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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半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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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WHERE IN TIME”（2）
她，于是又想起了那件毛衣。
有几次，雨萍甚至也可笑地尝试过：她用手紧握住了那件毛衣，也是在那么样的一些黄昏天，光线稠暗。她暗暗地盼望自己也能像电影里的那位男主角一样，开始一段时光隧道的旅行。醒来，她会不会又回到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上海的那条虹口老街上——哪怕仅是一场半睡半醒的梦，也好。她又闭眼又憋气地坚持了好久，又做了一些冥想和意念集中的功夫。但，睁开眼来一看，她还不一样是留在香港，香港东半山那座豪宅，豪宅的那个客厅，客厅角落里的那张贵妃椅上？她感到一种冷冷的失落感在心中弥漫开来。
她在躺椅上稍稍翻动了一下，将整个人都躺平、躺直了。天色愈来愈黑，露台敞开了的趟门中有凉飕飕的晚风灌进来。天花顶上灰白色的反光逐渐消失，变成了一种晦涩的混浊之色。自从那次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那件毛衣，并向她问起这是谁的东西后，她便在考虑如何将毛衣的收藏换个地方了。谁知后来还让我瞧见她枕毛衣而睡的一幕，于是她便立即行动了起来。她将毛衣与她的那些已经用过时了的旧衣裙叠放在了一块，还有一些她从上海家中带来的纪念品，父母亲的遗物之类。这是她最私人化的一块空间，一般不会有人去动到它们。
现在，她能很细节化地想象出这件毛衣叠放在衣柜里的模样：双袖是摺拗在一起的，下摆与后领处有几条线头露在外面。她兀自笑了，很想起身去把它再找出来，摸一摸，摊在床上摆弄一番。但她仍懒得动弹，她只想再躺多一会儿，让一个念头熄灭，另一个念头升起。她感觉这是一种享受。再说，她还有一个预感，且颇强烈：表哥这两天会有电话给她。有些事情，说困难相当困难，说简单也很简单。假如表哥这次来电话，她打算在电话中就把这件毛衣的事同他说了，假使他表示有兴趣的话，她可以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多一些；而假如没有，她也就一笔带过。这么多年了，她想，现在应该是将它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至此，我们不妨将雨萍的这一头按下不表。就像现代话剧中的场景，强光灯暗了下来，我们见到躺在贵妃椅上的雨萍从生活的舞台上隐退而去。
而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方位上的灯光放亮了。它们照射下来，照亮了这个时光横断面上的同一个时刻。在这同一刻，兆正，湛玉，还有我自己都在哪里？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兆正正将自己固定在一家叫“美美百货公司”的大玻璃的橱窗外面。“美美百货店”在淮海中路靠西端，那一带环境很优雅，高级公寓，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各款洋房精致错落，糅合着街边的和从花园围墙内伸展出来的树枝和枝端上的萤萤的绿色，将这里的市容景观打扮得情调十足。兆正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仿佛自己的心魂都与这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感应，然后互相渗透，然后便融化成了一体。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不断有行人从他的身前身后或身旁经过；他想到了一位作家的一篇关于城市人面具感的随笔。作家认为每一个城市人都备有好多副面具；而一个城市最日常的生活内容便是举行假面舞会。每天，城市人都要在不同时段和场合调换不同的面具。这就消耗了城市人的绝大多数的精力与时间，待到一日完结，熄灯上床，除下了所有的面具之后，人便自然会感到疲惫不堪了——是这样吗？就像此刻，他站在这里，面对着橱窗里的一个个衣着华丽的木制的模特儿，他有戴面具吗？还是没有？他想要干点什么呢？他感到心中有一丝无名的焦虑正在膨胀之中——因为，直到这一刻为止，他还没能真正决定他该去干一件什么事。
