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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移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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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想吗？”
“我从来都这样想。你以为我用小本子整杜一鸣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在作恶。这是我实现自我的惟一方式。你现在也别以为我不作恶了。我以前是魔鬼，现在仍然是魔鬼……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来把我宰了？为什么？”
苏北看着李天佐，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三种导致攻击性的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荣誉……正是荣誉会使人为一些区区小事，如一句话、一个微笑、一种不同的意见和任何其他使人感觉受到贬抑的信号———不论直接涉及本人还是涉及他的家族、朋友、他所属的民族、他的职业，甚至于他的名字———都会导致人变得富有攻击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这样说———苏北就是这样看李天佐的。
苏北这种极为理性的看法，仅仅出现在他的《札记》上，但是，李天佐仍然从他的目光中读到了与别人不同的内容。这也是他愿意在苏北面前自嘲为魔鬼的原因。
杜一鸣住的地方实际上离苏北不远，只隔着两个胡同。
这片老城区已经列入拆迁范围，胡同里到处都用白石灰写着巨大的“拆”字。尽管不断有专家和民众呼吁保护老城区，也不能阻止与权力结合的资本不断扩张，这个不辨其貌的怪物就像古代传说中的饕餮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今天吞食这里，明天吞食那里，总有一天会把整个世界吞食掉。
杜一鸣住的也是一个大杂院，一间正房，虽然逼仄一些，但阳光灿烂。窗台上一盆君子兰肥厚的叶片绿油油。陈设极为简单，巨大的双人床之外挤满了普通人家过日子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种饭菜的味道。墙上挂着一本挂历，几个外国美女正在海滩上搔首弄姿。从一切方面都看不出这是杜一鸣的住所。
杜一鸣回来以后，他爱人本来想在家陪他，建筑工地工头说，现在不能请假，她就不敢再说，已经干半年了，还没拿到一块钱工钱，怕闹僵了将来事情更不好办。杜一鸣的儿子杜放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跟随偶然结识的一个朋友来到石家庄，在一个居民小区开了一家有三张桌子的小吃店，卖油条、火烧、包子之类，生意还不错，每个月都给家寄回几百块钱来。杜放也没回来，只有杜一鸣一个人在家。
苏北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全体员工合影中看到过杜一鸣。照片上的杜一鸣坐在夏乃尊旁边，西装革履，很有气度。他面目清秀，神采奕奕，薄薄的嘴唇，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睛有一种坚毅的神情。和照片相比，眼前这个人完全变成老人了。他长着一尺多长的花白胡子，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窝在圈椅里，活像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他现在必须借助拐杖才能够站起来。
“我知道你，”出乎意料，杜一鸣嗓音尖细，“我知道你调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了。我从你的作品推断你。”他没有说怎样推断，却说到苏北几段重要经历，说到某部作品，这也就等于推断了苏北。谈话很快就进入到毫无间隙的状态。
“……这代人已经没有你们那个时候的激情了。”苏北说，“所有人都被生存和物欲折磨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精神乞丐……”
“时代不对人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你不必为这些人在生活中所谋所求忧虑。”
“我只是感到痛苦。我总觉得在做不想做的事，每天都在做我不想做的事。”
“你不是仍然在写小说吗？”
“是的，我在写。”
“这不很好吗？作家只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用笔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是的，”苏北说，他停下来，思虑要不要把写小说的痛苦讲出来。“我会说出我的看法。但是，老杜，你知道吗？我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怜悯和愤怒，我在追求精神生活的同时，还不断被生存的渴望煎熬，有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是真正的自己，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正在把自己流放，我的精神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如果你不能反抗生活给你的沉重，你就不要反抗。”
“我不是要反抗，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反抗的。我只想保存一块属于我的领地……”
“归根结底你还是把自己看成能够和生活抗衡的力量。苏北，你从来不是这样的力量。我不主张你去抗衡。你做你能做的。我知道，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你会完全看不到光亮。”
“我看不到光亮。”
“你上网吗？”
“不，我不。”
“为什么？”
“网上有光亮吗？”
杜一鸣笑了，说：“我不能对你说那里有光亮，但是我能够对你说，在目前，那里有可能透出光亮。”杜一鸣打开抽屉，拿出几页复印文稿，递给苏北。“我知道你倦于在堕落的作家中间周旋，你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狭小，这对于你是很严重的事情。你还是应当回到人群中去，不要这样将自己封闭。我想，人最重要的品格应当是爱，爱人，爱一切人，包括你的敌人。我们通常说的敌人真的是敌人吗？你要是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你会发现他们有做那样的事情的理由。真正的敌人是使人们做那样的事情的原因。这原因不难找到，苏北，你就可以找到。这几页东西，是另外一些人找到的，我想你会赞同。精神的饥渴只能用精神来解救，你现在需要这样的东西。”
