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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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人可以去了。杨大发一个人到华蓥山去了几天。腾回来后对田德俊说：“华蓥山棒老二（土匪）多得很呦，老杨他会不会……”“没来头，华蓥山他有朋友。”田德俊不以为然地说。
　　　　正月二十，杨大发又约腾明忠到岳池县去买灯草。买回灯草后，他们挑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南部县去卖。有一天在南部县老鸦岩陈老板的栈房内投宿，因他们身无现钱，想拿灯草作抵。但陈老板不要实物。杨大发气愤地说：“也是解放了，不然我叫你生意都做不成。”
　　　　还有这位贫协主席实际上并不贫困。与杨大发一起抬滑竿的汪大才等人反映：1952年12月，杨大发曾拿了一个一钱多重的金戒指，到南充市卖了16万元（旧币）。不久又把他女人的红呢子大衣拿去卖了4万元。村民们发现杨大发进城赶集，往往会下馆子，有时提上一大刀猪肉、猪下水什么的回来，嘴里还喷着一股酒气，跟人打招呼。
　　　　一次，某村民家娶儿媳，大宴宾客。远亲近邻都赶份礼去祝贺一番。一般人家送点挂面、水果或两三块大洋而已。杨大发出手大方，一下就送了10万元（约合人民币100元），引得村民啧啧称奇。
　　　　村贫协要修几间瓦房作为办公地点。当全村老少都为经费发愁时，杨大发激动之下，拍着胸脯打保票：“乡亲们，别着急。这有啥子嘛！我随便拿它几两黄金就解决问题。”事后，他自觉失言，又极力否认自己有黄金。
　　　　杨大发家隔壁是位名叫胡德清的老农民，他与杨是同一个互助组的。老人家上了年纪，睡眠不好。他时常看见杨大发在夜深人静时，夹着一个铁盒子，鬼鬼祟祟地上山去，后半夜才回来。有一次，他夜半小溲，撞见了杨大发正夹着那铁盒回家。
　　　　李仁厚关切地问道：“杨主席，你怀里的那个铁盒子是啥子哟？”
　　　　杨大发顿时惊慌失措，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第二天，他赶到李仁厚家，给了李大爷五块大洋和一件棉袄。
　　　　……
　　　　侦察干部深入群众3个多月，从杨大发表现好的背后深处，发现了种种可疑点。把这些可疑点串起来，勾画出的杨大发是个奇怪的贫农。杨大发刚解放时来烟山脚下落户，一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四川省公安厅一处对有关杨大发的线索进行认真研究后，明确指示南充地区公安处直接掌握指导、布置县局进一步查明情况。地区公安处王江夫处长和县公安局局长康功，亲自主持研究侦控方案，决定由一股股长宋子明、副股长吴英昌、侦察员青长明、黄同伦、曾凯、张中桃、文义彬、赖永金等八人为专案组成员。吴英昌等四人住在青居乡和三村，以搞普选、成立互助组、推广少秧密植等中心工作为掩护，深入开展调查。侦察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掌握了3000多份零散检举材料和敌情通报。
　　　　一是杨大发的邻居胡德清报告：有一天，杨大发之妻田德俊掰包谷吃，被杨大发痛骂后，两人发生争吵。田德俊说：“你凶啥、你恶啥，把你的历史背一下。人民政府到处都在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上去交代？”结果，杨大发一下子就蔫了。
第二章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杀手杨进兴（6）
　　　　二是永安乡邮政代办员罗克卿反映：1952年底，杨大发写了一封信，寄给重庆田德俊的娘家人。获此情况后，专案组马上派侦察员曾凯同志，到重庆市江北调查。在乐磺镇找到了田映贞。田映贞说：“田德俊是我兄弟田万顺之女。9岁死父，就抱给我做女儿。18岁与桂花村胡金结婚。一年后，又跑到重庆与水泥工戴福游结婚。过后又改了嫁，嫁了一个在大澳沟国民政府做事的杨大发。她结婚时只回家住过一夜。解放后才来信，说在南充安了家。”
　　　　还有1951年川北党校学员膝志远的一份检举：“我邻居常来安慰关心我。他约我做生意（未成）。南充‘五·五暴动’（一九五○年五月五日反革命暴乱）时，他对我说，他原在抗日沦陷区和西南长官公署工作。解放前的3个月，到川西活动。成都解放时，准备飞往台湾。因情况变化，全组18人乘车到华莹山。途经蓬溪时川北解放，各人分散行走，到华蓥山集中……”
　　　　又据南充市公安局的一份《敌情通报》称：“匪保密局于1949年由成都派一个潜伏组到南充，行至中途，分散准备到华蓥山。”
　　　　根据这些重要线索，遂报经省公安厅批准，将杨大发列为重要潜伏特务嫌疑进行侦控。地、县公安机关的领导与侦察员，一道认真总结了一年多调查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杨大发伪装贫农无疑。要查获杨大发的真实身份，只有从解放前熟悉其妻田德俊的人中扩大线索。于是，决定派文义彬、张中桃同志，三次去往重庆调查。但均未发现杨大发线索。侦察员们毫不气馁，冷静分析后认为，查不到杨大发的历史踪迹，很可能因为他的名字是假的。侦察员再次返回乐硕镇查访，终于找到了曾在田映贞家里帮工多年的雷开云。雷开云说：“田德俊最后嫁的这个男人叫杨进兴，听说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过事。据说他腰别手枪，拿着铁铐到处捉人。”
　　　　案件终于获得突破性发展。文义彬、张中挑马不停蹄地立即返回重庆。经查阅敌伪资料，终于查到了杨进兴是保密局西南特区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长特务身份的材料。
　　　　为了证实杨大发就是杨进兴，还需要获取照片进行辨认。但杨大发夫妇平时很谨慎，从未发现他们照过相。经研究，决定派侦察员青长明、赖永金，以搞农业合作社的身份，长驻该村，寻机拍照。他们以要宣传农业初级合作社的名义，在村里四处拍照，拍下了不少社员劳动的场景。“驻社干部照相喽！你们也来一张！”一名社员喊杨大发夫妇。“你看，浑身是泥巴，头也没梳，脸也没洗。今天你们先照，等几天我们再照。”杨大发夫妇几次都婉言谢绝了。
　　　　后来青林社被评上了全区先进合作社。社长下令，要照一张全社集体相，参加县上劳模大会，会员都不能缺席。就这样侦察员终于取得了一张有杨大发夫妻的集体照片。杨大发夫妻的头像获得后，公安机关第四次派人带着杨大发夫妻的照片，到重庆南岸监狱找在押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等10余名特务辨认，均认定杨大发就是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等4位同志，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妙计。当晚三村贫协主席杨大发接到村长通知，让他明天早上去银行换贷款条子，顺带把村里的几把椅子挑到区公所。
　　　　17日上午，杨大发经过3公里的跋涉，挑着椅子满头大汗来到了区公所的石梯前。正当杨大发气喘未定地刚进入办公室时，突然有人在背后大叫一声：
　　　　“杨进兴！”
　　　　杨大发立即答了一声：“到！”
　　　　瞬间，从屋内冲出来的几名侦察员，将他掀翻在地，一起扑上前，压得他动弹不得。随后，四只短枪齐刷刷对准了他，一副铮亮的手铐铐在了“贫协主席”的双手上，当场宣布将其依法逮捕。至此，“贫协主席”的画皮终被剥落。
　　　　五