湛玉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麦当劳餐厅里的那位用肥皂水拖塑胶地板的年轻的侍应身上。侍应生很勤快，也很有礼貌。他请坐在排座上的顾客们都帮忙缩缩腿，然后，他再用拖把将弃留在椅凳下的垃圾一一勾撩出来，扫走。之后，再把地板拖得一干二净。秀秀坐在母亲的对面，她望着母亲，她不知道这拖地有什么好看的？她希望母亲能留意到她们邻桌上的一家三口间的动作、神情与对话。其实，母亲早已留意到了，但她不会去留意太久的，她很快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个拖地板的大男孩身上，看着他如何来来回回，一下又一下地重复着那个单调而又机械的拖地动作。她甚至觉得这个大男孩的本身也很有看头：十九、二十的光景，一脸肉红色的青春粉痘，生气勃勃。还有那套条纹的餐厅制服和那顶纸质的橄榄帽，穿戴在他身上也别有一番异国风味——当然，这一切远不是在这个年纪上的秀秀所能够理解的感觉。
那一刻，我正打大坑道黄泥涌道的交汇处经过。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正伸展着双腿坐在二楼露台上的一张沙滩椅上。一只长毛的宠物狗正乖乖地横卧在她的大腿上。她神态倦慵，披肩的长发显得有些蓬松、凌乱。她穿一套浅色得几近于泛白的薄质睡衣。她的两眼仍然望着天花板出神。
“ SOMEWHERE IN TIME”（3）
东虹中学坐落在东上海的一条偏静的马路上。她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日军侵沪时期，那里曾改为日军的军官宿舍；以后，当然又改了回来。东虹中学的正式命名是1950年年底的事，那时，陈毅还在上海担任他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据说，学校的名称当年还是由他亲自批核的。如今，陈毅元帅已铸立成了外滩步行江堤上的一座历史铜像，而东虹中学的校名却一直延用至今，且被生活在那个地区的青少年学子们仰望成了一所高不可攀，而一旦攀入便也意味着半只脚已经跨进了名牌大学门槛的中学名校。
这些年来，我常回上海。当然也就常会有去东虹中学附近走走瞧瞧的机会。于我，母校的记忆印象的拼合图十分奇特：她像个曾经是美丽、温柔、善善诱导的母亲，爱惜过我呵护过我，并还让我爱她，分分秒秒都牵肠挂肚惦记着她。但突然有一天，她疯了。她披头散发，她六亲不认，她的眼中闪射出绿色的凶光，她会向任何企图靠近她向她表示抚慰和爱意的人拔刀斩来。她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疯女人；有人给她伤害了，有人则避过了。人们只敢站得远远地望着她，望着她颠疯发作时的胡言乱语和举止怪异。当然，几十年之后，她又恢复了平静和常态，她又变回一位慈祥善导的母亲了，变成了新一代学子们的仰望中心。讲起当年，她说，她连记忆也都是一片空白了呢——当时会不会是中了什么邪魔了？不过没事，没事，她说，现在，我不已痊愈了吗？
但我还是心留余悸，仍然只敢站在隔开一条马路之外的地方偷偷探望她。如今，偏静的马路不再偏静（可能，全上海再也找不出一条偏静的马路了）；学校的围墙都已拆除（有一句专门的市场用语，曰：破墙开店，创造效益），三五米进深的小店铺开得一排溜的。有一家气派与装潢都有那么点档次的饭店则占据了四五家门面，又砌了几级大理石的石阶。从大玻璃窗望进去，能见到几水缸游动着的海鲜。胡伯的传达室早已不见了，有一个穿着一身脏兮兮白大褂的新疆汉子站在那儿烤羊肉串。东虹中学的那块校匾倒还在，只是淹没在了这些商旗飘飘的五颜六色之中，让人不易发现。现在，我的担心是：再过多几十年后回首，母校不要说当年她中了的又是另一类邪——会不会呢？我看又有点像。
自然，这些绝不会是雨萍记忆里的场景。因为自从她来到了香港之后，她便再没回过上海。她一直让上海存活在她的那一片一点不受污染的记忆里。她喜爱这种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
