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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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写道：“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随后，施剑翘从容地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为之轰动。
　　　　施剑翘遇赦免徒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在天津的地方法院审理。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的行为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在法庭上，施剑翘毫不畏惧，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施剑翘的陈述以及律师的辩护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个旁听者，也感动了法官。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6）
　　　　审理过程中，社会各界纷纷对施剑翘表示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施剑翘。法庭鉴于施剑翘的为父报仇情节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这已是谋杀罪中最低的刑罚，但施剑翘并不服判，她上诉到天津市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接受上诉，改判其有期徒刑7年。对于最后7年的刑期，施剑翘自己还是能够接受，认为法官查明自己的用心，从而悯恕，甚是欣慰。对于自己手刃仇家的做法，施剑翘向采访的记者表示：“在这样的乱世，谁还天真到相信法律能够伸张正义？我老老实实相信了整整十年，又如何呢？军阀不还是照旧肆无忌惮地杀人，许多惨案不还是沉冤莫白吗？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杀父之仇，我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的！我敢刺杀孙传芳，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我相信一点，公道自在人心。至于民国的法庭是否肯给正义一线生机，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有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7）
　　　　中国近代法律专家、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对于施剑翘一案同样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施剑翘一案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当时社会上对于施剑翘的行为非常同情，这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为父（上一辈人）报仇的故事，认为能够牢记父仇是个孝子孝女的表现。中国古代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案例。施剑翘一个女流能够为父报仇，是侠女、孝女的做法，许多人呼吁法庭轻判施剑翘。而且，孙传芳作为一个军阀，在老百姓心中印象很坏。当时天津社会上，还传说他和日本特务暗中勾结，认为他可能要当汉奸。所以，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很少有人站在孙传芳一边。所以，后来的审判已不单单是简单的杀人案件。这也是施剑翘为什么没有判死刑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方法终究与现代文明秩序有一定的冲突，因此也将受到一定的惩处。但是，由于当时的媒体大篇幅报道此事，使得社会各界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同情施剑翘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法庭最后用了最轻的量刑标准。这也是法庭（法律）向舆论妥协的结果。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出狱之后的施剑翘
　　　　施剑翘一生坎坷，曾数次想皈依佛门。1936年，时年41岁的女侠施剑翘来到苏州灵岩山上的灵岩寺。这天是其父施从滨遇难22周年忌日，她上灵岩寺做佛事。恰巧，正赶上灵岩寺印光大师舍利入塔典礼，来了各地庙宇的大德法师与年高德重的居士。在与这些大师、居士的接触谈心时，施剑翘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进一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尤其是当她目睹灵岩寺方丈妙真和尚造林、兴学等德行和功绩后，更是深为感动，使她“一向内心的速闷和彷徨，顿觉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她当即请求高鸭年老居士代其向妙真方大请求皈依。3天后，即9月20日午后3时正，施剑翘应约准时来到灵岩寺，跪在佛前献身于佛，“好像小孩子在门外受了惊恐，奔投于慈母之怀，有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
　　　　其实，早在22年前，施父从滨惨遭军阀孙传芳杀害后，她就曾以吃素念经来减少她内心的痛苦。10年后，她手刀父仇、枪杀孙传芳后，再次萌动学佛之念。在她40岁生日那天，她回忆过去，若有所悟，写下了“四十年来一梦长，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心印菩提万丈光。”与“礼佛一心静，栽花一指香”、“痴来只道情无限，觉后方知色是空”等诗句。
　　　　施剑翘在皈依以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尤其是能平心静气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她觉得只受三皈还不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于是10月14日又在苏州报国寺请求师傅为她传受五戒（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施女侠认为：佛法就是善法，是改恶向善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一切人所应奉行的。然而，她认为佛弟予不应该关着门只求自利，应该把佛法宣扬到社会各阶层去，多做有利于群众的事业。