　　　　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杨进兴被捕获后，供认了全部罪行。杨进兴并供认，临解放时，他乘坐周养浩的车，从重庆逃到成都。奉毛人凤、徐远举之密令，由周养浩给他两百个银元作活动经费，与王明清等28人，到川北华蓥山打游击。杨进兴等18人途经射洪县时，汽车坏了，车上的人各自逃窜。杨进兴虽然成了光杆司令，仍带着妻子向华蓥山方向行进。行至南充市时，解放军已进入南充，杨进兴便逃到南充县青居乡烟山脚下，改名杨大发就地潜伏。除种田外，杨进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抬滑竿、拉板车、卖灯草为掩护，来往于南充、南部、岳池、广安之间，妄图联络旧部和残余特务，伺机再动。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杨进兴才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起来，便死心潜藏下来，妄图逃脱打击。
　　　　“杨大发就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真凶杨进兴！”《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小报刊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题，报道了杨进兴落网的消息。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全国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柩，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分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备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
　　　　“西安义举揭示抗日主张堪称一代名将，华清兵谏促成国共合作无愧千古功臣”。
　　　　位于长安韦曲杨虎城陵园里的“正气亭”青砖灰瓦，四角飞檐。雕刻在亭外立柱上的这副对联凝结了后人对杨虎城将军的最高评价。
　　　　2006年11月23日下午，园内一片静谧。“正气亭”前沿山坡铺设的54级台阶，一派巍然。转过大亭，拾阶而上，“革命先烈杨虎城之墓”静静躺在北面山坡一片松树林的正中央，紧邻的北侧是一同遇害的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之墓，南边不远处是另一位夫人张惠兰女士之墓。这里是杨虎城将军最后的归宿，而57年前的阴霾之夜已烟消云散……
　　　　参考文章：
《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落网记》，作者：胡昭裕，原载《工人日报》
《谁是杀害杨虎城的幕后真凶》作者：郭雪，原载《华商报》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末日》，作者：孙曙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进兴落网记》，作者：刘邦琨，《党史天地》2001年12期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1）
　　　　·1948年就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挺进报》送到了西南公署，长官朱绍良怒气冲冲
　　　　·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到重庆主持破案
　　　　·特务打入《挺进报》内部，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中美合作所对革命党人酷刑相逼
　　　　·对华蓥山组织四次大屠杀
　　　　·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干掉杨虎城，陈仪交军法会审
　　　　·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
　　　　·对重庆进行爆炸破坏，也不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一部《红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的反面人物——穷凶恶疾的徐鹏飞也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所熟悉。而事实上，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其原型就是军统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的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亲眼目睹他在被捕改造后所写对自己罪行的供状，直面那段黑暗的过去。
　　　　接受命令
　　　　１９４８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８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１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
　　　　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其活动规律了。我当了十八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局不少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来。
　　　　密谋策划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金牌”，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特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做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４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学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3）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全力协助。奸猾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需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地推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可以协助行动。只有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我们一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该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要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局，派员缉捕。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速派得力人员驰奔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
　　　　四、运用各种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四处猛扑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