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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样年华 作者:孙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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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傅，我错了，您说怎么惩罚我吧！”我想尽快结束与他的纠缠。
“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这样吧，把你的烟交给我，以防你日后再犯此类错误！”
“好。”我顺从地掏出烟交到老头手中。
老头接过烟说：“下不为例！”便转身离去。
我冲着老头的背影喊道：“老师傅，我这还有打火机呢，您要吗？”
“是Zippo吗？”
“不是，就是一次性的打火机。”
“那不要了，这样的打火机我今天已经没收好几个了。”
24元旦前夕，我的一辆山地自行车不翼而飞，周舟知道这件事情后伤感了好几分钟，因为这辆自行车记载了我们的欢乐时光，我曾经骑着它带着周舟穿梭于校园之中；我们曾经骑着它去新东安看电影，巧妙地躲过每个路口的警察；我曾经骑着它飞奔于北京深夜的街道，周舟坐在车后将风筝放飞得很高很高……然而，它却在我们去吃“肯德基”把它停在门外的时候，不知道被那个出手迅速的家伙打开锁后骑走了。
这辆自行车的行程已超过万里，从我上初三的时候起，它便开始每天伴我上下学。我曾经骑着它去过香山，到过密云，几次往返于朝阳和海淀，其破旧程度已无异于一堆废铁，然而它还是被某个伯乐慧眼识中，替我继续挖掘它的潜力。
我想这个伯乐一定是在新年前夕手头紧，当他正在为从什么地方可以搞点儿年货的问题大伤脑筋之时，我心爱的山地车突然闯进他的视线，他在一阵窃喜和忙碌之后，便骑上这辆原本上了锁的山地车远走高飞，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自行车丢失后，我的痛苦很快便被强烈的复仇心理所替代，我决定采用同样手段弄回一辆。根据传递原理，如果我偷了A的车后A又去偷B，B再去偷C，C再去偷D，以此类推，那么总有一天偷我车的那个人会被z将车偷去，到这时候，一个循环基本完成，最初有车的人还是有车，没有车的人还是没有，社会的正常交通秩序并不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和杨阳、齐思新先是潜入学校工厂，在黑暗中摸索到一些钳子、改锥之类的东西，然后又来到车棚，对一辆半新不旧的二六男车下了毒手。
杨阳和齐思新对做这件事情奋勇当先，容不得我出手，他们便对该车的车锁乱砸不止，拳脚相加，我看情况尚已至此，只好替他们站岗放哨，他们在被我屡次警告动静小点儿声后仍大打出手，以至于我看到车锁部位有火花在黑暗中迸射出来。
最后，杨阳拎着被砸得千疮百孔的车锁，跟在推着车的齐思新后面，两人满足地向我走来。
为表感谢，我请他二人吃了一顿饭，我们没有带上各自的女朋友，毕竟这次请客吃饭的动机并不光彩。
那顿饭花去六十八元，后来我在缸瓦市的黑车市场得知，与我偷得的这辆同一档次的自行车，在那里只需六十元。
我从这件事情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做事情不要太冲动，要三思而后行，多花了八块钱不说，还做了件偷鸡摸狗的事情，并且搭上许多人情，说了一大堆感谢他们的话。
25新千年在我偷车得逞后的几天滚滚而来，幸好我的偷车事件发生在二十世纪末，没有出现在新千年，否则当全世界人民大张旗鼓地发展经济，为新世纪做出种种构想、种种规划，穿新衣戴新帽敲大钟泡酒吧迎接新千年到来的时候，我却同杨阳、齐思新组成一个犯罪集团，目标仅是一辆价值六十块钱的自行车，这是多么与潮流不符。
我并未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体验到喜悦。1999年12月31日这天晚上，我没有等到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便睡着了，此前我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面正播放着中韩两国的中学生们摆放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全过程，数以百万块五颜六色的骨牌刹那间轰然倒下，看得我眼花缭乱。我本想合上眼皮休息一下眼睛，谁曾想竟然就这样睡着了。
