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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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思维
　　中国文学的媒介（亦即汉语）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把汉语与欧洲语言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汉语中像“jing”、“chong”、“zhang”①这样的音节，语音效果惊人地相似。单音节性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性，汉语写作的特性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性。进而言之，它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口语的进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单音节性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的风格特性。
　　『①这里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下同。』
　　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欧洲不会在象形原则上发展其写作系统，因为印欧语系语音结构具有大量的辅音和无限的不定组合关系，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图画文字则远远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单词。由于没有一个表意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汉语就用象形原则并通过语言规则来加以补充，然后才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形符于是就只因其语音上的价值而存在。事实上，汉语辞典里四万余字，有十分之九是通过语音组合的原则构造起来的，有大约1300个作为语音符号的表意文字。像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只要有大约400个音节组台也就足够了（声调不计在内），比如：“jing”、“chong”、“zhang”。然而在日耳曼语言，要为每一个新的语音组合发明一个新的象形符号显然不可能，比如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scraped”、“splash”、“scalpel”。汉语没有发展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意符作为音节使用已经足够。如果中国人是用如同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来说话，那么这种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们发明了一种表音文字了。
　　汉语中单音节的发音与书面文字间的适当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音节形式的极端缺乏，是汉语的特点，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ao”包括超过一打的意思：“包”、“抱”、“饱”等等。由于形象原则运用到具体的事物或行为的时候受到限制，而且它也比较复杂，原来的“包”字就纯粹作为一种语音的符号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乱，直到汉代书写体多少确定下来之前，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借以指示其他词语的假借字。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需要，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给“包”字加上一个符号（称“部首”）来表示各种不同意义的“包”。
　　音符的使用不是很确定的。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些字，它们的发音都是“bao”或“pao”，在现代汉语里声调不同，每个字都含有“包”，然而各自加上了不同的部首：
　　抱、跑、袍、饱、泡、炮、鲍、胞、炮、咆、刨、苞、雹，这样，“包”加上“手”表示“围抱”，加上“足”表示“奔跑”，加上“衣”表示“长袍”，加上“食”表示“吃饱”，加上“水”表示“水泡”，加上“火”表示“鞭炮”，加上“鱼”表示一种“鱼”的名称，加上“肉”表示“子宫”，加上“石”表示“大跑”，加上“口”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花蕾”，加上“雨”表示“冰雹”。这就是为解决同音字问题所进行的调整。
　　假如问题不在于同音字，假如汉语里有像英语“scraped”“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假如中国人造字之初就发明了“sc…a…p”，这些音素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ape”与“scape”、“scape”与“scrape”、“scrape”与“scraped”，以及“scrap”与“scrated”的发音的话，其结果就必然需要有符号字母来指示“s、r、ed（t）、p、ch”等等。要是中国人做到这点，他们就会有字母，他们中有文字能力的人也就更加普遍。
　　然而，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性。这个事实本身就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学习的特性与地位。由于中国文字本身的特点，其字形在口语中同样反映不出来。一个语符在各种不同的方言甚至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音，就像基督教里的十字架在英语里念作“cross”，在法语里读成“croix”一样。这与老大帝国统一的文化有紧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汉字的使用，人们在时光流逝了一千多年之后尚能阅读儒家经典。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有趣的假设：孔学的经典如果在公元六世纪时就不为人们读懂，那么孔学的崇高地位又将发生何许变化呢？
