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恋爱的季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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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我们疯狂纠缠，然后，我厌烦了，提出分手，或者，一走了之，总之，我只图自己心里痛快，一通瞎忙，很少顾及到对方的感受。这一次，事情调了个个儿，一下让我变得难以应对，无法释怀。虽然是因为我的原因，樊星离开了我，我却固执地认为她只不过是一时赌气罢了，完全没想到她会从此一去不回。有时候，我琢磨，我究竟是因为自己缺少不了她而痛苦，还是因为看到她没有我照样可以生活下去而痛苦？—我弄不清楚。　
归根结底，我和樊星的确分手了，和所有的此路男女一样，我们不知所措，内心阵痛，眼中的世界似乎变得面目全非。然而，不言而喻的是，我们都必须得强打精神面对以后的生活，就算它一下子变得漫长无边，乏味难忍。在这点上，樊星比我坚强，比我更快地适应了如此恶劣局面，她找到了一个新的男友携伙去混日子，尽管这把我送向更艰难的境地，但我想，她没什么错。　
所有的甜蜜都是脆弱假象，所有的激情终将走向虚无。感情从不牢靠，自己的感情随时都会改变，更别指望着依靠别人的情感来生活—这事儿我早就知道啊，怎么事到临头反倒晕菜了呢？　
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头脑里依然摆脱不了樊星的模样，她在哭，她在笑，她在高兴，还在生气……我知道，唯一的原因是我们依旧相爱，只有握着对方的手才能摆脱忧伤，内心平静；但是，我们都明白依赖情感其实幼稚可笑，毫不靠谱儿，我们都对这感情全无把握，看到它并不会为我们长久停留，而只是把我们变得软弱；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是渴望再回到原来；但是，……　
我的脑子越来越乱，我什么也想不明白，我盼着把自己灌晕。　
10　
大麻的香味儿弥漫在整个房间，我们把最后剩下的伏特加和啤酒掺在一起倒满了所有杯子，一齐干杯给石光送行。　
“石光，一路顺风。”　
“别介啊，一顺风哥们儿的飞机可就辄下来了。”　
“那就—早点儿回国，不回来抽你丫的。”　
“干！”　
“干了！”　
我一扬脖儿把酒喝光，然后一头扎向沙发，人事不知。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石光拍着我的脸和我告别，一个人独自离去，姚远和凌晨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把我抬到床上，还和我约好明天来帮我搬家。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走的时候忘了关灯，可我一点儿也动弹不了，只能就着模糊的光亮昏沉睡去，慢慢地，我的眼前终于变得一团漆黑。　
在梦里，我来到了一片冰凉的海滩，刺眼夕阳照射在奔腾不息的海面上，把浑浊的海水映得血红。狭窄的沙滩上散落着无数零乱的贝壳，被海水冲击得支离破碎。　
“谢天，站着别动，我给你照张相。对对，就这个姿势，这样儿你可真傻。”　
我的身后是连绵不绝的石滩，黄色的、褐色的、灰色的鹅卵石浑圆厚重，踩在上面脚硌得生疼。我们手拉着手一直跑到石滩的尽头，气喘吁吁地靠在栏杆上，就着凄凉的海水声温柔地接吻。　
“我爱你，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爱你。”　
我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但我确定它是真实的。天快亮的时候，又接连做了数不清的怪梦之后，我突然惊醒—没错儿，那是99年初冬的大连。　　　
不见不散（9）　　　
11　
99年底，我接了一个去大连的会议团，为期一周。临走的时候，樊星一如既往地摆出一副依依不舍的可怜样儿：“又走一个礼拜呀，烦死你这个破差事了。”　
“那怎么办？咱也不能在家躺着等天上掉钱吧。咱是穷人，没辙，必须奋斗呀。”　
“你就吹吧，德行，还奋斗呢。”　
“你等着，还别瞧不起人，我不把那帮西班牙孙子钱包扎出血来我对不起你。”　
带会议团很清闲，白天把客人往会展中心一送，跟方方面面交待一下，就没事可干了。闲极无聊，我溜出去大街小巷地胡串，我是头一次来大连，对这个海滨城市印象良好—到处干干净净，不像北京那么乌烟瘴气，在人民广场上我甚至还能看见成群的鸽子，这要放在天安门，非让密密麻麻的人堆踩死不可。　
