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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半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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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到离他几丈远处有一扇黑油漆的花园大铁门；铁门紧闭，铁门的一旁是一座哨岗小屋。小屋此刻已经灯暗人空，木板门窗也全都关闭上了。再过去，长长的花园围墙的左下方洞开着一只小小的售票窗口，此时此刻当然也已经闩板打烊。小窗的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雕刻着黑漆仿宋字体的铜质牌匾，曰：宋庆龄女士故居。下面还有几行小字，记载着宋女士哪年入住此宅，哪一年迁出此宅，以及在此曾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云云。而所有这些，兆正甚至不需再走近前去，一行一行地将上述文字昂起头来读多一遍便已知晓其全部内容了。这一带的街道他已来来回回地走过不知多少回了，有时是在夕辉闪闪的黄昏，有时是在细雨迷朦的早晨，有时则是在幽暗笼罩的夜色里，就如此一刻。他已经对街道两旁所有的建筑，建筑的标徽以及特色都已了如指掌；在这一片他在他的童年岁月里曾向往无限的地段和区域，如今，他已如一条归溏之鱼一般的穿梭自若了。
然而，奇怪的是：等到跨过了某个生命阶段的坎儿之后，如今，他最想回去看看的又渐渐变为了他从前生活过的那个地方了。当然，这要在他的情绪感到有某种特别需求的时候。他从来就怕去那儿，渴望能永久离开那儿；但，人生是个圆圈，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人生轨迹已在不知不觉中向它的始点回归了。那片菜场，那条后弄的甬道，那条青砖墙的旧街，两旁带老虎天窗的陋屋鳞次栉比。他如梦如醉地行走在这片熟悉的环境中，感觉童年时代的贫困与无望正躲在远远的某个角落里窥视着他。
有一次，他来到了一座红砖墙剥落的弄堂的小小拱门前，他在这儿停住了脚步。他太熟悉这一片场景了：一条细窄弄道一路引导他通向前去。他恍恍惚惚地踏上了这条旧路，再从一扇后门走进去。他穿过一片嘈杂的店堂，店堂如今已被好几档做服装生意的摊贩所割据，几个中年女售货员吆喝着地招徕买客。他从店堂的前门走出来，眼前的菜场也全变了样，带檐棚的菜档肉档不见了，现在这里是一大片农贸市场；操外地口音的摊主们将鱼呀肉呀虾呀蔬菜呀铺满了一地，从早到晚，这里从没有歇市的一刻。
他转过身来，开始向着身后边的那些店铺打量起来。灰褐色的水门汀墙柱上还模糊可见昔日的店标。有一个独眼老人躺在一张摺椅里，他略带哮喘声调的浓浓的苏北口音从兆正的背后传来。他说，你这是在找谁家啊？兆正掉过了头去。他向他笑了笑，并没作答。他发现老人的身躯佝偻，皮肤干瘪而且爬满了皱纹。但他不难从这具年老的躯体中，找到它昔日也曾高大魁岸的影子来，然而现在，它只是像个小孩似的卷缩在那张尼龙面的摺椅里，显得可怜而无助。他想，这难道也是生命循环的另一类形式？老人用那单只的黄浊无光的眼睛望着他，模样与神情都显得有点猥琐。兆正依稀地记起了谁来。
他决定再次转回脸去，继续辨认残留在门楣上的黑漆字形：南北干货，山珍海味；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其实，字迹早已斑剥得无从辨认了，兆正之所以能认出来，一大半是靠他遥远了的记忆的相助。“侬找的是这一家啊？——这家人搬走已经有好多年啦，他家的一个女儿还嫁到了香港去——香港！”老人又在兆正的背后自说自话地咕哝起来，还在“香港”两字上加重了语气再说多一遍，似乎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一般。
兆正不得不再次掉转头去，他向老人略略点动了一下头。表示着：谢谢，我领情了；或者：是的，我也听说有此事了。其意暧昧。之后，他便迅速离开，他不想再与那老头搭讪多点什么了。
这是发生在他再次见到雨萍后没几个星期间的事。这么多年了，在这之前，他从没回去过，而在这之后，他又开始经常回那儿去。仿佛那次的他与她的重逢是他累积生命记忆的某条分水岭。
究竟，那件“千结衫”去了哪儿？（3）
事实上，他常回去那儿的原因之一是他希望能找寻到某个已经遗失了的记忆细节。他曾经记得有过那么一回事的，但后来，当他认真回想起来时，又似乎觉得没有。而没有，是因为他找不到那件事确凿存在过的任何证据。