东虹中学的校墙是用红砖砌成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根水泥的柱子，水泥柱的顶端有一盏戴奶白罩的墙灯。校墙一排延伸过去，转一个弯，便能见到一条河流。河流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它的远端与东上海的一大片公园相连接。主校墙临街的一面是一条数米见宽的人行道，人行道用水泥板铺成，而跨下人行道便是马路了。那时候在那一带，几乎没有什么车辆通过，连行人都很少。只是偶尔有三三两两的自行车，响着车铃，在树阴之下一路踩过去。而在那条马路上栽种的也不是上海最常见的法国梧桐，而是一种属白杨科目的树种，树叶墨绿色，呈鸡心形状。还有几棵盘根错节的老榆树，形态龙钟，多节的树枝伸向街心，雨萍想，它们长在那儿，大概已不下一百年了吧？
雨萍对东虹中学周围的环境细节十分熟悉，那里曾是当年的她经常会偷偷儿去逛圈的地方。她常去那儿的缘故有二。一是就读东虹中学本是小学时代的她的最大心愿；二是表哥就是那所学校的学生。她至今还能背得出表哥在初一那年写的一首叫《东虹——我亲爱的母校》的诗作。
她躺在躺椅上，眼望着天花板，想，隔了那么远久的事她倒能记忆如此清晰；怎么近在眼前的日子反而变成了模糊一片了？人是不是愈老就愈这样了呢？
诗作发表在当时由东虹中学校部编辑的一份油印刊物《东虹文艺》上。该刊物发表的全是东虹学生的优秀习作，以资鼓励的同时也作为学生间的交流之用。能上榜这么一本刊物的作文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尤其是对于一位初一年级的学生来讲。雨萍记得那天姨妈是专程将刊物拿过来她家给她的父母亲看的。姨妈的脸都兴奋得通红了，她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家兆正写的文章都印上书啦！
那期的《东虹文艺》上发表出来的学生习作有很多，就是初一级的，也有好几篇。其他的，雨萍一概连留意都没有去留意一眼，她一眼瞄准的就是表哥的那首诗。诗的第一节是这样开场的：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好像为了躲避北站的嚣喧/故意让它的一端伸向东郊/那儿，人影稀少/绿阴满道，一旁/大楼环抱/红旗高飘/这，就是我亲爱的母校！……
“ SOMEWHERE IN TIME”（4）
雨萍将诗歌读了一遍又一遍，那年她只有小学五年级。她想：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韵律，就是让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或当年在青年学生中最走红的诗人芦芒来写，写出来也不过如此吧？她又将诗歌在她的女同学中间传阅了一番，大家也都钦佩得不得了；而她，更是常常独自一人上东虹中学的附近去溜达。好像如此一来，她便会离她渴望的目标更近些。
从她家去东虹中学约需二十来分钟的步行路程。沿着河边的一条小道一路走去，还要经过一座小桥。她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她的儿童时期，小桥还是木结构的，全身上下都让柏油油成了个乌光玲珑。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年代，木桥拆了，换成了一座用粗糙的预制铸件建造的水泥桥。桥中央的那个凹拱处还刻有一枚红五角星，下边一行字，曰：建于1958年×月×日。
就这么一座桥，雨萍经常走过，然后便走上了那条“笔直的柏油路”。
仲春的黄昏天，空气中浮动着一片的赭黄色。雨萍从白杨树黝黑的树冠下一棵棵地走过，她能闻到一种树叶散发出来的新绿的清香。校墙水泥柱上的顶灯全亮了，给人行道投下了一圈圈黯淡的光晕。不知怎么的，她感觉自己的心开始轻轻地跳荡了起来，像荡千秋一般，一上一下一前一后的，让她的步履都有些不稳，呼吸都有点急促起来了。
远远的，她望见了那块黑字白漆底的校匾，一盏薄边斜罩的裸露灯泡照着它，在刚刚降临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天色已经不早，学校大门早已上了锁，就连传达室的小门也已关闭上了。她像一个普通过路人一般地从校门口若无其事地经过。但想想，又觉得似乎有点不太甘心：自己来来回回花费了大半个小时，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分钟的经过和瞧一眼？她再从河边的那条小道上拐了回来。这一回，她见到传达室的门打开了，一男一女，两个戴红领巾的中学生从小门里走出来。然后，就在那块被灯光打亮的校牌跟前站定了，他们像是在说些什么。雨萍的心的千秋荡得更高了。但她很快便发觉，那个男的并不是她的表哥（她说呢，天底下哪来这么凑巧的事？），而是另外一个男生。但当下里就将她的目光吸引了过去的则是那位姑娘。这是一位长得很美的姑娘，精致的五官，匀称的身材，白皮肤，鹅蛋脸，细而密的前留海。但这些都是一般的描写，太一般了，似乎都不太能很准确地表达出这个姑娘的美的实质。
