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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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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问题更推进一步而问：为什么我们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幼稚？为什么数百万好人之中，那么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乱？这些可能的领袖是否遭了暗杀，感受了流行病，或则是中道夭亡？或则是否他们到了40岁已未老先衰；是否他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太强大，因而渐渐随波逐流腐化起来，转取消极放任态度，最后自归湮没像白居易诗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么那些中途夭折之辈倒是幸运儿，他们年纪轻轻死了，留下好的声名。但是历史看来不承认这样的说法；历史显示和孔子学说肯定：每当困难严重之际，那是伟大人物变更了国家的命运。但是我又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沉浮变迁，许多伟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归罪于制度或诿过于一种制度而非可责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辩证法来证明其为军阀政治的逻辑的结果。那很容易表明军阀都是好人，为不良环境之牺牲，受了他们自己地位之压迫，不得不加重税于人民自固其势力，他们的地位又太易于遭遇引诱，几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维新运动，他们经过同样的阶段，同样军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领导之下，卒能获得伟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说，日本的幅员小，那我们又可以归罪于我国领土之广大。于是我们又想起俄罗斯的榜样，挟有等埒半大洲的领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数为与中国相等的贫苦不识字的农民，布尔乔阶级同样的冷淡，上豪劣绅同样的腐败。但是这些老骨头还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罗斯摆脱了旧的骸壳而出现了形态簇新的国家，辉耀着新的希望与精神。于是我将说，呸！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寻求原由常导人返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样我相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为为表率，足以改变全国的风气，如伊藤博文维新的运动。我记得1926年，怎样的全国热烈兴奋以纪念某大领袖，同时一个青健政党出现，好像将拯拔国家出于紊乱与沮丧的现状，怎样的许多青年爬出了学校的墙垣，跋涉数千里加入革命军，视死如归，献身于国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见十九路军怎样一度的激动全国沸腾的情绪，老老少少都把最后一分钱献纳出来，表现一种血气，向非任何人梦想所能及者，存在于这个民族里头。老大的中国一时好像重又找获了他的灵魂。后来不久这把火被浇熄了；它闪烁着余烬的微光，终于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为缺乏监护培养的人。倘令有这么一个人，这死灰不难再度熊熊地燃烧起来，虽至今犹然。
我们的出路
我又想到别的方面。好像我们的步骤被限于黑暗现实的无望纠结里面，但又好像我们的步骤不致被限。因为这一个国家，他的潜力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发现，却缺乏解放这些潜力的人。这一个国家有优良的斗士及低能的官长，精明的商人及庸暗的商业政策，温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团，优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纯良的民主党员及腐败的民主国家。它只需要一种制度把这一切纳入正轨，只需要一种东西为这个国家所不幸地缺乏的。这东西是什么？马上有许多煊赫的字眼掠过我的心头，像民主主义、道德、坚忍、血气、效率、一个优良的执政者……但是民主主义是什么？中国人民向来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阶级最自重的人民。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我们不是有最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形态吗？它是一种乡村社会主义，自动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职务不过是征收赋税与办理司法而已。即所谓“天高皇帝远”，它永久是如此。基尔特这个名目，掉了一个乡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最进步之形式。不过也有一桩使我不能坚持此说，即飞机使农村社会主义不可实现而家族关联关系和村庄关联关系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议会主义就当作民主主义，因为我熟知中国的议员不是一个议员；假使他是中国人，他便不能力议员，议员在中国是一个官，而我们有了大多的议员。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思去选举他们，5000元一票，这些费用将来还是出产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我又不能承认任何主义，因为我看见了许多外国的主义，就是最不褪色的主义，进了中国洗衣作丧失了原来的色彩，只留着恶臭的水蒸汽气息而已。我也不能承认另一革命，因为我听熟了炮声排枪声，它们现在已不复能惊动我，因为大炮的隆隆声不久会沉默，而排枪的击射声听起来好像屋外的爆竹声，后来我探悉这一来不过庆祝杨先生的任新职典礼。又不相信道德提高主义，因为我听了大多，不复引起我的兴趣。这个国家充斥了道德高唱者，宣道说教已经2000余年，曾未能自救其官僚阶级的贪污和无心肝地压迫人民。除此之外，这些高唱道德者却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非徒他仅欲提高别人的道德，抑且自身又可惜此避免人狱。他倘非宣扬提高道德而讲究法治政府，他便有入狱的资格。这些道德提高者替别个道德提高者死后立起牌坊来以资颂扬，因为他们成为君子，可是正因为他们成为君子，致并未把他们送入牢狱，其实他们多数是窃贼。所能施于别人身上者还有什么未曾干过，有利于己者，有什么不想干。其中就存在着提高道德主义的可爱可快处。
同时，国家必须生存；它不能长此沉降于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暂时的民族性的消亡，虽终局可能恢复独立，终属无甚趣味而非真情的慰藉。人民的血液已被吮吸到泛成苍白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已弄得无家可归，而无情的道德和农村经济的破坏进程正疾驰而前。务必寻获一条出路。假使这些广大而纯良的人民，以其不屈不挠的勤勉和高兴的性情，他们只需要和平和安全，只有让他们自由生存，不受吸血军阀的压榨，他们将知道怎样自救之道。但谁将出而从吸血者口中解放他们？有谁挺身当此难局？我问问自己，只有抽一口冷气……
最后，我想到大执法官，当我在冥想中见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国。这才是救主，他挥着大刀，只有服从法律的命令，没有人能够求赦任何人，未经法律的命令。这把大刀是数世纪前遗落于湖水中了的。这口湖应该让许许多多官僚的头颅安葬在里面，可是现在就是这把刀沉着的地方。这个大执法官来了，他从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导以击鼓的鼓手，穿着蓝色的制服。咚咚咚，仪仗队来了，军号手穿着黄色制服，宣布着法律的条文。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向城市行进，走进大街，远远里辚辚的鼓声，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仪庄严地坐着，大执法官执着闪光的大刀在他的旁边，人民欢声雷动，可是市长、地方官吏纷纷避匿。啊，看啊！现在救主来了！大执法官把裁判长的旗帜叉在城墙上，命令每一个在它底下通过的人对它鞠躬。布告揭贴于全城各处，任何人自称超越法律而不肯对这旗帜鞠躬的得砍脑袋，而他的脑袋将掷人这口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进城中的庙宇，把菩萨一个个撤出来，这些菩萨是面情、命运和私宠，而把这庙字改造为裁判所。他把向来在菩萨庇护下的统治城市的牧师官吏聚集到这个地方来，挥动他的宝刀，砍掉他们的脑袋，而命令把他们的头颅跟菩萨的偶像一起掼入这口湖中。因为面情、命运、私宠曾阴谋反抗裁判官。而被大执法官砍掉脑袋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出自望族，而这口湖给他们的邪恶的血染成殷红。说来稀奇，不过三天工夫，这些望族的亲属向来仗势欺人压榨着人民，突然善自检束，彬彬有士君子风，人民乃最后获得自由而生活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这个城市马上发达起来。