　　确实，中国文字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经受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如今连孔门学者部分为两大阵营：一派相信古文经学，研究孔宅壁缝里免遭劫难留存下来的书籍，另一派则相信今文经学，研究那些年老学者凭记忆记录下来的经典，这些老人在短命的秦朝幸免于难。然而始自公元前213年，持续出现了不少儒学著作，其形式相对来讲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改革。这些著作要为儒家经典作用于中国人心灵的催眠力负大部分的责任。
　　只要符合孔学早期著作，也就合乎整个文学传统，汉代以后尤为如此，一个中国学生只要能读懂一百年前的著作，也就能使自己读懂13世纪、10世纪乃至2世纪的作品，这种方便程度如同一个现代艺术家能够像欣赏罗丹的作品那样欣赏维纳斯。人们会纳闷，如果过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那末古代传统的力量还会如此之盛吗？中国人的心灵还会这样保守，这样囿于过去吗？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文字的使用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学语言，称文言，它与口语全然不同，因而也远非凡夫俗子所能掌握。对口头语言的记录自然要随活的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言由于不太受语音变化的影响，在习语和语法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不受到任何口语规则的束缚，并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结构规律和大量的习语，这些都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积累下来。于是书面语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存在，不过多多少少也随着不同文学样式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语言与活的语言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直到今天，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文言与口语两者的句子结构规律也大相径庭，因而仅仅把现代汉语的词句换成文言的同句，还远不足以称为文言文。比如“三两银子”，就必须在句法上能换为“银三两”，又如现代汉语中“我从未见过”，就必须写成“余未之见也”，宾语通常放在否定动词的前面。现今的中小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常易犯习惯用法上的错误，正如初学法语的英国学生会说“je　vois　vous”一样。如同学习外语需要大量接触才能真正掌握其习惯用法，同样，文言写作也需要把名篇佳作反复背诵多年（至少十年），然后才能写出像样的文章，也正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掌握一门外语一样，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能够写出真正符合语法习惯的文言文。事实上，现在只有三四个中国人能写出符合周代语言习惯的文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忍受那种连外国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充满书卷气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失却了母语的真味。
　　中国式文字的使用使得这种发展成为可能。而且，文字与语音的脱节又加强了文字的单音节性。事实上，口语中的双音节词在文章里是可以用单音节字来表现的，因为字体结构本身已经使意义十分明确了。于是，我们在口语中需要讲“老虎”，以区别于其他超过一打的发音相同的字眼儿，但在书面语中一个“虎”字也就足够了。文言中的单音节字明显多于口语，因为其背景是阅读而非口头发音。
　　这种极端的单音节性造就了极为凝炼的风格，在口语中很难模仿，因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它却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美。于是我们有了每行七个音节的标准诗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语白韵诗两行的内容，这种效果在英语或任何一种口语中都是绝难想象的。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散文中，这种词语的凝炼造就了一种特别的风格，其中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如同那些一丝不苟的诗人，中国的散文作家对每一个音节也都谨慎小心。这种洗炼风格的娴熟运用意味着词语选择上的炉火纯青。先是在文学传统上青睐文绉绉的词语，而后成为一种社会传统，最后变成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这些文学技巧造就的困难，使得中国识字的人极其有限，这一点无需详述。识字人的有限又反过来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气质。人们有时会想，假如改用拼音文字，改用屈折语，那末中国人对他们的上级还会如此温顺和谦恭吗？我时常感到，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其语言中多保留一些词首或词尾的辅音，那末他们不仅能够动摇孔子权威的基础，并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结构，让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出现长期的承平气象，并在其他方面得以稳步前进，发明更多诸如印刷术、火箭之类的东西来影响这个行星上人类文明的历史。