那天下午，我正在商场里转悠着想给樊星买件帽衫，接到了她的电话。　
“喂，干嘛呢你？”　
“工作呐，我挣钱一族能像你那么闲。”　
“你猜我在哪儿呢？”　
“猜不着。”　
“我在火车站呢，刚买了一张去大连的票，晚上咱们就能见面了！”　
“你疯了吧？说来就来呀，课不上了？”　
“旷了旷了，我想和你一块儿看大海。”　
“那、那就赶紧着吧。”　
“我问你：这几天想我没有？”　
“想了想了想了想了……”　
晚上，我在火车站接到了樊星。我们在市中心吃了一顿当地著名的海鲜烧烤，然后搭上古里古气的有轨电车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那些欧洲风格的圆形广场上，我们照了差不多有一卷照片儿，拿回北京洗出来一看，大多模糊不清，只好扔掉了事。　
直到半夜，我们才想起回酒店。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路灯稀疏，我们穿行在还没掉光叶子的树木阴影下，感觉整个城市好像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明天咱们一块去海边儿吧。”　
“得等我下了班。”　
“那得几点了呀。我不管，我一人先去，在海边儿等你。”　
“你不怕让人拐跑了呀？你这智商的人家可一拐一准儿。”　
“不怕，拐到村儿里我还有花棉袄穿呢。”　
樊星说到做到，第二天下班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果然一个人去了海边，只是在电话里换上了一副委委屈屈的腔调儿：“你快来吧，这破海边儿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冷死了。”　
我飞速打车赶到，老远就看到寂静的海滩上只有樊星一人，她正缩头缩脑地来回踩着步子，毛衣领子紧紧围住了下巴，头发被海风吹得散乱不已。我跑到她身前，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她的一双小手冰凉。　
“瞎折腾吧，瞧给你冻的。”　
“要不是为了等你，我早回去了。我还没和你在海边儿照过相呢。”　
天边挂着晃眼的夕阳，阳光照射在奔腾不息的海面上，把浑浊的海水映得血红。狭窄的沙滩上散落着无数零乱的贝壳，被海水冲击得支离破碎。　
“谢天，站着别动，我给你照张相。对对，就这个姿势，这样儿你可真傻。”　
樊星执著地拉着我在原地停留，非要在海边留下一张合影再走。所幸的是，快被冻死之前，我们还真盼来了一个当地渔民，在我手把手地教会了他怎么按快门之后，樊星的小心愿总算得了逞。　
“来，咱们暖和暖和。”　
我拉起樊星跑向身后连绵不绝的石滩，黄色的、褐色的、灰色的鹅卵石浑圆厚重，踩在上面脚硌得生疼。我们手拉着手一直跑到石滩的尽头，气喘吁吁地靠在栏杆上，就着凄凉的海水声温柔地接吻。　
“暖和点儿了吧？”　
“嗯。”　
“谢天……”　
“什么？”　
“我爱你，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爱你。”　
12　
上了大半年班，因为抄上了几个肥团，我小有积蓄。当时私人买车风气大涨，天天被层出不穷的各类汽车广告不住挑逗，我不由也动了心思。我从石光家抱回一摞《汽车之友》杂志，挑灯夜读，挑挑选选，加上四处打听，最后决定买一辆新款“捷达王”。　
樊星和我的意见强烈不统一，在她看来，我脑子进水了。　
“买什么不行呀，我最讨厌捷达了，难看死了，跟棺材板儿似的。”　
“你不懂，捷达好开，马力大，据说比我还有劲儿呢。”　
“你怎么那么流氓呀，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咱们买富康吧，富康看着多顺眼啊。”　
“我觉得还是捷达好。”　
“富康好！”　
“捷达好！”　
我们唧唧咕咕地掰扯了一夜，好几次言辞激烈，差点儿翻脸，最后由于严重缺乏汽车常识，樊星只得向我屈服，附加条件是车的颜色必须由她决定，我当即同意。　
一大早，樊星去上学前掐着我的脸和我亲嘴儿：“什么都得听你的，讨厌死了。那我今天就回家去拿钱了啊。”　　　
不见不散（10）　　　
—由于资金不足，我们俩的父母都让我们先从家里拿一部分钱，省去分期付款的麻烦。我们商量好，一人先向家里借四万块钱，等以后尽快还清。　
樊星家我去过一次，她父母请我吃了一顿便餐，席间气氛拘谨，我规规矩矩，有问必答，饭只吃了一小碗，下午自己出去又找补了一顿“肯德基”才觉得圆满。据樊星后来向我汇报，她父母对我印象不错—“他们说，一看你就是个老实孩子。”　