第二早晨，我醒来后得知，昨晚电视中播放的多米诺骨牌推倒活动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听此消息后，我突感人类正沉浸在自我欺骗和无聊的情绪中却沾沾自喜。码放多米诺骨牌本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而承担这项任务的却是中学生，让他们从百忙的学习中抽身出来做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令人愤慨，连秦始皇修长城都知道用民工。尽管长城在庶民的抱怨声中和劳工的尸体上越修越高，越修越长，在当时看来，这的确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在人类已经登上月球的今天，长城却成了在太空中俯瞰地球时唯一可以看到的建筑，而且长城作为文明古迹，不仅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具有贡献意义，其雄浑苍劲的气魄和婉延万里的壮观景象还吸引来大量中外游客，引发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慨，在这一点上，多米诺骨牌绝对不可与之媲美。秦始皇建好长城后，并没有将它推倒，而是用它来抵御外敌入侵，保障国家安全，可那些多米诺骨牌却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码好后顷刻间墙橹灰飞烟灭，宛如一个人的拉稀，气势磅礴，不可阻挡。
由此看来，玩多米诺骨牌可以用以下这五个字来形容——吃饱了撑的！
26元旦过后，我没有带着新世纪的快乐情绪回到学校。
一天，我和周舟在教室上自习，我正在看左拉的小说《娜娜》，这是一本我于三个多月前在图书馆借的书，当时周舟在场。周舟看到我仍在看这本书便问道：“你怎么还没把这本书还了？”
“我又续借了一次。”
“那也不该在你这里这么久呀。”学校图书借阅期限为一个月，在此基础上可续借一次，限期仍是一个月，也就是说一本图书在学生手里至多保留两个月，超过此期限将按每天一毛钱交纳罚金。
“我还没看完，忘了应该哪天还。”
“不对吧，你以前对于哪天还书记得比我的生日还清楚，这次怎么会忘呢，到底怎么回事？”周舟坚持要把事情搞清楚。
“没骗你，真是忘还了。”
“瞎说，肯定另有原因。”周舟坚信事出有因。
“我把这本书买了。”面对周舟的明察秋毫我只好彻底坦白。
“买了？”周舟不相信图书馆会把书卖给我。
“我跟图书馆的老师说我把书弄丢了，赔给图书馆这本书定价三倍的钱。”我如实道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想要这本书。”
“你可以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干嘛偏偏要花上三倍的价钱买一本旧书？”
“不一样。”我把这本的定价给周舟看，封底清晰的印着：定价2。1元。“这本书我只花了6块钱便买到手，而去书店买一本新书至少需要20块钱，用20块钱我都可以在图书馆买3本书了。”
“你还买了什么书？”周舟问道。
于是我从书包中掏出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莫里哀喜剧》，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香水》，一本译林出版社的《圣经故事》。
周舟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些书说：“你这么做其它同学怎么办，他们看不到这些书了！”
“不用你替他们着急，我买的这些书都是无人问津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我翻开一本书的封面，“这本书是85年出版的，距今已有十几年，可是它除了纸张有些发黄外，根本没有被人翻过的痕迹，我把它从书架上抽出的时候，上面还蒙着一层不薄的尘土，而且，你再看这儿。”我把书翻到封底，这页贴着一张借书单，凡是借此书的同学都要将自己的学号填在上面，“这张借书单洁净无痕，也再次说明这本书的遭冷落程度。”
周舟似乎被我所列举的这些证据说服。
“与其把这本书陈列在锈迹斑斑的书架上，让岁月和空气将它的纸张变黄，使它的字迹渐渐模糊，不如让它堆放在我凌乱的床头，为我对文学的热爱尽微薄之力。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这本书如果不被我慧眼识中一生所要承受的悲哀。”我继续阐述我的行为的不合法但合理之处，希望得到周舟的理解。
“我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是不太好，可是既使我不这样做，这些书也会被别人据为己有的。”
“被谁？”
“杨阳。他曾扬言说，争取在毕业前凑够一套百部世界名著，现在他已经攒了二十多本了，图书馆的老师已经开始怀疑他了，说他是不是小脑麻痹，怎么总是把书弄丢，还要赔偿三倍的价钱。”
“你们怎么这样。”我仍旧没能得到周舟的理解。
“其实，图书馆的书早在被摆放到书架上之前就已经有一部分流失到老师的家中被束之高阁用来装点房间或是馈赠亲友。难道只许老师们吃肉，却不许我们喝汤吗，我们喝一小口汤要蒙受心灵上强烈地自我抨击和严刑拷打，而老师们却在大口吃肉的同时，心安理得地大碗喝着酒。”