苏北翻看那几页纸，承认他离这个世界有些太远了。
杜一鸣问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情况，苏北尽可能把他了解到的东西说了说，杜一鸣似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杜一鸣不述说自己，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去了哪里，他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生活。他回到这个让他激愤也让他欢乐让他痛苦的城市，就像回到了他开始生活的地方，他只能回到这个地方。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抱怨什么人，他也不对什么人心存感激。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一个特定的角色，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有的则是社会对他们的规定，不管他们怎样得到自己的位置，他们都会认认真真把角色演好……”杜一鸣说到一些苏北不知道的事情，完全是旁观者的角度，就像在谈论一部精彩的小说。
苏北感觉到杜一鸣还有其他了解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信息通道。
“……吴运韬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单位。权力的完全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过他很快就得到这些条件了。”
“什么条件？”
“为所欲为的条件，一个人说了算的条件。”
“现在他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杜一鸣缓缓地摇着头，“不，现在还远远不是，还远远不是他期望的那种局面……按照政客攫取权力的一般步骤，他应当动领导班子了……”
这句话就像谶语。
苏北说到最近和李天佐的谈话。
杜一鸣长叹一口气，并不原谅李天佐，说：“恶在痛苦的时候还不是善。”
他没有说恶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成为善，但是他说到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恶横行的生活中，美很羸弱，得认真寻找才能发现它。
“你为什么不尝试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写成小说呢？”杜一鸣笑着说。
“你认为它是一部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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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小说。一部很好的小说。”杜一鸣想到了往事，“过去我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时我不知道它是一部小说，现在我成了旁观者，我看出它是一部小说……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也许后面会有更精彩的情节……”
苏北也笑了，说：“可能。”
这场内容广泛的谈话一下子把苏北和杜一鸣联系在了一起。
苏北把杜一鸣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交谈的朋友之一。杜一鸣了解的社会信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竟然如此广博深刻，苏北感到吃惊。从此以后苏北就经常来看杜一鸣，经常相互交换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经常就一些互相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杜一鸣，他又结识了罗伯特·罗森。
第一次接触，苏北就对罗伯特·罗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在三里屯一个环境优雅的酒吧，在座的除了杜一鸣以外，还有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美国法律的小伙子。苏北是最后到的，刚好听到罗伯特？罗森讲述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故事———三十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恩·英格兰与他的兄弟拉斯·英格兰打赌，说他能攒一百万枚一美分的硬币。罗恩真的这样干了，三十年以后，他位于洛杉矶郊区格拉纳达希尔斯住宅的车库里堆了重达将近四吨的硬币。但是如何处理这些硬币成了问题———美国造币厂、货币监理官、集币者以及当地银行，都对将这堆“收藏品”兑成现金不感兴趣，他们表示至少不收费是不干的。
现年六十岁的罗恩沮丧地对《洛杉矶日报》说：“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设法处理这些硬币。确实很麻烦，没有人愿意无偿接受它们。”
“更糟的还在后面，”罗森看着大家，笑吟吟地说，“罗恩仍在等待他的兄弟拉斯兑现三十年前的承诺———如果他攒够了一百万枚硬币，兄弟两人就到巴黎吃一顿法式大餐。可是，最近拉斯却这样回答了《洛杉矾日报》记者的提问：”我不记得打过这个赌。我还要兑现吗？我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那天整个谈话都像这个笑话这样轻松。
苏北愿意和罗伯特·罗森交往，很大程度上出于好奇心理，他想了解美国人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感到幸福，是不是感到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罗伯特·罗森想向对方了解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就像初次见面那样，罗森留给苏北的印象真诚而坦率，有幽默感，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世界很清纯，一切肮脏都被过滤在了精神生活之外，你会觉得和鄙琐的东西拉开了距离。虽然话题不可避免要触及肮脏，但是你已经成了客观描述它的旁观者，你觉得自己的灵魂圣洁脱俗，就像沐着春雨。这种奇妙的感觉会对人产生很大的魔力。
这种对于精神层面问题的沟通，使苏北感觉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进行交流的人。他还从来没向任何人如此坦率地述说自己，他在述说自己中重温了自己。他突然发现，多年来他都像是一叶漂移着的浮萍，现在也是如此。这正是罗伯特·罗森想深入了解的地方。于是，在苏北和罗森之间，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接触。
