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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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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弃之不顾，英国首相张伯伦用投机的信誉所赢得的投机的和平，墨索里尼的大儒主义在西班牙的得逞和英国的参与，还有国联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意大利的让步。这些都为我们显示了欧洲道德沦丧的破坏性画面。这些画面与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道德沦丧极其相似，大诸侯国把小诸侯国出卖给逐渐得势的集权者秦始皇，同样，战国七雄中的六雄，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一点点地作为“和平的贿赂”拱手献给其中一雄秦始皇。小诸侯国在寻求保护时也会有同样的恐惧和犹豫，他们朝秦暮楚，对盟约同样采取玩弄的态度，齐国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曾同专制集权主义者统治下的秦王朝调情。这些工作都是由那些奢谈渴望“和平”、“安全”、“正义”、“荣誉”的政治家们来进行的，直到这个集权国家把它们全部吞噬完毕。中国人民意识到，如果欧洲不愿意为正义而在西班牙作战，那末，正义也难以在其他任何地方担当起解决国际事务的重任，因此，“现代化”一词有个坏的氛围，中国在引进现代化的时候，不得不把它整个地接受下来。现代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的统一体；神圣的条约原则，或者说世界事务中的力量原则也形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体系。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也预示着民众的幸福。为了正确评价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必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现代化是由报纸和收音机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数不清的其他接触所引起的势在必行的过程，战争的风云如何变幻也阻止不了这个过程，就连日本人对新生的中华民族也束手无策。中国今天的抵抗力量就是建立在这种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由人民的现代化所导致的。何以历史不会重演，中国不会被征服，反会同化其征服者，其原因不仅在于日本不是那些属于其他世纪的满族和蒙古族，而且在于中国已不复为一个古老的、一盘散沙似的古老民族那样容易地为满族和蒙古族所征服。目前的抗日基础不是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中国人民。而今日之中国人民，在其性格、观点、社会态度、大众觉悟等方面，都殊非30年前之可比。
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1世纪米芾精妙绝伦的绘画和苏东坡炉火纯青的诗篇皆不足以阻止半世纪后金人对北部中国的入侵，宋徽宗的绘画艺术也不能保障在他作为野蛮侵略者的人质时幸免于死。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熟的艺术和哲学非得要与一个民族政治上的繁荣保持一致。即便拿破仑仰慕歌德，并不意味着歌德的德国就不会沦陷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历史记载了粗俗野蛮的汪达尔人颠覆了开化或许可以说是颓废的罗马。19世纪西方对中国入侵之时，中国自身正值腐朽的周期。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8世纪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昌盛之景已为昨日黄花。人口过剩和贫穷导致了此起彼伏的骚乱，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官场业已病人膏盲。一个世纪前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论是在交通，在公众事业还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方面，都要比当时的英国强得多。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中国已经是一派可怜景象了。她完完全全处于道德沦丧、经济衰微的状态。成立于1911年的中华民国继承了这个遗产，旧的价值观念刚刚消失，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统治崩溃之时，庞大的民国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倒，被军阀割据和统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西方的民主统治者惧怕人民，中国君主制度下的军阀统治者还敬畏皇帝，但是现在这些军阀统治者既不必敬畏皇帝，也不必惧怕公众舆论。如果日本像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时那样置西方势力于不顾，早在民国初期的10年内就对中国发起进攻，那末中国早就被征服了。
回顾四十年来现代中国在精神上的变迁，你就不能对大众觉悟所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用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衡量，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和学院的纷纷设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厘金”税的裁撤，财政金融的巩固和加强，腐化堕落逐步得到铲除。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北京政权与南京政府相比，在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其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公路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10万美元。这种进步无疑要归功于存在了10年之久的稳定政府，但是归根结蒂是得之于西方影响的渗入所给人的启发。新一代受过西洋教育的金融家和大学教授取代了北京政权里的旧式官吏。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在南京内阁成员里数出3位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地理学教授，一个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曾留学德国；另一位专攻教育学的校长和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崭新的一代意味着崭新的观点，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要归功于人的现代化，最终归因于民国建立27年以来时间的流逝。
人们完全意识到所谓进步或许不过是幻想而已。学院和学校的纷纷设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有了比过去受过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妇女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姑娘们比古代幽居深闺的小姐要有出息；现代豪华的享受和娱乐，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过去的人玩得更尽兴；一个个豪富之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它有权利瞧不起那些旧时期的达官贵人；新宪法禁止重婚，并不意味着那些骄奢的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拥有情妇；工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过得富裕一点。看来现代的工业主义会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社会变革，几乎是刚刚开始迈开顺应新潮流的步伐，贫穷随处可见，农村一片混乱，广大内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还远未走出莽莽丛林。然而，如果中国想要变得现代化，她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现代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涵。