他一次又一次地将那些十分稀薄了的印象串联在一起，并将之强化。最后，竟然使那段情节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那段情节中，雨萍是站在她家的店堂门口的。那时，他似乎刚要离开，她唤住了他。这是在他毕业分配后不久，去崇明岛屯垦围田的前夕。那段时期，他正进行着紧张的行李打点工作，而雨萍几乎天天到他家来，与他的母亲一块儿为他作出发前的准备工夫。
雨萍站在门槛上望着他，他转过身来。他见她的手中握一包用旧报纸包裹着的什么。她只说了声：“兆正表哥……”便言止了。他不望她的眼睛，自从那次之后，他便回避与她的那种目光对峙。
“……我替你打了件毛衣，是双料的，”她终于说道，“崇明岛上海风大，毛衣最实用了；既能御寒，又不会影响干活。”
“谢谢。”他从她手中接过了那包东西，刚想离开，突然想起了什么。在那个时代，毛线是凭证供应的，而且每个人的份额都十分有限；有时全家人全年的份额加在一块还不够为一个人添置一件新毛衣。不凭证的贵价品当然有，但对于贫寒的小市民来讲，这种价格等同天价。而他是了解雨萍家的家境的，虽比他家要强些，但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住在他们那几条街上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有钱人。再说，雨萍也没有工作，她自己还是个病休青年，要靠父母来供养。
他变得犹豫了，他将包裹提起来：“哪……？”他的意思很明确。但他见到雨萍的眼神突然就变得很明亮很有光彩（这时候的他已不得不望着雨萍的眼睛了），她说，“你回家打开看了，不就知道了？ ”
他回到家中后就将纸包打开了，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件毛衣。毛衣是杂色的，袖上背上都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线结。他猛然想起了最近他有好几次因事去雨萍家时，老见到她不是在黄灯光下打毛线，就是坐在床沿边上摆弄着那一团又一团的绒线的线头。她把断绒线先像梳辫那样地一小节一小节地辫织起，完了，再在其尽头打个结。她干这事干得极其有耐心。“你都在忙些什么呀？”他问她。但表舅母代她的女儿向兆正作了解答。表舅母说，雨萍是在四川北路的一家废旧商品处理店排了好几个钟头的长队才买回了这么一大堆断毛线头来的。这东西的好处是一不需凭证，二价钱便宜。雨萍希望能用它来打织一件毛衣。说罢，舅母还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让他感到有些莫明其妙。现在，他明白了，原来雨萍干的就是这件活儿。
他当下都有点感动了，他提起毛衣来，对着灯光细细看。毛衣很厚，也相当地重，因为毛衣编织得很宽大—太宽大了，假如他穿出去的话，他想，它的下摆会过膝，袖口也会遮到手背上来的。二十多年后，有一次，他随一个代表团去巴黎参加中法文化艺术节的交流活动。当他们一团人去参观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时候，他也见到过一件类似的“千结衫”。他在这件很现代派的展品前驱足良久，直到他的全部团友都走光了，他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在琢磨：那位法国艺术家在创作这件作品时的灵感出自何处？他与他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但最后，兆正还是决定把那件毛衣留下，他没将它随身带到崇明农场去。动机其实也很单纯，他怕别人笑话他；穿一件用一大堆废线头编织起来的毛衣，不正好说明了自己的寒酸和贫穷，还能说明什么？在当时，他不会想到再多的什么了。
当他再度想起要把这件“千结衫”找出来的时候，日子已经流淌过去好多好多年了。
那一年，他刚在香港与雨萍见了面，在搭机回上海来的一路上，他都在想着这件事。他好像记得有过那么回事，但时隔久远，记忆变得朦朦胧胧的只剩下些幻觉式的片影了。回家后，他在衣柜中东翻翻西找找，但毫无结果。最后，他记起来了：这毛衣（假如真有的话）一定是在他母亲留下的那一堆遗物中。如此判断的理据是：只要是雨萍送给他的东西，母亲一定不会随便扔掉，她会将它保存好的。
母亲是在前几年过世的，他回老家去了一趟，善了后，又将母亲留下的那些物件整理了一下，离开故居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而那一大箱几小包从老屋带回来的东西，他也记不得是往家中的哪里一搁，就再没去打开过。现在想起来，却又找不见踪影了。