为此，苏北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褚立炀的视野。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成为问题。生活之河平缓地流淌，虽然有一些漩涡，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澜，像过去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一样。
吴运韬把为卢荻写作报告文学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他甚至放弃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专门守在家里等金超拿出第一稿。
让金超写第一稿的建议是苏北提出来的。苏北说：“我看还是让金超写第一稿，好就好，我就不再插手了；要是不好，我再接过来也不迟……”
吴运韬把金超叫到办公室，说：“那就由你来写第一稿。”
金超早就感觉到了吴运韬在写作这本书上对苏北的厚望，从Q省回来，他就以为没有他什么事情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较为消极，除了写作小组开会，没单独和吴运韬就写作问题交换过意见。这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在单位很少和人交谈，遇到不得不说的事情，态度不冷静；他在家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用收拾屋子发泄心中的郁闷。纪小佩早已经习惯金超的性格，蜷在沙发上，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着，俨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金超对吴运韬表示说：“我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
金超这时候已经接受了苏北关于本书体裁和结构的设想。
吴运韬心里很清楚，金超很有可能写不出或者写不好。金超说需要三个月时间，他说：“两个月吧！我们后边还有很多事情。”
金超安顿好了编辑室工作，就住到蓟城饭店去了。
这正好是不回家的理由。
最近一段时间，金超和纪小佩处在“冷和平”状态，彼此没有冲突，说话和声细语，相处客客气气，但是两颗心都冷漠着，离得像恒星之间一样遥远。
纪小佩已经不再对她和金超的感情危机做任何挽救的努力。换一句话说，她现在的精神生活不在家庭，她非常偶然地开启了一扇大门。
方伯舒教授患感冒，一个叫周肇基的博士生同学邀请她一道去看望方教授。
周肇基理论造诣很高，是北京思想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对于历史著作的独特解读，使得他总是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散见在报刊上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听说一家出版社正在印制周肇基这些作品结成的文集，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看到书出来。周肇基的思想成为纪小佩的精神引导，她好像比作者本人更期待看到周肇基的作品集。
实际上纪小佩和周肇基没有多少来往，虽然他们作为方伯舒教授的学生有密切来往的条件。纪小佩对于她敬佩的人总是习惯性地保持能够进行欣赏的距离。她觉得这样更好。第一次和周肇基在一个场合讨论，纪小佩还记得，他们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代文学。纪小佩印象深刻：周肇基对当代文学持强烈谴责态度，他猛烈抨击“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作家、理论家的平庸和堕落，他无法容忍文学和现实生活的严重背离，无法容忍文学像娼妓一样向权力和金钱出卖肉体和灵魂，强调文学家要具备独立思索的品格，肩负起维护社会良知的道义责任……纪小佩佩服周肇基的才华，但是，她又隐隐地为他担心，害怕他因为深刻和直率招致祸端。
纪小佩问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她曾经和纪南谈到周肇基。纪南认为周肇基“不可多得”，但是又认为这个人在政治层面“稚嫩”，纪南说：“政治是一个过程。这个人显然对以往缺乏直接体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过程的严酷性。”他认为周肇基不久就会知道，就会收敛锋芒。从历史到今天，几乎所有人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周肇基不会是例外。
纪小佩完全没想到周肇基会主动邀请她一同去看望方伯舒教授。
方伯舒教授的家在中国文化大学宿舍区，一套三居室楼宅。纪小佩和周肇基来时，客厅里已经有一位拄拐的来访者，这人是杜一鸣。
周肇基和杜一鸣竟然是认识的。周肇基在向他介绍纪小佩的时候，只简单说她是方伯舒教授的学生。杜一鸣不知道纪小佩是金超的妻子，也不知道她是纪南的女儿，但是纪小佩知道他。
纪小佩坐下来，杜一鸣正在谈关于权力制约的问题，他认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造成目前社会状况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够制约权力，那么，权力将会极为野蛮地扩张为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它会吃掉土地、资源、银行资产，吃掉能够搞到手的任何东西，同时，它也会吃掉社会良知，破坏掉社会和谐，使社会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
纪小佩对这些问题考虑很少，所以杜一鸣的话没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
仍然是周肇基吸引着她。
周肇基从全球化角度谈中国当代文学。他认为，在未来几年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许会减弱，文学相对来说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是产生重要作品的适宜时机。现在对文学构成威胁的是逐渐形成潮流的消费文化，是文学的低俗化。他猛烈抨击了当前流行的几部所谓美女作家的恶俗之作，指出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一些重要作家也正在降低自己的文学品格。他提到胡杨，说胡杨在经历了《国色》事件以后，基本上丧失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丧失了对社会人生进行探索的勇气，走向了唯美主义……他说，固然可以把胡杨的这种转变归结为某中挤压的后果，也不能排除消费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他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出现摆动在作家当中造成影响的必然结果。