　　学术成就
　　我们有一种非经典性的文学，也就是由那些敢于打破经典性传统的无名作家所创作的想象的文学。他们直抒胸臆，为创作所带来的欢乐而进行创作。
　　在讨论这些构成西方意义上的优秀小说和戏剧之前，也许应该先考虑一下经典文学的内涵，考虑一下中国文学的特性，考虑一下众多的文入学士们的生活与教养。他们靠人民养活，主要从事道德说教，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创造。那末，这些学者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学者的国度，文人学士是统治阶级。至少在天下承平之年，十分提倡对学术的崇尚。这种对学术的崇尚甚至已经达到一种普遍的迷信程度，任何写有文字的纸张都不可随意丢弃或派其他不适当的用场，而是应该收集起来焚于学堂或寺庙内。战乱年代，情形稍有不同，兵丁常常闯入文入学士家中，不是把古本珍本藏书用来饶火，就是用来擤鼻子，或者干脆连房子一股脑儿付之一炬。然而这个民族的文字活力过于旺盛，兵丁们书烧得越多，人们藏书的规模却越大。
　　在公元600年左右的隋朝，皇家藏书已达37万册。到了唐朝，皇家藏书计有20万零8千册。1005年的宋朝，编就了第一部类书，共计1000卷。接下去一个御览版本是《永乐大典》，由永乐皇帝（1403～1424）召集人员编成，计有22877卷，装成11995册，收集了经过编选的古代稀有著作，清朝，乾隆皇帝最具有政治家风度之一举，乃是诏令彻底清查尚存的书籍。其表面目的是要将其加以保存，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是销毁那些对满族统治流露不满的著作。他成功地收集了36275卷册，全书缮写成七部，定名为《四库全书》。但他也同样成功地或部分或全部销毁约2000部书籍（其中有的部分罹难，有的则是全书遭到厄运）。这次运动造成的文字狱约达20起之多，作者或被革职，或被监禁，或被鞭打，有的甚至丧命，有的宗祠遭毁，有的家人被卖为奴——这一切都仅仅因为一字之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所收书籍，都是依照正统标准认为值得加以保存的。有不少书籍仅在提要里简略介绍了一下，却没能收入《四库全书》以期永久流传。这些准备永久保存的书籍当然不会包括像《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名符其实的独创性著作。不过其中包括大量的“笔记”，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从历史考据到香茗名泉，以及狐仙、水怪、节妇的小品，都是中国学者的兴趣所在。
　　那么，这些书里讲些什么呢？考察一下由《四库全书》统一流传下来的中国国书的正统的分类系统是十分有趣的。中国的书籍分成四个大类：（一）经，（二）史，（三）子，（四）集。经部包括经籍及其注释书籍，这浪费了中国学者的大部分光阴。史部包括断代史、专门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记或名山志）、行政体系、法律、法规、书目文献和历史批评，干部之名，原借自周代诸子，后来包括中国各种专门技艺和科学（正如西方大学里的哲学），有军事、农业、医药、天文、占星、巫术、算命、拳术、书画、音乐、房屋装饰、烹任、草木鸟兽虫鱼、孔学、佛学、道学、参考书籍，以及许多上面已经提及的“笔记”，记载了杂乱无章、未经筛选、道听途说、未曾分类的资料，内容涉及所有的宇宙现象，尤其偏爱那些怪诞的和超自然的现象。在流行书铺内，小说也划入此类。集部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了学者的文集、文学批评，以及专门的诗歌集和戏剧集。
　　科学的分类总比其内容显得更加仪表堂堂。事实上，中国并无专门的科学可言，只有系统解释古籍经典的小学和史学确实是经过确切分类的知识的分支，也给人们提供了煞费苦心去钻研的领域。天文学中除了那稣教士的著作之外，其他都与占星术极为接近，动物学和植物学十分接近烹任法，因为许多动物、水果和蔬菜是可供食用的。一般书铺里，医学通常与巫木和算命相放在同一个书架上；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和政治经济学都蕴藏在笔记之类的书籍里，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被划入子集的动植物学和史集的杂录之中，他们获此殊荣是因为他们笔记的专门化性质，但是他们的著作，突出者除外，在神韵和技巧上，与集部的那些笔记并无根本区别。
　　大体上，中国学者有三条造就天才的途径：真正的学术研究，科举仕途，还有经籍意义上的文学。我们可以照此把中国的读书人分为三种类型：学者、贵族和作家。培养学者和举子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故而人们很早就需要作出抉择。曾经有一个举人，或称第二级候补官员，居然从未听说过作为儒学十三经之一的《公羊传》。也有不少卓有学识的学者一辈子都写不出一篇“八股文”，去通过科举考试。
　　但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精神是值得赞美的。学者中的优秀者，能够与西方的科学家相媲美。他们同样执著地献身于学术研究，含辛茹苦，尽管常常缺乏科学的技巧，他们的著作也常常不乏西方人那样明晰晓畅的文体和缜密无懈的推理。在古代中国，做学问意味着艰苦卓绝的努力，要阅读大量的书籍，且需具备一个几乎超人的记忆力，因而只有终身致力于学业，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些学者能够从头至尾背诵洋洋大观的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没有任何索引系统，人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记忆的贮藏量。事实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书中找到出处的学问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学者是不需要百科全书的。