　　　　后来，施剑翘辗转各地，往来佛堂，宣号佛意。1937年，担任了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先后去汉口等地慰劳抗日将士，捐赠物资给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并在合川县募捐了3架飞机的资金。宋美龄想拉拢她，她断然拒绝，写诗明志道：“寄语渔人休布网，大鱼不在此中留”。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指导下，逐步走向革命，1945年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川到苏州办从云小学，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1946年，受周恩来的委托，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金送到驾机起义的刘本善家属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苏州市人民代表和市妇联副主席，后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去北京，担任全国妇联领导职务和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8月27日，施剑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参考文献：
《民国十五疑案》作者：张宏张晨怡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作者：何易潘荣
《施剑翘十载除奸》，作者：张鸿基
《女杰施剑翘》作者：施羽尧沈渝丽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1）
　　　　·孙中山先生为吴越陵园题名，并亲撰祭文
　　　　·“庚子”之后，全国学风日盛，办学救国
　　　　·从维新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深受革命志士赵声的影响
　　　　·建立北方暗杀组织
　　　　·舍生取义，喋血车站
　　　　在安徽省安庆市，很多街名都是辛亥革命以后取名的，吴越街便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吴越而命名。在安庆市西门外平头山畔，还矗立着一座烈士陵园。这里安放着9位辛亥烈士的遗骸。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烈士墓”，并亲撰祭文。文中有“爰有吴君，奋力一掷”句，就是颂扬著名烈士吴越为揭穿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五大臣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壮举。
　　　　办学图强
　　　　吴越，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县高甸人，出生于1878年，其父是一位塾师，家境清贫。吴越8岁丧母后，随父就读。他在少年时期就表现了见义勇为的品质。吴越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进步很快。时值戊戌变法前后，学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和光绪帝颁发的一些变法谕旨。虽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镇压下去，但在一段时间内，吴越把康梁主张看成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吴越年岁稍长后，曾一度在清苑县支应局担任司事。不久由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吴汝纶是清末的一个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作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他是吴越的堂兄，对吴越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深为吴越所推崇。吴汝纶曾经对吴越说：我们国家所以如此落后、贫穷，不如西方国家，主要是没有新式教育，培养不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人才。他告诉吴越：创办新式教育，是救国强民之道。
　　　　吴越在高等学堂读书时非常刻苦、认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堂曾叫他充任学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并发给“品端学粹”的牌示，以资鼓励。他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按照吴汝纶的教诲，用很大的气力来创办两江公学。当时，两江（指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那时安徽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后安徽虽独立建省，但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总督仍称两江总督）在保定的子弟不少，人们酝酿成立一所两江公学。吴越同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几个同学积极参与学校的筹备工作，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劳碌。
　　　　办学的校舍定在两江会馆。但会馆为当地驻军所盘踞，而且态度蛮横。吴越找到直隶布政司杨士骧（安徽泗县人），经吴越恳切陈词，杨始出面交涉，又花了不少钱，才设法把驻军从两江会馆迁出。校舍落实后，吴越起早摸黑地筹募基金，修葺房屋，添置教具、图书、桌椅。一次，几个同学来访，吴越正在粉刷房屋，满头、满身都是石灰，大家笑着说吴越成了个“粉人”了。经过紧张的筹建，两江公学开学了，百余名学生得到了就读的机会。
　　　　两江公学开学后，吴越和几位同学分别担任了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学任务。吴越搬进公学，朝夕与学生相处，以全副精力管理好学校。他还同一位叫金慰农的同学共同主办了《直隶白话报》，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在两江公学的影响下，保定私立学校发展很快。当时人们评论说：庚子（1900年）以后全国学风日盛，保定一直走在前面，保定办学又自两江公学为发端。
　　　　从维新到革命
　　　　早期的吴越一直身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不放过任何学习康有为思想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办的一些杂志，深信康有为提出的：“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及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他阅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许多著述和论文，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后来在《暗杀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对康梁非议，他还站出来为其辩护。他读了许多革命者的著述，如：《中国白话报》、《警世钟》、《自由血》、《黄帝魂》、《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等，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推翻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因而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2）