“既然这样，你想要什么书就买吧，但别买太多。只要你别去偷书，我就放心了。”周舟终于不再指责我的行为。
“你放心吧。”
喜欢看书的人哪有不偷书的，对于视书如命的人，这不能算作偷，只能叫作窃。一个世纪前的读书人孔乙己就是这么说的。
学校图书馆装备了先进的防盗设备（防学生不防老师），书库的进出口处装有警报器，凡是身带未经过库图书的学生从此经过，必会引起警声长鸣，自投罗网。图书馆的窗户也被铁丝勒紧，使得那些想将图书顺窗口运出的学生希望落空。
尽管图书馆戒备森严，但我和杨阳还是成功地将自己想得到的书籍摆在了我们的书架上。我们窃书纯属偶然。
有一次，我随手翻阅一本张超凡从图书馆借来的《电工学解题指导》，我翻到了书中的某一页，发现这页书的装订缝深处粘有一根银白色金属条，我感觉它就是那根与报警器息息相关的磁条，如若将它从书中拆去，报警器便会形同虚设，我将带着图书出入图书馆如履平地。我为自己的大胆设想激动不已。
我立即拆去这本书的磁条，将书掖在怀中，奔赴图书馆。果然如我所料，我带着这本书经过报警器时，除了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外，报警器毫无反应，当我揣着这本书再次走出的时候，报警器仍如哑巴一般伫立在我身旁，对我的行为置若罔闻。我感觉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从此，我和杨阳默契配合，将各种书籍带出图书馆，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窃书运动。
我们的校纪中明确规定，偷盗图书一次者，给予留校查看处分，偷盗两次者，开除学籍。若以此尺度来衡量我和杨阳应受的处罚的话，我们早应该被学校清除出大门十次以上。我现在之所以有勇气揭露自己的犯罪真相，第一是因为我的这种形为比之偷窃其它财产，从动机上说，高尚许多。第二是因为我已经从校长的手中接过印有我名字的毕业证，学校已经没有了追究我刑事责任的权力，如果学校以此书中所述内容为证据，偏偏要翻出陈年旧帐找我对质的话，我会死不认帐的。到时候我就说：“这本小说的内容完全出于虚构，艺术作品并非真实生活的记录。我上大学的时候可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下面我继续坦白自己在学校的犯罪经过。我不仅窃取小说，还撕毁图书馆的画册。每月的杂志一经我手，便会变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其受损程度取决于这期杂志制作水准的高低，如果杂志的主编知道他们出版社的杂志被我出于热爱以至于不择手段地获得的时候，他一定会坐在宽敞的办公桌前，喝着毛尖儿，没事偷着乐的。
27时间过得奇快，它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留给我们欢笑、悲伤、爱恨和不可逃脱的考试。又到了学期末。我再一次因为考试的到来而惊恐不安。我的不安只是暂时的，它是由我没有认真学习而又想考试及格这件看似矛盾实则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所导致的。这种不安会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出现在考试前夕，在面临短暂的不安和考前的胸有成竹时，我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因为这种不安会随着考试的结束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后者却需要付出一个学期生活在学习的压抑下的代价。
为了避免不及格现象再次发生，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在通宵教室学习。学校为了拯救一批像我这样平时不学习，却不自暴自弃的学生，在考试期间开设了通宵教室，以便让我们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利用好这几天，就会在几天里掌握一个学期所学的内容，但我还会在走出考场后将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以往是我陪周舟在教室学习，现在却是周舟陪我通宵达旦地复习。我们的身边放着饭盒、暖壶和若干袋方便面。每到深夜，我肚子饿了的时候，周舟就会放下手中的书本，给我泡一包方便面，在我吃完后她又会去水房刷饭盒。周舟这样做是为了帮我节省出时间，以便让我更高效地复习。她说：“你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多考一分是一分。”
的确如此，对周舟来说，她现在复习是争取减少扣除的分数，而我的复习（不能称之为复习，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学习过）是在努力争取通过一分一分地累加，达到60分。