我们有不少这样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处，他们也毕竟不太在乎花费一时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阴。英国贵族常常为猎取一只狐狸而忙乎一整天，兴致丝毫不减，中国的文人学士也以同样的兴致去“追踪”自己的猎物。结果发现了与猎物毫不相干的东西时，他们也是同样扫兴，而迫踪狐狸到了它的巢穴时，他们又是同样振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的学者才会单枪匹马地创造出不朽的巨著。比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以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文化地理学的时候，时常随身携带三车书籍出游，一旦发现史籍与事实不符，或与老人们的叙述（他第一手材料的来源）有出入，他会当即在文献上加以更正。
　　这种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探求，在精神上毫不逊色于西方科学家的工作。中国的学问中有不少领域可资苦攻和有条有理的研究。比方有说文、音韵史、古籍校勘、古籍整理，以及古代礼仪、习俗、典礼、房屋装饰和习惯的研究，还有经籍中鸟兽虫鱼之名的查证核实，铜器、石雕、甲骨上的文字研究，以及元史中异族名字的考据等等。另一些人则醉心于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百家，或者元杂剧、《易经》、宋代理学、中国绘画史、古币、中国的突厥语和蒙语等等，这一切都与师承和时尚等大有关联。在清代中叶，中国的文学研究达到鼎盛时期，成果收入《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有400种，共1000余册，包含某些对特别专门的学科和课题进行研究的文章。这些论著在本质和精神上，都与现代大学的博士论文极为相似。不过在学术上更为成熟，花费的时间也更长。据我所知，其中有一部作品竟花费了作者30年的光阴。
　　学府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总是为数不多，西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正如美国有不少Ph。　D（哲学博士）一样，我们有不少官场上的候补官员，他们需要一个职位来获取生活之资和他人的尊敬。也许中国的候补官员比美国的哲学博士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更为严重。他们都通过了一场考试，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用自己平庸的智力完成相当的劳作；他们也都是纯粹出于商业上的原因来争取某种资格；他们都获得了一种教育，教给他们如何与书本打交道，如何出卖自己别无他用的知识。
　　然而，中国的哲学博士有更明确的官僚资格。他们之中不乏真正的天才，他们获得这些学位，并不是出于什么世俗的原因，而仅仅出于兴趣；他们爬得很高，达到了科学的最高一级，晋升了进士或翰林。他们都能出任地方官吏或留做京官。大部分人则很体面地成为最初两级的秀才（相当于学士）和举人（相当于硕士）。还有许多人连秀才都捞不到，则被称为“童生”或“诸生”。有不少这样的“童生”（他们都是成人）受官府或地方基金的供养，云集四乡，就像失业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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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最初两级学衔的以及毫无学衔的人里，学识较好的一些人成为教书先生，较差者则成为乡绅。他们是业余的律师，以包揽诉讼为业，常与衙门相互勾结，或者垄断税收，与当地豪门串通一气。他们能死记硬背《五经》，大部分人还可以背出朱熹的官方注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孔学真理之唯一正确的解释。除此之外，他们在学术上毫无所知。他们写不出漂亮的诗篇，他们为科举考试而作的准备局限性太大，他们学的八股文又是如此死板，他们根本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新闻报导或者一张简单的涉及极其庸俗的商品名称的商业短笺，这一点他们不如熟练的生意人，后者轻而易举地超出了这些读书人。不过，这些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有阶级觉悟、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下面，我引用顾炎武写于清初的一段论述“生员”的文章：
　　〖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然器讼遗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宫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日是杀士也，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偏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蠢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
　　顾的这篇文章，写于这种罪恶昭然若揭的时期，不过这些学士、硕士以及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寄生虫本质，都代代相传至今，未始有任何变易，他们在今天被称作“大学毕业生”。
　　当然，他们也并非都是这样的恶棍。每个城镇、乡村里总有几位善良、隐居、俭朴、知足常乐的读书人，他们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压迫阶级，因为他们选择了君子固穷的道路。偶尔一个城镇里也会有几位道德高尚的学者，他们故意避免应试，埋头于学术之中。学术著作常可朔望出于这些学者，以及那些较为聪明和成功的候补官员之手。
　　就整体而言，旧式文人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