说完这句话，我们躺倒在床上哈哈大笑，然后异口同声：“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新车到手那天，我和樊星依次去接上我的朋友们，五个人一起大呼小叫地去郊外兜风。那时候，石光还在中关村当着那个毫无前途的软件工程师；凌晨刚和好了四年的大学女友分道扬镳，情绪低落；姚远由于是五年学制，还没走出校门，终日游手好闲；只有我春风得意，姑娘在怀，房车到手，三人对我艳羡不已：　
“小谢，咱们中间可就你搂着大张儿了，还是你丫能混。”　
我心里美得滋歪滋歪的。　
樊星快毕业了，我开着新车带着她往返于不同的面试单位中间，4月底，她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去一家招牌唬人的演艺公司当部门助理，具体工作是负责联系西班牙和拉美的文化交流项目。　
2000年春天，我和樊星相识了整整一年。我们床上圆满，床下和睦，感情稳固，工作称心，总之，我们的一切顺风顺水，不识“忧愁”二字。我比毕业时胖了十多斤，那段儿日子，樊星见我必称呼“猪头小队长”，然后捧过我的猪头一通亲吻，恩爱之情溢于言表。　
13　
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　
世界冰冷无色，遍布矛盾，不会因为你的欢乐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你的痛苦变得更坏。我混迹其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丢人现眼，和每个人一样行色匆匆，步履繁忙，随波逐流，不知所终。除了这么混，又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呢？起码，我想不出来。　
所有情感碰撞迸溅的火花，所有分别离散激荡的痛苦，所有心愿得逞带来的兴奋，所有挫折失意引起的消沉，不过是穿插在漫长无聊的生命角落里的一些标点符号，就像恰巧被扔进一潭死水中的几颗石子，除了在心里荡开几圈波纹，让你瞎激动一段儿，或者掉下几滴不值钱的眼泪，还能留下什么？—别想了，什么也没有。　
但是，但是，那些欢乐和痛苦，笑容和泪水，那些甜言蜜语，那些伤人言辞，还是在我的心里不容商量地留下了鲜活的模糊的痕迹。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中，我可以把它们拿出来随意翻看，细细回味那些已经褪了色的香甜和苦涩，好像一下抓紧了片片虚无缥缈的过眼云烟，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如此的不值一提，不可对人言说。　
14　
“谢天，把你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跟我说说吧。”　
“我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除了认识你。”　
“讨厌！你别打岔啊，说说，说说。”樊星不知何故突然来了兴致，一下坐到我的腿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真没有，不骗你，没有你不能让我编吧。”　
“不用编不用编，你的实力有目共睹呀。就说一段儿，好不好，我保证不生气。”　
“一共就那么几档子，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说来说去的你不烦呀？”　
“不烦不烦，每次你都能说出点儿新鲜东西来。”　
面对樊星，这种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好在我早就把自己的恋爱史整理出了一个简易版本：初中高中大学各交过女友一名，三人和我都是糊涂相识，平淡交往，最后不了了之地分手。总之，我的原则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遇到关键细节一概推说年代久远记不清了，一笔带过。　
我知道，樊星并不是非要把我的过去调查得点滴不漏，谁会傻到没事儿生给自己添点儿堵玩呀？毫无疑问，有些事儿说出来对谁都没有好处，还是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每回听完我的忏悔，樊星总会捏捏我的鼻子，或者掐我一下，然后总结性地发言：“以前的事儿我管不了。反正你现在和我在一块儿了，你要再敢有什么偷鸡摸狗的，小子，你等着瞧！”　