他不得不请教湛玉，他说，你有没有见到过有一件毛衣？他又将他印象之中的毛衣的模样形容了一番。但湛玉十分困惑地望着他：“毛衣？什么毛衣？”她说道，“你母亲留下的那一大堆垃圾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一样也不会少，你自己找去吧。”
究竟，那件“千结衫”去了哪儿？（4）
湛玉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客厅间的一张单人沙发中看书。也是在浴后，也是在夜晚——而且，还是个晚春时分的温暖潮湿的夜晚。但现在，家中的气氛已明显与前几年不同了。湛玉已很少再穿她的那套宽身的浴袍了；她一般都穿一套长袖裤的睡衣，将自己的手臂与小腿的部份都遮盖起来。拖鞋倒还是那双轻质泡沫底的，大约因为着起上来舒适轻便的缘故。她交叉着两腿，直直地坐在那儿，一个人占据着一张沙发。她一边不停地用左手将散落到前额来的发缕掠到耳后去，一边十分专注地看着一本书，她的右肘支撑在沙发的扶手柄上。客厅里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声息；秀秀在她自己的房中做功课——或者已经和小保姆一块儿熄灯就寝了。兆正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工作。后来，他从书房中走出来，走到走廊的尽头，便收住了脚步，他望着她。等到她也抬起头望到他时，他才赶紧开口问了有关那件毛衣的事。
湛玉说的“那里”是指他家那套公寓单元中的一条后走道。后走道经厨房而过，通往单元的另一扇边门。这是几十年前租界时代高级的住宅公寓常有的建筑格局：边门既可以充当防火通道，也是平时杂物的运输、堆放以及下人们的进口处。边门向着外走廊拐了一个弯的另一方向开启。只是如今的社会再也没有上下人之分，一切人，包括小保姆，出入从来都使用正门，边门于是乎便成了一种多余的设施，长年上锁，而后走道因此也演变成了单元内的一截盲肠，成了堆放杂物、旧什和弃料的地方。
其实，兆正自己也很少会上那儿去——自从搬来之后，他还不知道去过那个角落有几回？——他摸黑走进去，按亮了走道里的电灯。电灯是一只高悬在天花板上的赤膊灯泡，周身上下都积满了灰尘，光线昏暗得来像只惺忪迷朦的睡眼。他用力挪开了一件件笨重的旧家具，拖出了母亲留下的那只花格图案的帆布箱来。他打开箱子，见到箱内的物件有条不紊地叠放在里面。他能想像当年母亲将它们一件又一件收放进去时的情景。他看着那一件件熟悉的衣物在眼底下呈现出来，童年的岁月便又一幕幕地再现了；他甚至能闻到母亲身上的那股温暖的气息，他想，这不就是那股最能为童年的他带来安全感的气息吗？然而现在，他连细细品味这一切的心思都没有，他急吼吼地将物件一一翻腾出来，直捣箱底，然后再一件件地塞回去。但他没能找到他所要的东西。他在周围的杂物堆里再翻腾多了一阵，结果仍然是一样。
假如说这次的他的寻找，还有什么意外收获可言的话，那是他发现了一本他自己的散文作品集，竟然与一厚叠弃书和过期的刊物堆在了一起。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集子之一，前几年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集子里收集都是那些年间他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性灵散文，雅典飘逸又不失深刻和人情味。封面是一幅欧罗巴的田园景色，有清流和野花，远山的轮廓朦朦胧胧。这是一幅他亲自选定的油画作品，他将它想像成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画面意境的体现。
它怎么会在这儿的呢？他打开了书的扉页，上面有他亲笔的题字。他写道：秀秀……之后就没什么了。他只是用他拙劣的画技画了两颗心，一颗大，代表他自己；一颗小，代表女儿；两颗心互相紧贴着，一半是重叠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永远深爱你的爸。
他记起来了，那天，他收到了第一批样书，心情特别兴奋，特别希望能向谁表示点什么。他想到了女儿。而那年，秀秀还在念小学，她还读不太懂书里的内容。送书，应该说，只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单方面的心情行为。他把书合上了，他已经有几分明白了书为什么会丢弃在这里的原故了。
他顶着一头的蛛网和一身一手的尘土从弃物堆里站起身来。他拍打着双手，动作缓慢得有点夸张。他从那条后走道里退出来；熄灯，再拖着脚步回书房去，手里卷握着那册散文集子。只是在此刻，他脑屏幕上的那件毛衣的模样反而愈显愈清晰起来了——它从没像现在那么清晰过：包括它的色泽、式样、长短、质感，甚至某个部位上的放大了的细节。他不知道，这仍然是他的一种想像呢，还是他的记忆功能在关键一刻的回光返照？反正，他现在已经能肯定：那件毛衣确实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