周舟没有必要像我一样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之中，书中内容对她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所以，她会一边吃着锅巴，一边捧着课本或小说若无其事地看上几眼。我在看书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心情极其烦躁，因此周舟吃锅巴时发出的清脆声音会加重我的烦躁。周舟非常理解我的心情，她会把锅巴含在嘴里等待它慢慢变软，再轻轻地咀嚼。我有时会把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周舟吃锅巴的样子上，她趴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从食品袋里捏出一片黄澄澄的锅巴放进口中，片刻后，紧闭双唇将那片锅巴悄无声息地吃下，然后再将指尖放到嘴边舔一舔，看得我怦然心动，也想舔舔那根捏锅巴的手指，尝尝它究竟是什么味道。
28材力考试前夕，我弄到了一份考试题。这学期材力考试分成理论和实验两部分进行，那天我们去材力实验室进行实验考试，屋内有一台电脑，我想这台电脑里一定存有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譬如说考试题。实验过程中，老师离开实验室去楼道抽烟。于是趁此时机，杨阳守在门口观察风吹草动，我打开了电脑，顺利地找到期末考试题，并将它存入齐思新的软盘中，在老师返回前及时关闭了电脑。其余同学都在专注地做着实验，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一举一动，此事只好我们三个人知道。
虽然弄来考试题，我们却没有答案，面对陌生的试题，我们三人谁也不会做，试卷的价值没能得到体现。我们找到张超凡，让他写出一份完整的答案，然后我们只需稍费脑筋，把答案背下来即可顺利通过考试。但张超凡对这些试题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又找来另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两人取长补短，拟出了一份基本正确的答案。当我们把答案拿到手的时候，全系三个班的学生早已人手一份了，这份试题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了全系皆知的秘密。
有了这份试题，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了。在全系同学均取得优异成绩后，我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因为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是我。
果不出我所料，我不但没有得到知恩图报，反而被某个见义勇为的同学告诉了老师，作为替罪羊被招至办公室审问。
我决定以坚决不承认来否认自己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老师也仅是道听徒说而已。我若无其事地走进老师的办公室。
“知道我找你来什么事吗？”老师企图开门见山地让我承认犯罪事实。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的材力考了多少？”
“68。”我早已料想到事情会演变如此，所以在答卷的时候有所保留。
“有人说你考试前找来一份试卷，有这回事吗？”
“试卷？没有。如果有卷子我能才考68分吗？”
“这次考试难度不小，可是居然没有不及格的。”
“这说明您教得好。”
“我教得再好也应该有不及格的呀！”他居然敢承认自己教得好。
“除了您教得好外，还有我们自己的努力，我考前两天两夜都没怎么睡觉。”
“你应该知道欺骗老师和偷试卷的后果。”
“不论是什么后果，都与我没有关系。”
老师对我的矢口否认无可奈何，说：“既然这样你就先回去吧，如果让我查到，我不会轻饶这个人的。”
“你尽管重罚。”他的恐吓对我毫无作用。
这件事情后来就此不了了之了，老师根本没有把它纠察到底的愿望和能力。
29材力考试就这么偶然地通过了。我和周舟依然在为后几门考试苦苦煎熬。我们占据教室的一角，旁边摆放着水壶和饭盆，还有一个枕头，无论我们谁学困了，就躺在后面的桌子上休息片刻。当还剩下最后一门《邓小平理论》（简称邓论）考试的时候，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回到各自宿舍休身养性，准备精神饱满地将最后这门考试拿下。
我回到宿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这门考试有三天的复习时间，足够我尽情地睡个痛快。
当我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后，听见齐思新在对杨阳发牢骚：“操，总说共同富裕，可是有人早就开上了 ‘宝马’，我却连‘夏利’都没有！”齐思新在对书中提到的“共同富裕”大发感慨。
