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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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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把火腿打开后将枪装好，装扮成游客模样，分别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上，密切注意着蒋的行踪，准备伏击。
可是百密一疏，因为华克之等人的一个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蒋介石侍从的高度警觉。这一次上山，蒋介石虽未带戴笠前来，但是负责保卫的侍从们也决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命令当地军警负责外围警戒和查岗放哨之外，蒋的卫士们也必会亲自检查蒋介石将出行的路线是否安全。这一天，卫士们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看到了几个被抛弃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齐地挖空了，仔细研究之后竟然发现火腿被挖空的###中隐隐有机油的痕迹。这一发现让蒋介石的侍卫们非常的紧张，他们推测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有枪支被偷偷带上了山。那么这些枪支的目标是谁？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之后，除了要求庐山上的军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变了护卫措施。他们将原本都拥在蒋介石身旁的侍卫们分成明暗两组，一组依然若无其事地拥在蒋介石周围警戒，另一路进入到蒋介石沿途的树林、竹林中暗暗保护。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行动组成员陈成扮成游客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着滑竿，一前一后颤颤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前后护卫。此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蒋介石的身上，没有想到会有卫士暗暗地从树林中摸出来。
此时穿行在树林中的侍从们也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长衫，手插在腰中，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蒋介石将要经过的山路——此时蒋介石的山轿已经出现在山路的远处。凭着职业的敏感，卫士们急速上前，扬声示警：“什么人！”那个身穿长衫的人这才注意到自己不远处有几个军人摸了过来，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在斧头帮里号称神枪手的陈诚没有逃走，而是选择了开枪——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他举枪对着滑竿上的蒋连开了两枪，不过因为射程远，而且受到影响没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两枪都从蒋的耳边飞过，没有打中蒋介石，倒是让一个轿夫受了伤。陈诚还想继续开枪，但此时蜂拥而上的侍卫们已经一起向他开火，陈当场饮弹身亡。枪响之后，王亚瑛、华克之等人见刺杀失败，便急速下山而去。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3）
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但并未受伤。他见刺客已死，强作镇定的把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的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通，发现除了手枪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介石报告后，他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
侍卫们就地掩埋了刺客，又在山上山下搜捕了一番，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二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实际上暗控军权、财权。此时汪精卫也辞去行政院长，改由孙科临时出任。这时国民党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除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一直推举王亚樵承担。
王亚樵谋刺蒋介石未成，心想转而刺宋，倘若能够得手，既可以惩戒蒋，又可以为陈成报仇。于是他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末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北火车站除杀。华克之通知南京“晨光通讯社”觅宋子文近期照片，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宋子文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7月23日上午，王亚樵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计划分别部署，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上午8时宋的专车按时到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走下车来，接着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但是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均穿一身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唐秘书夹着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长刘刚误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于是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后开枪将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出站口。龚春蒲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投出两颗烟幕弹，整个月台和出站口顿时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乘着烟幕的掩护，安全离开车站。在撤出时，他们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向群众。传单在历数揭露了宋的种种劣迹之后说：我们与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后人称之北站刺宋。刺宋案发后，国民党军警机关四处侦察，但一无所获。
三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蒋介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蓄意挑衅，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我方驻沪的十九路军全力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就此爆发。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受到了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持。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4）
王亚樵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斗争中去。“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命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等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十九路军供给民军400余枪支包括机枪和轻炮，但相差甚远，于是王亚樵与蔡、蒋两军长商议动用上海兵工厂枪支，兵工厂电南京请示，电复：“全部武器运往南京。”亚樵不得已乘枪支调运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装备抗日民军。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获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王亚樵与余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铁血锄奸团”。专门锄杀日军、汉奸，并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我军，打击敌人。
当时日军在浦东江边停泊了一些军舰，常常向我军阵地轰击，致使我军受到伤亡。其中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大将所在的“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炸毁“出云号”便能击中敌人要害。王亚樵与余立奎经过商议，很快从高昌庙兵工厂取得500磅鱼雷一枚，又命“铁血锄奸团”的龚湘龄选拔出水性极好、能在水中沉浮几天几夜的七名水手进行训练。在一天深夜首先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一声巨响，“出云号”被震得东摇西晃，舰上日军极为恐慌。可惜鱼雷的爆炸力有限，加上“出云号”在舰底布置了钢网，鱼雷无法同舰底直接接触，所以未能将舰炸沉。但已经在精神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日军为此惶惶不可终日。
王亚樵还命戚皖白、丁湘龄、杜敬纶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持抗战到底，报道抗日战绩和动态，鼓动上海军民抗日。
“铁血锄奸团”不断传出与日寇斗争的英勇事迹。胡阿毛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受亚樵之命锄杀日寇汉奸。1932年2月26日在执行任务时，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被日军截获，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日军阵地前线。阿毛假装应允，待驶至黄浦江边，突然加足马力，掉转车头，与日军同归于尽，将一车军火与押车日军一并埋葬于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胡阿毛殉国之年不到30岁，在他牺牲后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王亚樵亲诵自撰的祭文，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阿毛阿毛，泉台相望。哀哀孤儿，戚戚惶惶。