我已经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我太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民族的遗产，不过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质的体系，是活着的、能动的东西，表现为在一个新环境下对生活的某种哲学态度和对生活的反应与贡献，应该勇敢地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现代世界有一个精神体系，现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无论是科技、医药、哲学、艺术还是音乐等各方面，中国都不可能游离于全世界的共同遗产之外。她正是坚定不移地用现代文明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不少人认为中国将由此而牺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观念。相反，我认为现代化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驱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坦率他说，在民族性格问题上，我并不焦虑。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建设，却并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见得中国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为全世界共同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德国在音乐和科学方面很有成就，法国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英国在民主体制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规模商业、企业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这些贡献都必须基于文化的统一之上。现代医学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更不是美国的，医学科学只有一个。如果中国人的性格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那末，他们会用自己的力量来为知识的共同积累作贡献，从而维护他们自身。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就一文不值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仅仅意味着某种精神状态，某种心理和道德上的财富，它们能够在任何境况下显示其自身。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精神应该促使人们去创造、去生产，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死板的、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被涂上防腐剂保存起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遗产并非博物馆内收藏着的碎片。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
新民族主义
然而，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进步和现代化在理论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幸存下来，那末现代化就势在必行。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坚信今天最紧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已充分实行，以给我们的新民族主义注入内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损、最终征服残酷无情的日本战争机器。对中国来说，现在不是从女神那里挑选聪明的礼物：和平或进步的时候。欧罗巴女神扔给旧中国的那些不祥的礼物也不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出现的；她给中国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十奴役，要么是进步十战争。中国选择了后者，即所谓新民族主义，这就是西方的礼物。
新民族主义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礼物，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全民抗日，它与我们以往所知的爱国有所不同。确实，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卫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种族本能之上。这种本能，对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更力强烈。然而，单是对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单纯的爱是不够的。在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入侵的时候，这种感情与爱井没有能证明自己。爱国主义之于孤立主义的古代中国而言，是件奇怪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王国、一种文明、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热爱中国就像是“热爱文明”，“热爱世界”，或者说热爱当代美国人心目中所谓的这个称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胁，会有多少美国人会为爱这个世界而战，或者甚至为爱这个文明而战呢？可见，这种感情是何其单薄、模糊而又飘渺！
光有那种古老民族的自负，很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中国获胜——我相信她准能获胜——那是因为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震惊了世界，那些无知的人们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种内战争带来的人为的产物，认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压力被撤除，它就会烟消云散得无迹可求。稍为正确一些的观点是，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在1934～1935年间，这种新精神出场了，开始显得黯然失色，后来便抹掉了暗淡的绝望。终于，一种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诞生了。不过，只有在战争开始之后，这种新精神的内涵力量和新的结构才变得引人注目，震惊遗迹，当然最感震惊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抵抗的决心没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所摧毁，并且不可能被摧毁，这是因为大众觉醒的无形力量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的缘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于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如果我们听到人们众口一辞他说他们亲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极端匾乏、生活艰难困苦、个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难民中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的抗战政策，那末，我们就会明白抗战的基础在于人民，而不仅仅在于领导者。
在这场漫长的抵抗战争中，我们可以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日本就像一辆新的Buick汽车，它有极好的发动机，试图穿越戈壁沙漠。这是一场在发动机与沙漠之间展开的竞赛，这辆汽车能在沙子进入发动机使它陷于瘫痪之前到达那个遥远的、永远变幻莫测的终点吗？是沙漠将毁坏汽车，还是汽车将征服沙漠呢？另外还应该考虑在内的是，这辆汽车出发时带的汽油是有限的，所以为了到达假定的目的地，在汽油耗尽之前它要尽快向前推进。如果这辆汽车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有最后一加仑汽油，日本就赢了。然而可能的情况是——在我看来必然会发生的是——日本的机器将继续艰苦跋涉，只要能爬得动，它就会继续前进。但最终这辆汽车还是会因为缺油而抛锚。美国的和英国的卡车会被叫来，把它拖回这段愚蠢旅行的起点，那时这辆汽车的挡泥板已经肮脏不堪，车轴已经断裂，连发动机所需的润滑油都没有了。