“你的标准也太低了吧，难道有了宝马就等于先富起来了，简直是鼠目寸光。”杨阳将书扣在桌子上，点上一根烟。
“那你说什么才叫富裕？”齐思新也合上了书。
“至少得有两辆宝马才叫富裕。为了这个目标的早日实现，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抽二块五一盒的‘都宝’了。”
“那你抽什么？”
“我抽十块钱一盒的‘都宝’。”
预料之中，邓论被我轻松过关。
期末考试终于过去，犹如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尸体遍布山岗，鲜血染红大地，一想到复习期间那些不眠的夜晚，我便有如重温一遍那心惊胆战的过程：每当夜幕降临时刻，我对第二天的考试科目还是一无所知，随着夜色的加深，我把课本一页页地翻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要靠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顶下来，否则我会崩溃。天快亮的时候，也是我困倦到极至的时候，我会跑进厕所用凉水疯狂地冲击脑袋，再灌满一肚子凉水坐回到教室，继续将剩下的几页书看完。
这个时期，我每天都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心脏跳动急剧加速，手在答题的过程中哆嗦不止。直至考完试很久后，我身体的各器官才恢复到正常状态。
尽管在这次考试中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仍没能获得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依然有不及格的科目。我难以逃脱补考的命运，虽然没有满载而归，但能活着考下来已实属不易。
刚走出考场，我便将那些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住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我不知道学习这些东西究竟有何意义，它们不会伴我一生，更不能理解学校为何偏偏要让我们学习这些终将被遗忘的东西。
30寒假前夕，我到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希望以此渡过漫漫寒假。面对琳琅满目的书架，我有些束手无策，不知究竟借哪些书好。
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十七岁少年写的小说，据说此书为该少年挣得百万元人民币，也不知书中写些什么，竟然如此利润不菲。摆在这本小说旁边的是一本名为《致XX》（XX就是那个出书的少年）的杂文集，我对其中内容颇感兴趣，便将全书粗略浏览了一番。原来是十几名道行颇深的老作家、老评论家和老教授对该少年出书现象妄加点评，这些老学者们流露出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其语调和目的可以归结如此：一个少年通过出书挣了那么多钱，怎么花？ 老学者们的迷惑简直就是脱了裤子放屁，这钱又不是他们的，何必煞费苦心，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尽管他们把出书挣钱看作是一件并非崇高的事情，可他们却又为何推出这本《致XX》呢，难道不是为了挣钱吗？或是真的为了警示后人？
最后，我只借了一套《平凡的世界》。在这个物欲横流，纷纷扰扰的新世界，我只有做出如此选择。
寒假里，周舟和她的父母回山东的老家过年，我整日呆在家中，靠看书来打发无聊的时光。除此之外，我与韩露又联系上了。
31高中同学的聚会上，韩露喝了许多酒，我看出她心中隐藏着苦闷。聚会结束后，我挽着韩露把她送回家。
韩露并没有醉得很严重，完全能够自己回家，但她却提出要我送她回去。看着韩露神情憔悴的样子，我搂住她的肩头，在她提议不坐车的要求下，我们沿着街边踱步回到她家。
韩露的家里没有人，父母都已出差去了广东。我们进门后，韩露一头倒在沙发里哭了起来，我站在旁边不知所措，不知何事致使她如此伤心。
我去卫生间拿了一条毛巾递给韩露，示意她擦去眼泪。韩露接过毛巾，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泣不成声地向我哭诉了这一年中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韩露被那个上海男生轻而易取地说服，与他上了床。正当韩露被那个家伙的花言巧语所盅惑，以为能够毕业后同他天长地久的时候，他却主动提出分手，理由是性格不合与家庭所在地相距遥远，于是便无情地离韩露而去。韩露被这个意料不到的残酷事实折磨得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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