雨萍再多望了她一眼。她发现那位姑娘身上弥漫着的是一种气质，一种贵而傲的气质。贵中有傲，傲中有贵；因贵而傲，因傲更贵。而且它们的流露还是那么地自然，没有一点故作矜持的意思。仿佛这种贵傲之气是她与生俱来的，是自其骨髓里互相缠绕着地向外扩散出来的。
雨萍已经在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当她经过这对男女生边上的时候，她见到他们面对面地站立着，那个男生正使劲地拍打着自己袖口边上的粉笔灰。他们正准备分开。
后来，她见到那位姑娘独自离去，就在那条柏油路前方的一个岔路口上拐了个弯，便消失了踪影。而那位男生则横过马路，朝着道路的另一个方向走去。不知是为什么，雨萍突然感到一种冲动，她也想过到马路的对面去，跟随着那位并不是她表哥的男孩子一路而去。也许是因为那个男孩曾与那位美貌少女做过伴？或者至少来说，他是表哥学校里的一位同学，所以便对她构成了某种吸引力？
她一步跨下人行道，一辆自行车正好从幽暗的树冠下向她驶过来，摇响了一长串铃声。于是她又急忙缩回腿来。她终于还是没过马路去，没去实现她的那股莫名的心理冲动。
雨萍拖着腿回到家中，心情沮丧得几乎有点儿想大哭一场了——于她，这是很少有的事。多少年后，当她第一次隐隐约约从姨妈那儿听说兆正表哥最近与他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有如何如何往来的时候；或者是那次街道学习班上，我俩板凳并排板凳坐在一块，她主动问起我些什么，而我又做了些不着边际的回答时，她都几乎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就肯定：所谓她，就是她。就是那位仲春之晚与一个男生一同站在东虹中学的校门口的漂亮的姑娘，她们是同一人。当然，后来当雨萍在表哥家中再遇见这位少女时，那已经是过了好多年后的事了。少女的面貌免不了又有了不少的改变，但那股子诱人的气质仍在，而且仍很美。
雨萍从小到大都没这么做过，但这次她忍不住这么做了。她跑到换衣镜跟前，在镜中很仔细很仔细地端详起自己来。她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除了两粒可爱的唇角涡之外，她从哪一点上都无法与那位少女相比。于是，她便立即理解她的表哥了。她甚至觉得，以表哥的才华是应该与这么样的一位少女相配的。但她恨，恨她自己；她赌气，她同她自己赌气。她愈想愈气恼，她再不愿在心中去将那位少女想象得太美了，她抗拒这样做。她告诉自己说，其实，那个女的，也“并不太怎么样”。
“ SOMEWHERE IN TIME”（5）
从此，“那个并也不怎么样的女的”便成了雨萍口中对湛玉的称呼。
是的，存在在雨萍遥远记忆中的那个站在黄昏校门口的男生就是我。几十年后，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我们香港住宅的露台上时，我俩不止一次地谈及过此事，但总会在到达某一条界线时，止步不前了。我俩心照不宣，也从没互相说穿过，却让各自的心中都保存着同一个谜语的不同答案。
这样做，我倒是觉得蛮有味的，有一种含蓄人生的意思。至于雨萍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当然，作为小说的作者，我绝对有权对她的内心进行某种心理探讨，我经常这样做，经常对我小说中的人物的举止行为与心理状态做出类似的处理；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想。
雨萍终于从屋角处的躺椅上起身了。全屋里都乌沉沉的，连天花板上的灰白反光都消失了。落地的趟门仍然敞开着，夜风愈来愈大，两条给拴住了的白色的尼龙纱帘被鼓吹起来，像两个不安的灵魂，在这黑夜的背景上，忽忽地飞舞。
但是，露台之外的天空还是有亮光的。非但有亮光，而且还有色彩。这是一种橙红色的云层反光。因为此一刻的港九市面正处于一天中最辉煌的时分，距离露台几百米之下的整座香港岛和海对面的九龙半岛上火树银花，车流滚滚，就像刚出炉的沸钢水，流淌着，在这片土地上，从四面八方支丫开去。
但这种都市的繁华只是一种景观，流动的却是另一种无声的景观。至少对于这么一座位于山势顶端的大厦来说，它们便是这样的。宁静统治着这里的一切，除了风声，还是风声；其中夹杂着的是几粒秋虫唧唧哦哦求伴的叫唤声。