　　　　在两江公学宿舍里，每天深夜，一灯如豆，吴越埋头书案，用心阅读鼓吹革命、强烈反清的图书报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详尽具体地记载了清军入侵时在嘉定和扬州两地所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清军在攻占扬州后，10天内屠杀人民达80万人。吴越读后拍案而起，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政府。《革命军》的青年作者邹容，在这部震撼华夏的巨著中怀着满腔悲愤，无情揭露清廷罪行，沉痛陈述“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号召亿万民众不惜掷头颅，洒热血，与清廷决一死战，“把中国大陆变成干净的土地，达到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的目的”。邹容的这些话使吴越革命激情汹涌澎湃，他深深叹服这位年轻作者的革命胆略和绝顶才华，又为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将他瘐死狱中而切齿痛恨。《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为了抗议清廷勾结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愤而投海自杀，以唤醒国人的壮举，使吴越激动不已。他决心以邹容、陈天华为榜样，必要时以身殉国来唤醒民众。
　　　　会晤革命志士赵声
　　　　吴越革命思想的萌生和发展，除得助于进步书刊的引导外，著名革命志士赵声对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赵声（1886—1911）民主革命党人。江苏丹徒人。1905年任江阴新军标统。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1910年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4月与黄兴领道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香港，忧愤成疾，5月18日在香港逝世。民国建立后追赠上将军荣衔。
　　　　1904年赵声北上保定，投新军从事革命活动，经革命党人潘赞化的介绍，得以会晤吴越。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食则同桌，卧则同榻，推心置腹地倾心相谈了几个昼夜。赵声的到来，使吴越眼界开阔，革命志向更加坚定。赵声也为吴越的气概所感动，两人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以兄弟相称。他们在一起谈论得较多的是革命道路问题。他们都认为康梁的保皇立宪主张是一种误国误民的反动主张，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在具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吴越主张暗杀，就是以突击的方式杀掉清廷反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如慈禧、铁良等，借以达到革命目的。赵声则主张采用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的。他恳切地劝告吴越：纵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杀掉了一两个满清贵族，还会有其他的人来代替，所以暗杀并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吴越虽然觉得赵声说得有理，但他认为在当时政治气氛沉闷的情况下，暗杀与革命比，暗杀易，革命难。他对赵声说：今后我从其易，你为其难，我搞暗杀，你搞武装。至于说到进行暗杀会遭致杀身之祸时，吴越慨然地说：我已将此身许国救民，为革命事业即使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今后提大军北上为我报仇雪恨的，必定是你。赵声虽然不同意暗杀主张，却为吴越这种慷慨赴死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下两人挥泪告别。
　　　　赵声到达天津之后，赋诗寄赠吴越：
　　　　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
　　　　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建立北方暗杀团
　　　　赵声辞别吴越在回南京时，绕道北京，找到革命党人杨守仁，将吴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希望他能去保定帮助吴越建立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杨守仁也主张进行暗杀活动，在日本横滨留学时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革命党人能制造炸弹，从杨守仁开始）。杨守仁遵照赵声的嘱托，专程从北京秘密赶到保定，找到吴越。他们商定，第一批参加的有吴越、金慰农、杨醒余、马鸿亮、金燕生、张啸岑6人。
　　　　第二天的深夜，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举行了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杨守仁对大家说：今天我应赵伯先、吴梦霞两位的邀请前来保定，为大家主盟，成立“北方暗杀团”。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参加组织的成员都要忠贞不渝地为我们的宗旨努力奋斗，不泄密、不叛变，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问大家：“能做到吗？”6人齐声回答：“能！”声音虽然很轻，但语调沉着而坚定，反映了6位革命者为革命贡献一切的坚强决心。在举行入盟仪式的次日，杨守仁就秘密地回到了北京。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3）
　　　　从此，吴越经常同北方暗杀团的同志研究如何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分析：慈禧深处内宫，奕勖深居简出，暗杀不易得手，唯有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所以他们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吴越购买了一支日本产的小型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的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早晚把他当作靶子练习瞄准。这一时期吴越还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预计杀铁良的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