我不知道她要让我等着瞧什么，也没太在意，不就是偷偷摸摸操几个姑娘嘛，这事儿是我强项啊，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和樊星好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规律，心满意足，一直没和别的姑娘再有过什么来往，也没带着一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馋相儿去到处柳蜜。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锅里真有什么好货，还要我强行管住自己，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没戏。　
樊星上班没多久就开始频繁出差，不是去联系活动就是陪着各式各样的演出团体到外地巡演，成天摆出一副空中飞人的造型，精力旺盛，乐此不疲。我全身上下从围脖到袜子，连带兜里揣着的ZIPPO火机，都是她从各地给我带回来的战利品。加上我的工作也无非就是陪着各路游客全国乱转，我们常常一连几个月的时间离多聚少，好几次我们都只能在机场一起吃顿饭就匆匆分别，各自踏上征途，忙得不亦乐乎。　　　
不见不散（11）　　　
只有到天冷下来的时候，整个旅游行业进入了淡季，我才能闲下来。导游工作有这么一个特性：忙能忙死，终日起早贪黑，机场景点穿梭不休；闲又能闲死，整个冬天恨不得接不上一个团，把人闲置在家，只差浑身长满绿毛。如此情形之下，我工作以后的每个冬天都只好寻欢作乐，游手好闲，昼伏夜出，醉生梦死。　
那两年一到淡季，我通常都是下午起床，吃一顿樊星给我做好的凉透的早点，然后开上车满大街瞎转，要不就约上姚远去切台球，混完晚饭，再马上转战到几个同是做导游的狐朋狗友那里开始聚赌。我们玩的无非就是“老三样”—麻将、斗地主，或者“砸金花”，一上牌桌，气氛马上凝固，彼此勾心斗角，阴招此起彼伏，一夜下来，赢钱的强忍笑容，东倒西歪；输钱的面色青绿，摇摇欲坠，总之，和这么几个鸡贼混在一起，游戏变得激烈又让人厌烦，但转念想想，时间在牌局中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被打发，总也聊胜于无。　
我在牌桌上的运气一向不好，有次“砸金花”，我的“枪金”被敌人的“顺金”擒个正着，一举输掉了“三本儿”巨款，事后想起，悔意连绵，悲愤不已。当然，此种倒霉事我是不会和樊星提起的。　
15　
把范雪带上床是在2001年的新年头一天，由于日子特殊，我记得清清楚楚。　
范雪是我的同事兼赌友方宇的大学同学。据她后来向我介绍，从一上大学，方宇就开始对她死缠烂打，大有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不巧的是，这棵树比较灵活，非但没让他吊住，反而把他钓得够呛，多年来一直没容他得了手。那天性交完毕，我靠在床上听着范雪在我身边的喋喋不休，深感扬眉吐气：谁让丫方宇老他妈赢我钱来着。　
2000年年底，樊星陪一个杂技团去西班牙演出，这一趟要走一个多月。临走前一天，我亲自下厨给她做了顿饭，两冷两热，吃得她眼泪汪汪的：“到那边我想你怎么办呀？”　
“我打车过去找你。”　
“别讨厌了，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不用不用，咱老夫老妻的就别走这形式了。”　
“就打就打！响过三声你要还敢不接我回来可罚你款。”　
“得，那我明天先取点儿钱去。”　
樊星手托饭碗歪着脑袋看了我一会儿，突然朝我一瞪眼睛：“我出去的时候你可规矩点儿，回来要让我逮着你不老实的，咱们没完！”　
第二天，我就认识了范雪。　
那天在方宇家我一反常态，手气出奇得好，四圈下来把两个人都抽“立”了。三名鸡贼一看形势不对，齐声嚷嚷着要解散牌局，改为出去喝酒，还得由我买单，我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但寡不敌众，只好带着条件同意：“那你们丫得叫几个姑娘才行。”　
我们到三里屯的时候，范雪已经在路口等了半天，东张西望，一脸焦急，看到方宇跑过去，嘴撅起老高：“你可真行，迟到了半个钟头，我都快冻死了！”　
“这你得怪他，”方宇转过身一指我，“丫车开得跟老太太遛弯似的。”　
“怪我怪我，一会儿我请客。你可别客气，喝暖和了算。”我在一边打着圆场，心说：谁让你丫非大冷天抖骚，套件皮搂儿就敢上街。范雪身上穿着的ESPRIT皮夹克我挺眼熟，著名的“又贵又薄”，有一回我陪樊星在“中友百货”把那件衣服试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事。　
那天晚上方宇表现得异常亢奋，像个小丑似的跟每个人不住聒噪，还非拉着我拚酒。拚就拚吧，我怕你？我二话不说，先和他对吹了三瓶，气氛顿时热烈起来，范雪本来要了杯橙汁，还没喝完一半，也被我们撺掇得拿起了酒杯。让我没料到的是，这姑娘酒量不俗，一开始还装模作样，等我们拚到半路，可能是看着眼热，没等人劝就毅然加入了战团，和我搭伴把那三人都灌得狂吐不止。　
