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则是要谋求向外扩张，出兵的时机是“见利”。设使公孙述能及早就北与隗嚣连衡，东面结好秦丰，那么趁东汉尚未在关中和荆州站稳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而发展到争雄天下的阶段。但公孙述大举发兵向外攻略时，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为双方所共，故公孙述所遣北上攻关中之军每为冯异等击还，东出攻荆州之军每为岑彭等击还。公孙述采用荆邯的建议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种较好的防守态势。
由此可见，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此时周晔正是看明白此点，又深知如今蜀中危局，正是出兵霸占的好时机。一旦占据蜀中，则与关中的关河四塞连成一片，真正是进可攻退可守。
周晔大军一路攻克兴元、利州、巴州，尽占蜀北之地，而后两军会师南下进攻梓州。一旦梓州被克，则成都指日可待！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61章 云逸的左勾拳
冷兵器时代的冬天，并不适合战争。然而正是这个不适合战争的冬天，南征的北疆军却打出了一场质量极高的战争。
腊月初三，云逸率大军离开云铮的帅旗，一路东略，以短短十天时间，从孟津杀到济南，一天时间攻破济南，继而分兵略地，在区区半个月的时间内肃清山东境内两百人以上的伪朝正规军队，伪朝官员九成九就地选择投诚——因为云家代表的林曦是手持玉玺的天子。
于是，腊月二十七，云逸宣布山东已被全境占领。
但此时，他并不急于回事河南，与少帅云铮一起攻破虎牢关。因为少帅已经给他传来最新命令，让他领兵南下，攻略黄淮，至于虎牢关，已有林坚作为内应，指日可破。
从青龙教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必定是打定了主意要跟北疆云家军南北对峙了。云铮岂能让这个想法获得成功？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纵观历史，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故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但眼下，青龙教既无江淮，又无江汉。反而云铮早已看出问题的关键，宁可不要云逸十万大军回援虎牢关，也要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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