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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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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说：“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亦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当时，陈璧君听说后赶到现场，汪精卫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当即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后，奉令移驻洮南，对付蒙匪。此地多戈壁荒漠，有的地方又草长盈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无法进行侦察工作。这时张作霖的绿林兄弟安遇吾请命打入蒙匪内部，探明并画好了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但安又想顺便杀一两个蒙匪头目，事败被杀，尸体被肢解，蒙匪更将安的尸体送给张作霖以示威。入殓时，张作霖发现安的身上有个伤口，里面似乎有物，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张地图。张作霖便用这张地图击溃了蒙匪。安遇吾的两个儿子也大有乃父之风，拒绝接受张作霖的报答，飘然而去，多年之后也成为有名的侠客。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如亡命客一样在东京过苦难日子，袁世凯仍不放心，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国民党人。湘支部长覃振认为蒋是一个大威胁，召集同乡开会商议对策，许多人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着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家正有一个朋友寄了一支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又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桃源留学生吴雪梅，其人年龄不过十八九岁，大家问他为何发笑，他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忙问他：“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么？”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道：“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二十二、军阀
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颇有悯伤之感。
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被唾骂为卖国贼，但事实上“签订二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即令外长陆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国际社会调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胁不得泄漏条约之事的情况下，他却旋即将此事知会英、美等国，并斥诸媒体，从而使日本陷入舆论被动。在具体谈判中，对原则性的“第五号”坚持不让步，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的爱莫能助，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个已远不足21条的条约。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不签城下之盟，势必兵戎相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就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人，被日本人衔恨不已。如今条约既成，袁世凯为之痛苦失声，要求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成王败寇，历史上越王勾践，先辱后荣，也不失为一英雄。倘若袁世凯真能发愤图强，一雪前耻，未始不可为一勾践，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为，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蔡锷的反袁“护国运动”，多少都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凯临终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取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1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消息一出，全国大哗，此事遂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频频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块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王辏г私阶芡吃揽糁袄系堋保揽仆跷叭衫稀薄Ｍ蹶＇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陈炯明一度持无政府主义，希望以联邦制来建国，先建立亚洲联邦，再与欧洲联邦，美洲联邦组织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他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韩复榘有古循吏之风，颇为勤政。1934年，山东大水，省府在济南设难民所收容难民。一日，韩复榘莅所训话：“第一，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灾民，受了政府的优待，变成一种特殊阶级，可以随随便便。第二，要听收容所工作人员的训话。第三，要早起，不要以为现在受灾，一切有官府照应，就可以敷衍，以至于养成懒惰习惯。”韩复榘是一个坚决的睡眠反对论者，经常以早起作为擢拔官吏的依据之一。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颇不顺利。韩复榘在山东规定恢复古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烫发、穿高跟鞋的女士都当作妓女抓起来。龙云在云南规定了十大工作，其中一项是禁止学生在街上骑自行车。河南西华县则是放灯、游艺、唱戏，热热闹闹地提前过了个大年。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独霸山西三十余年，山西因此寡有战事，治绩冠于全国。到三十年代，还一度被评选为全国的模范省，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
二十三、赤子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曾国藩亲笔写《爱民歌》，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先声，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庚子之变，山西巡抚毓贤获罪被发配西北，行至兰州又接到就地处决的圣旨。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曾是毓贤在山西时的下僚，念及旧谊，劝毓贤自裁。毓贤则说：“我是大臣，如今有圣旨要杀我而我竟不延颈受戮，是使朝廷法度不能行于臣下。多谢李君，请勿以我为念！”于是受刑而死。李廷箫对他的部属说：“山西拳祸初起时，我也有地方之责，岂忍独生？”于是仰药而死。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作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宋教仁说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陈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他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着“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杨度组织筹安会，为拥袁世凯称帝，可谓不宜余力。但他忌惮梁启超对舆论的影响力，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则在背地里商量道：“任公（梁启超）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他们二人一到天津，尚未开口，梁启超已拿出墨迹未干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文中不遗余力地抨击袁世凯，在蹇、汤的力劝之下，梁才勉强删除一些过于激烈的词句。梁启超并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见，梁启超之“另树一帜”远较他的弟子蔡锷高明。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杨度在日本，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两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却惺惺相惜。杨度与孙中山相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若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将尽弃我的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后来杨度鼓吹君主立宪的洪宪帝制，成为国家罪人，只好遁迹丘山，结庐学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为孙中山的国民党工作。
杨度有诗云：“市井有谁知国士。”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李大钊被捕前，杨度在熊希龄嫁女宴会上，从汪大燮那里得知苏联使馆将被搜查，马上避席而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不知为何，李大钊却没有离开苏联使馆，于是被捕。杨度为搭救李大钊，不惜变卖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李大钊死后，杨度又千方百计为他殓葬。
民国六年，蒋梦麟回国，理由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他后来在日本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稍后他看见日本人陶醉于对俄战争的胜利，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他说：“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被难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陈尸道旁，见者鼻酸。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害蔡公时。陈嘉庚聚集华侨演说道：“日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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