半夜三点多，我们五个东倒西歪地从酒吧出来，除了我和范雪还算清醒，其他三人早已瘫软如泥。我一手搀着一个人蹒跚走到车前，想摸车钥匙又腾不出手，只好回头求助：“范雪，帮个忙，从我裤兜里把车钥匙掏出来。”　
范雪那边也是狼狈不堪，方宇歪在她肩膀上跟死人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装的。她费了半天劲儿才把方宇拖到车门边靠住，帮我找到钥匙开了车门：“哎，你还能开吗？”　
“没问题呀，”我一边往车里拉着人一边说：“你要不放心你开也行。”　
她还真没跟我客气，直接坐进驾驶座把车打着，看着我把那三个人都塞进了后座，跟我一招手：“走吧。”　
范雪的车开得又快又稳，我很少见到一个女孩儿能把车开得这么好。我们很快把三人都送到了家，车厢里只剩下了我们俩，一下子，气氛变得有点儿尴尬，又有点儿暧昧。　
我用点烟器点上一根儿烟，抽了一口，没话找话地说：“你抽吗，我给你点一根儿？”　
她歪过头看了看我，伸手把我嘴上的烟拿了过去：“就这根儿吧。”　　　
不见不散（12）　　　
我只好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边抽边琢磨：这姑娘有戏。　
“范雪，你够能喝的啊。”　
“还行吧，其实平时我也不太喝酒。”　
“车开得也不赖，比我强。”　
“是比‘老太太遛弯儿’快点儿，”范雪一边换着档一边笑，“你是不是特擅长拍马屁呀？—我这人可不禁夸。”　
一句话说得我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赶紧找补：“我是说，你这浑身都是本事，是不是混过黑社会啊？”　
“你怎么这么贫呀。”　
“你怎么这么贫呀。”　—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这是姑娘在和你说：我喜欢听你说话，愿意跟你再混一会儿。当然了，混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你是不是能够勇往直前，再接再厉。　
我赶紧心领神会地接上话茬儿：“你饿吗？”　
“干吗？”　
“我饿了，咱一块儿去吃点儿夜宵吧。”　
16　
我们在东直门吃了一顿漫长的宵夜，吃到最后，范雪看了看表：“哎呀完了完了，都这点啦！你可真坑人，我觉也甭想睡了，干脆咱们就在这儿聊会儿，一会儿你直接送我上班去得了。”　
我求之不得，赶紧大声招呼服务员：“来两瓶啤酒。”又回过头问她：“还敢喝吗？”　
“谁怕谁呀。”　
这姑娘的爽快劲儿让我喜欢，欢喜之中，我差点儿把心里话脱口说出来：“那你敢跟我回家吗？”　
范雪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做销售，送她到了酒店，我把车从水泄不通的燕莎桥开上三环回家，一路上脑子昏昏沉沉，又异常兴奋，决心不让这大好机会从手边溜走。下午一觉醒来，我马上给她拨了一个电话，约她新年晚上一起出去喝酒，出乎意料的是，范雪一改昨晚的豪爽姿态，语气变得犹犹豫豫：“我不知道到时候是不是有空，这样吧，我能去就给你打电话，好吗？”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接到她的电话，感觉到此事肯定泡汤了，心中不免有点失落。　
新年晚上，我照例和姚远、石光、凌晨凑在一块聚餐，这是我们每年的固定项目，谁也不准缺席。吃完饭，我们转到三里屯常去的那个酒吧喝酒，快到12点的时候，我接到了樊星从西班牙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杂音嘶嘶啦啦，我们对付着说了几分钟甜言蜜语，在跨过新年的那一刻挂了机。　
刚把手机揣回兜里，铃声又响了起来，我以为是樊星忘了什么事儿，一看号码，居然是范雪打来的。　
“新年好。”　
“新年好。”　
“你还在外面玩呢吧？我现在没事了。”　
“那好啊，过来找我吧。我在三里屯的IRISH　PUB，你认识吗？”　
“认识。”　
“我等着你。”　
我的哥们们喝酒都没商量，看到范雪来了当即心领神会，轮番劝酒，配合默契，等半夜我把范雪带回家的时候，她已然脚步凌乱，意识模糊，一进屋就冲入厕所忙活了半天，然后躺在我身边昏沉睡去，让我哭笑不得，深感三人好心却帮了倒忙儿。　
百无聊赖之下，我去冲了一个澡，出来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转着圈儿瞎播，不时瞟一眼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