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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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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其间，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他刚说完，鲁迅就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1932年，许德珩出狱不久，杨杏佛找到他，要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许说：“我自己的人权都保障不了，还保障人家的民权。”杨杏佛答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俩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不答应：“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论及：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征在于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极早地便很发达。这种文化特性，给中国学术带来某种严重的缺陷。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样不会发达，恰落于不学无术那句老话。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中写道：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的哪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译到日本来，而中国人又将这部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与原作不同了一半吗？
蒋介石年轻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请孙中山为他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很不以为然，拖延半个月后，却送给蒋另外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多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借口，拒绝或暂缓实行民主宪政。即便伟大如孙中山，也要在实行宪政之前，先来一个“训政时期”。对此，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头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1957年，《北京日报》刊出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当拆除的意见，梁思成反驳道：“他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盖多少楼云云。那么你看这些汉镜不也可以熔了铸几十个铜板么？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铺马路。过去扒掉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个性呢。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北京市终于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文革”后，多人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戴浩与聂夫人周颖拿到了有关政策文件，周颖先看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聂也看看，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戴浩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老舍《二马》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十五、苦痛
陈寅恪聊及政治决定了他“聊作无益之事”时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自陈：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至于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自以为“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或者“态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愤世嫉俗之余，不觉也是一个大愚人罢了。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鲁迅《少读中国书》观点：主张读经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态、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居，但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中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胡适《说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等，日后都是一时瑜亮。而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运动，大多为政治势力所操纵，那些学生领袖也就欠缺一种气质，但似乎有点“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自况：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1932年，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杨杏佛、瞿秋白遇难后，盛传鲁迅亦将不免，鲁迅乃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胡风作为鲁迅的门生，在非常时期写出“三十万言书”，不可不谓之硬汉。在武斗最凶猛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劳改，否则必死无疑。饶是如此，他几经斗争和监禁后，精神也早已崩溃。文革后虽获自由，经过治疗后精神也逐渐平复，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旧疾复作。他于1985年去世，弥留之际还在惊惶失措地说：“有人又想诬陷我？这怎么得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梁实秋晚年多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又说青岛“真君子国也”。他留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纱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1997年，巴金住院，从此缠绵病榻。他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活着了。”
十六、临难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28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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