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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ヒ苍�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十八、先觉
　　黄炎培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华备战，气焰薰天。黄回国后，将所见报告给蒋介石，蒋默然；又报告给外长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让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们，那日本人还会侵略么？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们，你又如何能知道？”黄答道：“好吧，但愿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殴伤，黄炎培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连说：“应该，应该！”
　　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多知马寅初。实则《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扬马氏的理论和山格夫人的节育理论了，他认为节育对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劳可减，一自营之职业可不废。”他甚至认为，节妇不改嫁有利于节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严复每有高论，他评价戊戌变法道：“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识于商战的也是买办，其中最著名的是郑观应。大约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专论商战。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辞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康有为从气质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人性平等，梁启超则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康有为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途径香港、上海、天津等地，游历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威严，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攻读。
　　熊十力是哲学家，但最初是革命家。他于1901年开始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辜鸿铭论庚子之变云：“庚子之变，多因中外隔阂过深，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乃战国列邦之陋习也。”罗振玉闻而叹曰：“贾长沙复生亦不过如是矣。”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五四”运动后，学校精英常被各类政治势力拉拢。李大钊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嫌。”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鲁迅又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方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汀泗桥之战后，蒋百里向吴佩孚请命去游说孙传芳出兵相助。孙传芳想坐观成败，含糊其辞。蒋百里知道吴佩孚必败，遂一去不返。吴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齿寒，孙传芳也马上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
　　蒋百里曾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日本投降时，曾有议将天皇列为战犯，陈寅恪闻讯甚为忧虑，他认为：“日本军人视天皇为神，如此则必拼死抵抗，以保护天皇。若保留天皇，争取其议和，日军则不敢违抗。如此则我方牺牲益小，而对方投降亦易。”
　　1940年，陈寅恪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第一次见到蒋介石。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断定蒋不足有为，遂作诗云：“自笑平生作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陈寅恪尝论中西之学：“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于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长处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短处是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传统，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同。”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抗战初，朱家骅主政浙江。日军占领杭州前，国民党为实行“焦土抗战”，曾准备焚毁杭州。朱家骅极力反对，他多次对下属说：“外面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并布置人手严防，使该计划未得实施。朱家骅认为这地方上的财产总还是中国的，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50年代初，林徽因为了保护北京城墙，曾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过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争辩。据说，彭真说不过她，最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来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三门峡工程拟建时，黄炎培的儿子——留美水工专家黄万里批评某些“专家”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常识，妄言黄河下游会变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之严重超出了黄万里的预期。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的三门峡改建方案，正是当初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此时黄已被划为右派分子好几年了。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书记樊益山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个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农民，在超经济强制及极权思维深入人心的时代，要求尊重价值规律。杨最终死于“文革”，为后人称为“平民思想家”。
　　1978年12月，在小岗村严立华家，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等20个农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写下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保证书说：“我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十九、革命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族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邹容撰成《革命军》一书，与众同志饮酒诵读，并说：“我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为马前卒，诸君若有文章在此书之中，皆为马后卒而已。”邹容还写道：“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他说：“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于《新民丛报》第18号，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梁为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各国称中国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认为不妥，认为此意为“中国的共和”，太过狭窄，不如“Repu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属于全中国”。此议遂定。
　　孙中山早年在广州学医，仰慕康有为，曾托人转致敬意，意欲结交。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不忿而罢，又赴北京上书李鸿章，李不置可否，孙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这才开始反清革命。
　　张静江曾任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有一次在轮船上邂逅孙中山。当时孙刚从伦敦脱险，处事警觉，张静江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孙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业！以后你若需要钱，可以找我！”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帐号和三个字，约定若孙中山日后需要钱，可发电报，第一个字一万元，第二个字二万元，第三个字五万元。不久后，孙中山在日本筹划起义事宜，经费奇缺，想起张静江的话，便发电报一试运气，张静江果然履行约定，将钱汇来，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绍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为酬功，送给徐100万公债。徐用2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又用1万元遣散了沈佩贞的“女子北伐队”，然后把剩下的97万交还给孙中山。孙说：“你可以留着这些钱搞政治！”徐答道：“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跟着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钱！”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要1000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