但，它又会在哪里呢？
都整整三十年了（1）
都整整三十年了，但路又是怎么一步一只脚印地走过来的呢？
他说：这是真的吗？在这黄昏的光线中，他的那对乌黑乌黑的眸子深邃悠远的像是条没有尽端的巷弄。她使劲地点了点头。他一把拥抱住了她：“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他的声音遥远含糊朦胧得像是梦呓。
其实，岂止兆正与湛玉的爱，这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有些糊涂账的感觉。
麦当劳餐厅里灯光明亮，环围音响系统正在播放著名黑人歌手米高·积逊唱的一首流行歌。他孔武有力地“嘿呀！嗬呀！嗬嗬呀！”哼唤着，直到他的伴唱队也都加入进来为止。有一股食物的香味飘浮在空中，这是一种介乎于奶酷与谷物间的暖暖融融的气息，让人闻着感到舒适、安逸，还会产生出一些童话式的联想来。
湛玉的目光还在向着环形落地窗外注视，窗外的街上已渐渐变得夜色浓重起来。黑夜的背景衬托在一大扇明亮玻璃橱窗上，遂让它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具有透视感的镜面。这是一幅荒诞画面：一会儿，一辆越街而过的桑塔那轿车似乎正对着快餐店的柜面直冲过来；又一会儿一位端着餐盘去座位上就坐的顾客似乎正从外街上的一对拥吻中的情侣之间飘然而过。十多二十年前，当偶有一两套西方电影登陆中国，见到影片里类似的场景，不禁教人联想多多，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街头的这种景象也都比比皆是了。
这种景象于湛玉更有多一番意味：这是一幅真实与虚幻的合成图像，恰好是她此一刻心情的形象化了的表述。
后来，她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又让它完全回到了麦当劳餐厅的明亮的现实里。米高·积逊的歌唱完了，换了另一首。是一个台湾女歌手唱的歌，嗲声嗲气，让她听了心烦。
餐厅里，人进人出。如今的上海人个个都穿戴整齐，赶上时尚。青年人更是哈哈地大声说笑着，夹杂着一些让他们那一代人听来已有些感到陌生和别扭的语汇。他们从湛玉的身边不停地流动而过，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似乎这人间从没存在有烦恼这回事儿——但，是这样吗？她端起纸杯来喝了一大口：牛奶已经开始凉了。
她向对面桌的秀秀望去，她发现秀秀餐盘中的食物已所剩无几了。几张揉皱了食品包纸和一只空了的薯片硬壳袋躺在那儿。但秀秀还是握着一大杯的冰可乐在那儿慢慢地啜吸。她很想与秀秀再说点什么，但却又想不出说什么。事实上，她想与人交谈的欲望一半是醒着的，一半仍在沉睡。
她留意到秀秀在留意邻桌的两个女孩。她们与秀秀年龄相仿，中学生模样，书包搁一边，各人面前摊一册课本，像是在温习功课。她们也都手中各握一杯可乐，还不时地东望望西瞧瞧，再交头接耳一番，接着又掩住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咯咯咯”地痴笑个不停——谁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湛玉想起了这个年龄的自己来。
再过去，一家三口，一对夫妇，一个和秀秀差不多年纪的女儿。看上去，女儿与父亲似乎更亲热些，她把头靠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父亲用手掌一遍遍地抚摸着她乌黑光滑如丝帛一般的秀发。但父亲的眼睛却是望着女孩的母亲的。而夫妻俩互望的眼神中又透着一种温柔，欣慰和满足交织。他们还在说些什么，湛玉想应该都是些夸赞他们女儿的言辞吧！这是个夫妻间永不言厌的话题。
一个穿橙色条形制服，头戴一顶白绒帽的餐厅侍应生正在拖地板。他一边拖，一边在每张座位跟前站停一会儿，耐心地等待着顾客把腿移开了，再小心翼翼地将拖把伸进座位底下去。他将餐厅的塑砖地板拖得一尘不沾，光洁亮丽。
湛玉定了定神，她想：不错，这就是今天。但它又是怎么从昨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呢？有时，她常会有这种虚无得不着边际的梦境感。
