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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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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无乞怜之态。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他的演说令无数美国人倾倒，信件像雪片一样地飞到国会和政府，要求尽快支援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将士担心她的安危，她则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最险的一次，是抗战初期前往上海劳军，她的汽车在越过阵地时被日本飞机投弹击中，汽车被炸翻，她肋骨折断、脊椎受伤，却顽强地坚持劳军使命。纵观古今中外的第一夫人，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呢？
北大教授傅鹰说：“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我不明白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蒋介石曾力主推迟对日作战，但经西安事变后，他既已承诺抗战，即义无反顾。他在庐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地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奉调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惨遭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导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事他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纸。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林语堂《吾国吾民》自序中说：我堪能坦白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动身去台湾。林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于右任在台湾思念大陆，写下《鸡鸣曲》、《国殇》等大量诗词。《鸡鸣曲》云：“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望雨》则谓：“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至于《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二十六、狷狂
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王辏г�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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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见地独特，往往反常人之道而行。袁世凯任直隶大臣时，写信请他入幕，他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袁被贬回河南洹上老家时，他又为袁鸣不平，说朝廷“自坏栋梁”。到了洪宪帝制时，杨度拉拢他入筹安会，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国事非同儿戏，岂能一变再变？”洪宪帝制失败后，举国声讨袁世凯，他又说：“非袁世凯无以维持残局。”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为引起新的文战，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不想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钱玄同和陈独秀惟痛骂而已。胡适认为不符合民主辩论的精神，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五四”期间，社会上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胡适轻蔑地了写了篇《他也配》，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杨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后，即对人感慨道：“与先生畅谈终日，渊渊作高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我也许是他的臂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辜鸿铭，深为中国一些经典著作未能译成西文而遗憾。辜鸿铭答道：“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四书》，早在一两百年前，已经有外文译本了。”毛姆不信，辜鸿铭便约好三日后拿给他看。接下来辜鸿铭便用了三天时间，译出了英、法、德语的《四书》译本。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w‘r‘s‘h‘u‘。‘c‘o‘m‘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刘文典善治《庄子》，有《庄子补正》十卷，陈寅恪为之作序。他对此十分自负，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他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每次开讲，必先说一句：“《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吴宓也常去听，总坐在最后一排。当刘讲到自以为独到处时，总会抬头向后排张望，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必然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日军空袭昆明时，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躲避，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对人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因为只有我能讲《庄子》，他沈从文是为谁跑呵？”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作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曹聚仁在南社演讲，说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的诗人是龚自珍气氛的诗人，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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