在这场沙漠竞赛中一个更为奇特的因素是：无论何地都只能找到美国的加油站。也只有日本才完完全全是依靠美国的加油站来加油，来获得自己的成功。日本不断侮辱加油站的雇员，并且撞倒加油站的围墙，但还是把美国汽油加到自己的机器里了。而加油站的雇员也只是对日本人的无礼、对扔进自己眼里的沙子随便抱怨几句，发几句牢骚，但还是把汽油钱装进口袋里，声称还是生意最重要。什么时候山姆大叔才能停止为赢利销售汽油，像新英格兰农夫那样，拒绝与那些不考虑后果，而将别人篱笆撞倒的人打交道，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中国在战斗，她还将继续战斗下去，她会备受战争创伤的折磨，但不会被打败。中国现在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位不近人情的、冷酷的、刚愎自用的领导，他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他把战争看作20轮比赛，知道只有那最后的一击才是决定性的一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内在的力量，而是熟悉这种力量并巧妙地加以运用。对抗战本质的这种理解不仅通过报纸和电台的努力成了今日中国人民的共同特征，而且也在指导总参谋部的战略与战术。
只有当我们把日本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或者强迫他们撤离的时候，我们才得以重新思考所有这些文化的混乱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保存自己的旧文化。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不是我们的旧文化，而是机枪和手榴弹，才会拯救我们的民族。中国人不会再去接触自己的旧文化，除非日本人停止谈论什么亚洲的“共同”文化，井把这种货色扔回它应该呆的地方去。看来，聪明人不应该经常谈论什么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听到之后，将它变为一个口头禅，从而将它毁掉。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特别的“英国”或“法国”的文化。然而当希特勒大谈其“德国文化”、板垣大谈其“亚洲文化”之时，人们即须提高警惕。一个德国人一听到德国文化，马上就会伸手拔枪；而当一个日本人提起亚洲文化，妇女们就会吓得发抖并尖叫起来。
酝酿中的风暴
我在3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切，我看到未来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武装战争，同时也看到中国通过这场战争也同样会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为现在坚强的抵抗基础是牢固地扎根于1932年日本强占满洲之后的岁月里，这一点十分明了。这种抵抗不是开战后一夜之间的产物，不仅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暴行所引起的。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是始于1931年9月18日。从那时起，一直烽火连天，未曾间断。中华民族看来也算是较为“现代化”的，但是，直到他们被激怒并气得跳起来，直到他们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满洲之后，仍然饥肠辘辆，胃口越来越大，并且已经在觊觎整个华北，直到此时，中国人抵抗日本的决心才具体起来，坚定起来，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战的全面爆发是中国人愤怒到了极点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大动员”，并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之火和对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烧起来的年代。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自己的版图日益被蚕食鲸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万美元的日本货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走私进中国之时，在跟随日本军队之后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进行之时，中国入感到极度的愤怒，而政府则因害怕闹出事端而去拼命地压制这种愤怒，不让它发泄出来，但它必定会逐渐积聚成一股力量，最终爆发出来，吞没任何在日本无休止的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于从1932～1936年的五年期间，人们内心普遍的民族耻辱和抗战要求受到了压抑，无法以任何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以下这些相互交错，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种压力持续增长：1。日本军阀企图分裂华北5省的罪恶阴谋对国人造成的巨大压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大众和大部分政府官员日益增加的愤懑情绪和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3。国民政府为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而对人民情绪的任何表露方式进行镇压，因为它正在作着抗战的准备；在这种稳固而持续增长的压力下，整个民族实际上已经怒不可遏，他们要气“疯了”。察哈尔－河北政权的黑暗阴谋笼罩着这两个省份，政府方面态度暧昧不知何时何地才会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让，这一切都使人沮丧，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顺从人民大众的抗战要求，与日本决一雌雄，我们的民族才会恢复精神上的平衡。这场战争就会像一场风暴，一扫阴晦浊气，让人们能在清新的气氛里畅快地呼吸，尽管这是不平衡的气氛。完全觉醒的人民，就能把从满洲被蹂躏以来积聚已久的对侵略者的仇恨发泄出来，从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开宣战，从心理上讲，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我相信，如果一枪未发就放弃长城以内北方省区——日本人可不会放松进攻——我们民族就会进入持久的压抑狂状态。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有无准备，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涨、如此强大，它席卷了阻挡它的一切事物，并且在西安差一点连蒋介石也吞没掉。如果蒋介石不能够向捕获他的人证明自己有抵抗日本进一步入侵的诚意，他就不会被活着放出来。他的这种想法早已坚定、清晰地活跃在他的脑海里，不过是他拒绝公开向人民宣布罢了。
这种形势之下蒋介石的一个怪僻行为是他一方面积极准备作不可避免的战斗，一方面又在力争取时间而拖延，整个民族则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是否有一个能给人以希望的领导。在南京，有一个远东高明的棋手坐镇，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个高明的棋手是冷静的棋手，这个异乎寻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来，我看着他出人头地，走上了荣誉和权力的宝座，他有时会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谋深算、顽固不冥（很不像中国人的作风）。更有甚者，他也是一个采取行动，但从不把他的计划公诸民众的人。蒋的这种“惨无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就放弃整个满洲时得到了证明，1932年他拒绝给上海的十九路军提供援助也是一个明证。这时，日本人已公开挑战。就人民看来，这时中国已经在抗击日寇了。这种态度殊非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之所能采取。如前所述，蒋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即使遭到整个民族的谴责，即使成为孤家寡人。他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妥当，这不仅是指军事训练、军事装备方面，主要是中国尚未紧密团结起来。上海的战争爆发于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还在华中和华南攻打汪精卫、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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