从他们的少年到中年，以历史的眼光来丈量，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不能算回什么事，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漫漫岁月里，别说几十年，有时几百年，也就是那同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模式，一晃几代人，平静平淡平常如逝水。但偏偏，这是一截非常的历史隙缝，并恰好给他们那一代人锲卡了进去，让经历了这么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类似生活在梦境里的奇特的感受：有时候觉得昨天像梦，今天是现实；而有时，这种感觉正好颠倒了过来，觉得昨天才是现实，今天的一切倒像是梦了。
日子这么一天天过来了，又过去，人便在那条梦与现实生活的边境线上跨进后又跨出，疑幻疑真，感觉错位。然而对于湛玉来说，这种感觉的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触动她，那是在89年之后的事了。先是北京的学潮，继而远在欧洲的柏林围墙就在一夜之间被千百只愤怒的铁锤给砸倒了。她是在事后很久才在电视荧光屏上见到这幅惊心动魄场面的重播的。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不象征着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从少、青年时代就建立起来人生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吗？她当时并没太在意这种说法，甚至还有点暗暗的幸灾乐祸式的兴奋。她想，什么价值体系不体系的，那些东西我从小便没有相信过，认同过；如今倒了，倒了大家都自由了，倒了不更好？
都整整三十年了（2）
湛玉这么想，因为她曾经是它的受害者；但她（就像她很多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同样也是它的得益者——这点，当时的她并没有立即能察觉到。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普遍，它的前半段故事已经讲完，句号之后，它的后半段情景通常要在今后的多少年之中才逐渐逐渐地显影出来。那时的她的家已搬到了现在他们居住的那套复兴路段的公寓里来了，同楼住着的全是些市里文艺界有头有面的人物。无论是地段、外形、面积、设施，这幢楼都不是他们以前住的那一幢可以用来作比较的。但怪得很，她住在里面，却一点也不觉得舒坦。这种感觉是当搬场公司的那辆六顿位的卡车停在他们以前住的老工房的门廊前，看着搬运工人将大橱、餐桌、双人床一件件地搬上车去的时候突然产生的。她觉得她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之中最温馨最甜蜜的岁月可能就从此留在了那套已搬空了一切的二室一厅的单元里了。
车都快要开了，她忽然叫人家等等她。她三步并作两步地从老工房的那条粗糙的水泥楼梯上一路奔上去，回到了那套空荡荡的旧宅里。她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辨认着昔日在墙上留下的熟悉的记印，想想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随身带走了，带不走记忆，带不走感觉，不觉就有两行泪水掉了下来。她在房内发呆发愣发傻，直到楼下都响起了催促的喇叭声，她才掩了门，慢吞吞地走下楼去，动作机械得像个梦游者。
她就是怀着这种感觉搬去新居的。朋友们都来庆贺他们的乔迁之喜，同时也庆贺兆正的事业更上了一层楼。但她却闷闷不乐，一脸倦容。别人都以为她操办搬家事操办得太辛苦了，她也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就以这个借口将别人搪塞了过去。
但实际上的情形是：住在这高尚地段的这幢高尚的大楼里，又与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为邻，她却除了压抑之外从没有过高人一等的感觉。平时在大堂间楼梯上走廊里遇见邻居家的谁，虽说不上刻意回避（她从没回避人的习惯），但她也从不会去采取主动打招呼的姿态。人们望着她，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是谁家的谁呀？湛玉太熟悉人们的，尤其是男人们的，脸上的那种表情了，但她却找不到有任何喜悦的心情成分。她只想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就算了；矜持，从心理到表情，她都感到一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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