在他的心上，我这样描摩出中国的救主。我将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党，任何政党，苟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统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职权与贪官污吏的肃清为不可能。官僚贪污所以存续的唯一理由为吾人从未枪毙一个官吏。唯一对付贪官污吏的办法只有枪毙他们。事情真是简单至此。民主主义也是容易办到，只消我们能够弹劾一下破坏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训练以民主主义，他们将自然趋向之。当官吏的民主精神够程度，而肯屈驾出庭法院以答辩弹劾，人民便能于一夜之间熟练民主政治而弹劾他们。去除官僚的特权和贪污，中国人民将自会照顾自己。因为比任何道德为伟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这才是中国所需要者。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经过长时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这个时期是会来的，但它需要观念的改革；关念着家庭的中国人必须变为关念社会的中国人，而这些宠爱的念头，像面情、私宠、特权和官僚的掠夺国家以荣显家族的私心必须废除。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夭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作者希望中国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们忍耐，因为他们已有了太过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附录
关于《吾国与吾民》
“语堂”
亢德兄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但是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二部书《生活的艺术》，赶本月底完稿，每日3000字一段，自9时半至12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点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23年春夏秋三季，所以一部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10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海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于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鞵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实近。我不能按图素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15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11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16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是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著，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之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士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若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未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国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3月初动手，写了260页，忽然于5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起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5月3日将乃重新编起，至7月底全书700页，所以在这3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上，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人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5册《计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记》、《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尚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咏命运遣怀一类诗40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A Chinese Fantasia：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7月13日早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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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宇宙风》第四十九期，1937年10月）
译后记
林语堂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人们不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幽默大师。
林语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他于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来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在国内外创办和编辑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后，他一直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4月被国际笔会维也纳第四十届大会推选为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月26日，他病逝于香港。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颇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极受欢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几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1935年由雷诺与希师阁（Reynal & Hitchcock）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
1988年1月于石家庄－上海
1994年版译者附记
《中国人》一书，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在读书界颇受好评，报纸、杂志、电台等各有介绍和评论，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间仍不易购得。现改由学林出版社增加内容，出全译本。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一下来龙去脉。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中国人》出，引起广泛注意，书评见于《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和《书林》、《读书》等报刊，它们分别从文学、文化、反思、幽默、“国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也作了介绍。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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