铁臂锄奸，赤胆心肠。一门孤苦，冥冥无疆！
飞车黄埔，杀倭身亡。哭居西台，酹酒一觞。
春秋义名，忠国何伤！忠毅阁部，史册传芳。
哭君弱冠，妻别离偿。八荒有感，魂梦西厢。
慈母倚闾，血泪沾裳！君骨有灵，享玖蒸尝。
日军白川梦想24小时亡我京沪已成泡影，电呈本国增兵，增援陆战队五六万，再图大举进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本谈判停战，日本亦见上海缺口不易突破，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连续命令蔡廷锴、蒋光鼐停战，并调五万余兵力尾随十九路军之后，明令如不停战以“叛国”论处。于是全线停战，“决死军”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四
1932年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日本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祝捷大会”，洗雪国耻，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但距“天长节”仅10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为了防止不测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面临困难重重。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5）
王亚樵即命其弟王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1910年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革命党人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王亚樵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安昌浩对日本有亡国之恨，因此当王亚樵提出弹炸白川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次日，王亚樵即叫王述樵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霞飞路宝康里40号他的寓所里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天、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1932年4月29日上午，虹口公园张灯结彩，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食品、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手提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镇定自若地径直走到讲台前，顺手将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反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日酋高级官员登台依次入座。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的定时炸弹开关拧开，随即悄悄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看到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速离开会场。不多时定时炸弹爆炸，伴随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连台带人轰至半空，顿时血肉横飞、日寇鬼哭狼嚎。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一雪国耻大快人心。
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此事，蒋介石下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由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王亚樵。王亚樵将这四万元送交安昌浩，再嘱洪耀斗、余立奎顶下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交韩国革命党人经营，进行抗日活动。事后不久，尹奉吉等人先后被捕，受尽酷刑，最终惨遭杀害，但始终没有供出王亚樵等人。日本人没有证据，也无法向中国提出抗议。
虹口公园爆炸案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连其策划者及执行者都不曾估计到。首先，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借此案谴责日本侵华；其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成功地领导了这起爆炸案，在全体朝鲜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朝侨中重新树立起威信，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转机。再次，中方的动议最终由韩国义士变成现实事件，这大大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长期支持。
五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王亚樵奋战前线，炸敌舰、杀日寇，声望日高。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来沪，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和中将高位和巨额钱财，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条件是“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愤然回答：“我王亚樵决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他在致戴笠的信中表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宿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6）
亚樵书
正在此事，又发生了一起使蒋介石大为震怒的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选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竟宣称：“东北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等谰言，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当天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于是龙林、唐明等人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又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蒋介石闻之，大为光火，顿时下定了捕杀王亚樵的决心，他悬赏百万重金，要买王亚樵的人头。
按照蒋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军统特务进入租界，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多方侦缉；加上重赏之下，必有见利忘义之徒告密，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但是王亚樵依仗着他建立的严密组织和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其行踪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使得国民党军警屡次扑空，手足无措。
一次由于叛徒柏芷芗出卖，军统得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后来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所住卧室内，王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为王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
还有一次军警得之王亚樵夫妇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赶在凌晨时分封锁里弄口。王妻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围住了。”王亚樵穿起妻子的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微微一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王亚樵穿过军警林立的弄堂口从容逸去。特务们冲上楼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
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来到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张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两位多时未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张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
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难以容身。于是1933年10月前往福州。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王亚樵也积极参与这次事变。不久闽变失败，王亚樵决意出奔香港再图他计。
辗转至8月中旬，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王亚樵照片，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因特务注意官舱，忽视货舱，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秘书戚皖白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出走前，他嘱全家回原籍，命华克之、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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