雨萍在躺椅的边沿上小坐了一会儿，她还没想出现在她应该去干些什么。菲佣房中的电视机声已告平息，想必人也上床睡去了。都什么时候了？或者她该去厨房弄些东西来吃了，但她暂时还没饿的感觉。
雨萍趿上拖鞋，走下躺椅来，她慢慢吞吞地向房间走去。她还是克制不住地想去做一件事。摆放在酒柜上的那只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镀金台钟开始用清脆的敲打声歌唱了，它唱来唱去，还是那两句法国童谣，它告诉雨萍说：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四十五分。
她走进主卧室，打开了一盏床头灯。卧室很大，微弱的灯光只是更显出了它的宽大和幽深。她又去将那件毛衣找了出来，她先将它摊在手掌上端详了一会儿，里里外外地摸了摸；然后就把脸蛋凑了上去。每次都是这样的，她还能在毛衣上嗅到那股残留的气息：这是家乡的气息，这是童年的气息，这是他以及她自己的气息——惟这最后一点，可能只是一种幻觉而已。
她好像听见客厅里有什么动静了。她放下了手中的毛衣，细细地辨听了一下。是电话铃在响——是的，是电话铃。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客厅去，除了两片隐约飘动的白纱窗帘之外，客厅里一片漆黑。她向电话机的方位摸索着地走过去，但她想，对了，我不是应该先去将大灯打开吗？于是，那座六十盏烛头的巨大的水晶灯便刹那间大放异彩了，让整座客厅于突然的一刻沉浸到一片光明的海中去。强烈的光线刺激得雨萍的眼球都有些疼痛，但她全然感觉不到这些，她眯起双眼，望着那架电话机，不错，它正响个不停呢。在这座隔世的大宅里，它似乎是一种来自于外太空的讯息。电话机摆放在一张半月型的精巧的机桌上，机桌靠墙而立，机桌的一旁摆着一张专门给接听电话的人坐的丝绒的靠背圈椅。雨萍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拎起了话筒。她的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她对话筒说：“喂——”
宝大西餐馆里的白老师以及谁（1）
湛玉母女俩从餐厅出来后，便走上了复兴路，现在她们又从复兴路拐上了一条偏静的横街，她们居住的那座公寓就位于这条街上。她俩经过一个街角位，黄澄澄的路灯的灯光照射下来，灯光里站着几个从农村来上海的小女孩，她们各自的手中都握着几枝带塑套的玫瑰花。每次见到有一男一女形同恋人的路人经过时，她们便会一齐跑上前去，纠缠着兜售她们手中的玫瑰花。这也算是二十世纪末上海市容的一道风景线了，如今，户口制度已名存实亡，只要有生存能力，谁都可以盲流进大城市里来一试机遇。男的女的 ，年轻力壮的可以干地盘干散工干饭店女招待干脚底按摩室的指压小姐，小一点年纪的就干这一行。一般说来，她们都会有一个成年人的头领，她（或他）就藏身于一隅不至于会让这些小女孩逃逸出其视线范围去的地点，等待着她们将乞讨或兜售所得的利益一一上缴来。
母亲站定了。这是秀秀已朝前走出了相当的一段距离后才发现的。她又掉转头走了回来，她发觉母亲正在留意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秀秀站在母亲的身边，望着母亲在望着那个女孩时的投入而又专注的神情。
这一刻的湛玉，其实，又有些在梦里的感觉了。在梦的那一端，她也还原成了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了。她一个人站在淮海路上，四下里环望，周围车来车往，行人匆匆，但她却如此慌恐，如此彷徨，如此孤单无援！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前隐隐地又出现了那种深棕色调的护墙板和幽暗灯光了。这回她看清楚了，这是宝大西餐馆的咖啡情侣座。莉莉不在她的边上，不在。有一两对男女挽着臂膀从她的身边经过，进店里来或从店里出去，走到了外面阳光充沛的淮海路上去。穿黑色外套黑西裤和戴黑领结的餐厅侍者托着托盘走过，他梳着一头乌黑溜光的发型，雪白的府绸衬衫被烫熨得一丝不皱。他在一张卡座的方桌跟前停下来，端放下了两杯咖啡后便离去。她于是便见到白老师了，他正背对她而坐。这是一张高背的棕皮双人座位，白老师坐外座，他的一条胳膊和少许背部露出在座背之外。但湛玉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没见到她。他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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