方伯舒教授因为感冒显得很虚弱，他不想或者说没有精力多谈，只简单说：“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杜一鸣说：“某些人能够容忍恶俗却不能够容忍崇高，不能容忍严肃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脱离民众，脱离生活，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纪小佩插言：“从传统上来说，我们最缺少的实际上还是人文主义的东西。我们的文化本身就缺少这个东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压抑了曾经出现过的思想成果……”她谈到“五四运动”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这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
杜一鸣眼睛明亮地看着她———杜一鸣顽固地认为漂亮的女人没有思想，刚一开始他对于房间里出现这么一个女人很不以为然，他完全没想到纪小佩还能够进入交谈，并且会有这样的思想。
周肇基赞同纪小佩的意见，说：“整个社会，无论传统还是现实，缺少的都是这个东西……”他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次造成七十多人死亡的矿难，从而在思想上呼应了杜一鸣刚才的观点。
……
惟一这次偶然的谈话对纪小佩的影响非常大。
纪小佩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上，周肇基竟然不是惟一思考着的人。从此，她和周肇基一道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学者聚会。这些学者大多是体制外的漂游者，但是他们具有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世界突然在她面前开启了一个大门，这里有旖旎的风光，有奇妙的音响。她倾听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所做的精辟分析。这些分析在媒体上是见不到的，她在这里了解的历史也不是教科书上的历史。他们描述的现实正是她感同身受的现实。她第一次在现实和感觉没有断裂的情况下感知这个世界，她身心两方面都感到异常轻畅。
有一天，已经成为她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周肇基对她说：“痛苦不是因为痛苦，痛苦是因为你不能把它作为痛苦向你的灵魂言说。”
是的，每个人的痛苦是不相同的。学者痛苦于国家民族的苦难，痛苦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权力者痛苦于得不到更大的权力或者权力即将被更大的权力剥夺，下岗工人痛苦于生活得不到保障或者在和他人的对比中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农民痛苦于世代耕种的土地被无端征用而征地款又不知进了何人的腰包……这一切痛苦相对于不能对灵魂言说精神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言说———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言说你的生活处境，你不能言说你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因为所有的言说都在说明你的羸弱，说明你愧对于人的称号，说明你是一个与邪恶为伍的冷漠无情的人。
当你住了几代人的房屋被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的房地产开发商勒令限期搬出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买的假化肥、假种子造成颗粒无收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几乎一生都为之奉献的企业被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低价卖给外商，所有人都看到这些人从中拿到巨额回扣，看到他们购买豪华别墅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因为在马路边上出售袜子无缘无故被城管人员打断三根肋骨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的作品被非法书商满世界盗印，你知道政府应当负起职责而你又求告无门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看到县上的官员和小煤窑窑主一道无法无天，造成矿难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哗哗地流着眼泪亲手掩埋掉死于矿难的儿子的时候，你不能言说；你作为经济学家为政府的某项决策失误痛心疾首的时候，你不能言说；你作为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有独到思索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周肇基说得对，这些不能言说的痛苦已经不是痛苦本身，那是你灵魂的裸露，就像还没有愈合的伤口，裸露在盐水之中，你感受的全部是疼痛，是剧烈的疼痛。
当你在天安门地下通道听流浪艺人满含深情地唱《阿莲》中的“心肝宝贝”这一句，并响亮地模仿亲吻之声的时候，你应当对生命产生莫大的敬畏。人，不管地位多么卑贱，他都要爱，你应当敬畏他的这种本能和权利，敬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动物性的搂抱和缠绕……何况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何况是有思想的人的要言说思想的那种渴望？！
“敬畏，”纪小佩对自己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敬畏。”
有了敬畏，你就能够宽容，你就能够使灰暗的生活显现出光亮。
她首先让自己敬畏金超，让自己认为他有权利用任何方式安排他的生活。所以，当金超告诉她说他最近要住到蓟城饭店写东西的时候，她很认真很关切地问这问那，为他精心准备衣物和洗漱用具，好像他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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